师友梁启超迎新世运开新潮流

  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倒袁运动和护法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虽然生前身后一直争议不断,仍然不妨碍人们从不间断地用各种方式去怀念他。因为他用他的赤诚和灵动酿成了一种潮流,推动了大局,对后世的影响一直在发生。像春风在吹,细雨润物。

  2月23日是任公诞辰140周年,本期我们特约了梁任公的家人及研究专家撰文,并精选梁任公的友人、学生的回忆文字,共同纪念这位学业上可敬的师长、添犊情深的父亲和矢志不渝的爱国者。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国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元培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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