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诗歌的尝试——从梁启超到胡适

  诗歌更新的尝试应追溯于晚清。从晚清梁启超的提倡中,在传统中尝试汲取本来的古体律,成就晚清诗界革命。诗界革命其实是由梁启超在1899年在《清议报》上提出的,先前夏曾佑、谭嗣同的“新学诗”及黄遵宪的“新派诗”均不同于诗界革命诗歌。可惜的是这种尝试是吃力不讨好,这是因为争取不到两方面的参与者。

  第一班是废了科举的残余士子。他们的头脑大多已八股文化,不能转向,对此种文体感到压力不顺畅,又未到过西方或接触西方文学,怎能“吟到中华以外天”?而第二班,是后来革命派。留学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或美国等已强烈感受到传统的雕萎,在间接或直接地接受西方传统和现代化中,诗界革命看来似是旧瓶新酒的过渡。但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史的走向,是一种模糊的现代化觉醒。只不过晚清的诗歌革命大大忽略了两大元素,为新世界命名的两种东西,就是传统的白话文和西方的翻译。

  黄遵宪是晚清的外交官,到访过日本,美国,可惜他是一个举人,传统的压力过大,他拥有的命名能力不够,现观察其《今别离》一诗:

今别离 其二

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
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
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
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
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
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
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
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
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
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
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
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遵宪想写的是电报的迅速。复古改良的乐府载体有一种压力,是写作时惯性单向传统仿效,一种新的文体并不旗帜鲜明地明显,对新事物的语境消化不良。这诗明显是前人没有的书写对象,就是电报。可惜的是每一句句式也是诗词的经典,不是我手写我口的东西。而为新事物翻译命名的,仅是“电光”一词,这是时代的局限。尽管黄遵宪另有写日本的樱花,伦敦的大雾等诗,也只好是传统的语句。

  而钱钟书更于《谈艺录》已明确指出其诗只是用几个新字而已,但我并不这样认为。从内容上,这种目光可说是现代意识形态的觉醒,诗歌拥有西方的语境,是前人未有的开创者。诗人敏锐察觉到身处于晚清的时空,而不是在盛唐,从而倾覆传统的意象,写了电报这身旁的神奇事物。只是黄遵宪开始一点后停滞不前,但二十世纪诗歌史开辟的目光应放在其身上,是为后来者开路,纵然只是开跑了半步而交棒。

  黄遵宪的继承者之一,是柳亚子。柳亚子曾就读于上海爱国学社,以蔡元培为学校总理。教学科目有算学、理科、地理和英文等,是新派的学堂。比起黄遵宪的举人身分,柳亚子传统诗歌的阴影已逐渐减低。在诗歌的语言上,柳亚子已向白话化进上一层。而关于英译词语入诗,其实最早可溯源自远早于梁启超和黄遵宪的上海诗歌。而柳亚子更以卢梭﹑斯宾塞﹑民权﹑自由一类新名词入诗﹐力求创造出新的语境。现引元旦感怀一诗:

希望前途竟若何?天荒地老感情多。
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
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孤负好头颅。
椒花柏酒无情绪,自唱巴黎革命歌。

  这诗表现民族的危机感和革命的焦灼,但也是充满希望的焦灼,唱其巴黎革命的马赛曲。诗歌的内容更已摆脱古典的中和美,表现现代性的危机和焦虑。但是,对诗歌创新的进程而言,也只是继续跑了一两步。

  但为了继续新世纪诗歌的命名权,接棒者只好落在胡适身上。他与黄遵宪的相同之处,就是同处于西方的语境,他曾留学于美国。幸运的是,他是一位留学生,对诗歌传统的压力大大减低之外,更饱尝西方文化的撞击。《尝试集》中〈赠朱经农〉一诗中的句子,便是一种过渡的尝试,他承接着:

  “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作讲师。”

  “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菇。”

  “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来江边。”

  “回头你我年老时”,已见白话文的干涉已大为增加。翻译命名的词汇很多,粉条看来并不可能吃,其实就是粉笔,配搭同是外来事物的黑板。而“淡巴菰”(tobaco,香烟)、“辟克匿克”(picnic,野餐),则属于草创的命名阶段,看来辟克匿克就似吟咒语般,只顾及音译,而没有顾及义译。不过这种摸索和尝试,相对于黄遵宪和柳亚子而言,这新世界的书写已再走了一大步了,是崭新的五四诗歌形式的草创。日后诗歌的焦虑亦逐渐尝试,由社会扩大至人类本身生存的焦虑。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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