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国学报》第11期

編輯委員會：（姓氏筆畫為序）

文潔華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系/宗哲系
宗靜航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林啟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周國正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陳永明　　　　　前香港教育學院 語文教育學院
單周堯　　　　　香港大學中文系
馮耀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黃國彬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葛曉音（主編）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鮑紹霖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鄺健行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羅秉祥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顧問委員會：

安樂哲　吳宏一　吳清輝　余英時　李歐梵　周策縱　韋政通　徐中約
孫國棟　張玉法　傅佩榮　趙令揚　劉述先　劉殿爵　謝志偉　顏清湟

本期目录

◆香港詞語比較研究（頁243）

　　暨南大學　邵敬敏

　　本文舉例說明對香港詞語進行多角度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包括共時的橫向比較、歷時的縱向比較、方言之間的內向比較以及跟外語之間的外向比較。重點是跟普通話的比較，並從同義語素的選擇、語序的顛倒、同形異義詞語、同義異形詞語以及義項的增加等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香港方言詞語所透露出來的豐富的文化內涵。

◆玄牝象與原子論——東西方本原哲學的差異（頁259）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李葆嘉

　　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知識體系表現為語言文字形態，本原學術模式積澱為文字類型之中的先民對所用語言結構的自發分析。本文引進語言文字分析比較法以追溯東西方哲學原型的差異，並延伸到相應的一系列文化頜域。（1）西方屈折結構的語音繼起性導致了“音素論”或解析思維模式，東方孤立結構的語音共起性孕育了“音節論”或整體思維模式。（2）原始神祇崇拜是哲學之母，西方哲學是源於自然神崇拜的“物理哲學”，中國哲學為源於祖先神崇拜的“倫理哲學”。語言分析模式是哲學之父，西方哲學的“原子論”與音素論同構，中國哲學的“玄牝象”與音節論同構。老子之“道”本義赤子而兼指為產道和產子，玄牝象以人倫化育之道比類萬物產生之道，再及統治權術之道。(4）語吉結構與思維模式存在相關性。西方“邏輯論”源淤屈折結構表音文化，中國“意象法”源於孤立結構表意文化。（5）東西方的精神信仰、個體價值、社會組織、科學技術和藝術風格的差別，是語言分析、本原哲學和思辨模式差異在這些領域中的延伸。（6）祗有揭出中國文化的DNA，才能從根本上解釋幾千年來的歷史中國，恰當描寫東西方文化合流中的現代中國以及預見未來中國。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再檢討（頁291）

　　復旦大學中文系　陳尚君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是中國近幾十年來古籍編纂整理方面最重要的收穫，其取材廣博、資料翔實、異文齊備、考訂精審、編排得宜的優點，足為當代的文學總集編纂樹立典範書。因該書完成於四十年以前，加上作者沒有做最複後的加工細校，仍頗存缺憾。本文以當代學術的立場，對此書予以檢討，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時，指出其因初稿為《古詩紀補正》，以《古詩紀》為校勘底本，不免沿襲了《古詩紀》的一些錯失。用書方面，就當時來説已經可稱全備，未用者僅有《詩式》五卷本等不多的幾種。近幾十年有大量新出文獻的問世，多可增補本書。在作品鑒別和取拾方面，逯氏的態度十分慎重，因此在制定體例和具體別擇中，限定稍嚴，如《周易》卦爻辭古歌、漢代七言鏡銘、小說依託作品和釋道歌詩方面，都有較大宗詩歌的缺收。

◆陶淵明的思想創獲與實踐工夫（頁311）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香港侵會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　鄧小軍

　　魏晉時期哲學思想主流是玄學，性善論的儒家人性思想失落已久。在玄學內部，魏晉玄學家對於莊子哲學核心的心齋學説，慧解有所不足，更無此實錢工夫（嵇康例外）。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對魏晉以來失落已久的性善論的儒家性人性思想，獨立地作出了重新發明。陶淵明《歸園田居》詩對莊子心齋學的精髓，獨立地作出了融會貫通和透徹理解，這是魏學晉玄家所未有的洞見。

　　泯滅欲望之心，保持澹泊之心、自由之心，是莊子心齋哲學精髓。在任何環境、命運中，都能明辨是非，行為符合人性，是儒家心性修養工夫的精髓。淵明棄官歸田的思想抉擇和實際行動，是莊子心齋哲學的實踐，亦是儒家心性修養工夫的實踐。儒家的精髓，莊學的精髓，融合在淵明的思想和實踐中。

◆明僧紹與棲霞立寺史實考——重讀《攝山棲霞寺碑》與《明徵君碑》（頁333）

　　南京大學中文系　程章燦

　　南京棲霞寺的創立與南齊徵君明僧紹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明僧紹出生於山東平原郡一個有信佛傳統的世族家庭。他有很高的儒學修養，自宋至齊，多次拒絕朝廷的徵辟。最初，他在長廣郡即今山東青島一帶聚徒講學。秦始二年（466）由於淮北四州淪於北魏，他隨家族南下建康，升明元年（477)，又隨其弟明慶符到鬱州。三年後，他回到建康，並定居攝山，修築棲霞精舍。永明二年（484）明僧紹去世後，他的兒子明仲璋舍宅為寺，永明七年(489）法度禪師以棲霞精舍為基礎，正式創立了棲霞寺。

◆從《廣雅疏證》看王念孫的聲義相通說（頁345）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陳雄根

　　王念孫《廣雅疏證·序》云：“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書中每以聲義相通來疏解古義。近世學者，對王氏所言“某與某通”的語言成分、聲音關係，以及王氏聲義相通說，論之未深。本文就全書聲義相通的文例進行分析，闡釋其中所用術語，指出聲義相通的字，除通假字外，尚包括同源字和異體字。其次，本文考察不同術語所言相通字例，均屬音同或音近，並列表作出統計。第三是尋找王氏論定通用字的依據。最後對王氏聲義相通說的得失，作出評價，以補前人研究的不足。

◆詩心與故事——林庚《中國文學史》論小說和戲劇（頁397）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陳國球

　　林庚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位出色的詩人，也是一位著名古典文學研究者；兩重身份互相交疊影響，因而創作和研究別具特色。林庚的古代文學研究具體表現在先後出版的幾種《中國文學史》之上。其中第一本《中國文學史》寫成於1974年，更迴拔孤秀，見解和書寫方式與一般著作大不相同。本文把焦點放在“小說”和“戲劇”之上，試圖探討這位詩人如何談論“詩”以外的文類。我們發現林庚在研究中國文學史上的小說和戲劇時，非常用心追尋內裏的“詩情”和“夢意”，以中國方式詮解中國敍事體的理想結構。對於近似西方劇情的中國故事，反而輕輕帶過，無意深究。這種處理方式，與林庚一貫主張“中國文學事實上是一個以詩歌為中心的文學史”之說是互相呼應的。依林庚的看法，中國文學史在宋以前的重心離不開詩歌；即使宋元以後轉入“故事主潮”——小說戲劇當道，林庚還是偵察到其中許多的“詩意”。無論過去的哪一時段，“詩”仍然是理解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綫索。

◆《漢語大字典》義項辨正八則（頁419-420）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郭鵬飛

　　《漢語大字典》是我國規模宏大的字典，專家學者參與編訂之多，可說空前。全書共收五萬六千餘字，注重形、音、義的配合，深入探討漢字的內在義蘊，資料繁富，解釋精審，是現今最具影響力的字典。然而，中國文化深厚悠長，典藉浩如煙海，字典在材料的選取、理解方面，不免有遺漏、誤釋的地方，如“遇，字，字典“遇”第一類第一義項是“相逢，不期而會”，其意為“偶遇”。“遇”固有“偶遇”之意，但亦有不少語料顯示所“遇”並非偶然，因此，“遇”字如單以“偶爾相值遇”為解，則未能全面顯示“遇”的意義。又如“治”字，字典第二類第四義項為“有秋序；嚴整”，並引《釋名．釋言語》“治，值也。物皆值其所也”為證。《釋名》以“值”釋“治”，其義為“相當”、“恰當”而非“有秩序；嚴整”。又第十義項“為；作”，字典引《爾雅．釋詁下》“治，故也”及清郝懿行《爾雅義疏》“治與事聲義近……事訓治，治亦訓事”之說為證。可是“治”無“故”義，而郝懿行的訓釋亦大有問題，字典不察，引以為據，因而致誤。再如“在”字，字典“在”字第六義項為“存問”、“問侯”，書證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杜預注：“在，存問之。”杜預之說，顧炎武早已指出其不當之處，字典卻沒接納。以上種種，是未有對古籍作根本性考辨的結果。

　　本文就眼下所及，檢查“遇”、“盛”、“即”、“治”、“且“、“在”、“從”、“冒”八字相關義項，對其中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以供《漢語大字典》將來修訂時參考。

◆北宋“新學”名義考論（頁441）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方笑一

　　學界常以“荊公新學”指稱王安石一派學衍，此名稱並不見洛北宋文獻，實為清代全祖望首創。王安石同時代人僅稱王氏學為“新學”，這一名稱源於王氏領銜修纂的《三經新義》。熙寧八年《新義》全部頒佈後，程頤、司馬光、蘇軾等人皆曾用“新學”專指王氏學術，而以元豐二年程頤使用為最早。“新學”一詞多為王氏反對者所用，王安石本人及其門生徒學皆不以此稱呼自己一派學術，因為“新學”一詞在當時隱含貶義，反對者借以暗示它惟務新奇，與佛、老等異端糾纏不清，不屬於正宗的儒家傳統。因此，隱匿在“新—舊”這一判分背援的，其實是新潮與傳統、異端與正統的對壘，是北宋新黨與舊黨的角力。

◆東漢趙壹《非草書》作時考（頁453）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馮翠兒

　　東漢趙壹《非草書》一文在書法理論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且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也不小；但它的作時，至今仍未得到滿意的考證結論。故本文將結合東漢末年多件史實，推斷它的大概寫時和探索趙金的寫作動機。希望後人在引用《非草書》時，不致產生偏頗，從而為書論和文論的研究帶來點幫助。

◆“V著也是V著”格式試析（頁471）

　　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宛新政

　　從句法、語義、語用的三維角度出發，本文對“V著也是V著”格式進行初步考察。指出“V著也是V著”是一個緊縮結構，由於在語義上不夠自足，缺乏句法獨立性，它一般要與其他小句一起構成複句。該結構構成複句的語義關係主要是兩種：因果、選擇。整個格式的語用意義是“說話人認為某種持續行為

　　或狀態缺少積極性或缺乏價值，為克服或避免這種情況，應該採取一個‘略好’的新行為”。

◆不斷的樂舞，永遠的祝福——試論齊梁樂舞詩（頁485）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研究生　大村和人

　　樂舞詩描寫演奏樂舞的女人。一般認為宮體詩派專愛制作這種作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反對宮體詩的蕭統也制作了樂舞詩，此事實讓我們重新考慮樂舞詩的性質。齊梁樂舞詩中往往可見表達“樂舞不停”和“挽留上客”的兩種詩句。經過考察這兩種表現類型的源流和內涵，我們發現這些模式繼承發展了古代宴飲詩和祭祀詩中所見的祝禱詞。不但蕭統，而且頗多齊梁詩競相制作包含這種表現類型的樂舞詩來歌頓王期的和平、祝賀皇帝或宴會主人的幸福。我們應該注意漢魏晉六期詩歌，甚至齊梁的所謂“豔詩”也保留著古代詩歌的特性

◆情真？情貞：論馮夢龍在《三言》中的情愛觀（頁511）

　　東亞語言文化系南加州大學　張嘉蘭

　　這篇論文分析馮夢龍《三言》故事中有關貞節與情愛的書寫，以討論明末江南士人圈中，對家庭倫理與“情教”的理解與宣揚。“情教”觀念於十七世紀被馮夢龍正式提出，並通過白話小說與戲白深入人心。《三言》中的情愛書寫，提供了城市士紳讀者（包括婦女）對才子佳人式的婚姻的期待。一般學者多視馮夢龍為陽明心學與反道學的李贅的追隨者，本文則認為，馮夢龍為程朱理學與“情教”提供了一個接合點。李贅並不反對真道學與禮義，更為節婦作傳，強調“理即禮也”；馮夢龍也在《情史》序言中明確指出，“六經皆以情教也”。程朱理學視“夫婦”一倫與家庭為中國社會的基石，馮氏因而通過白話文學的影響力，倡議五倫乃根源於“情”，而“情”則必須以五倫的維繫與實踐為依歸。這篇論文因此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文本分析，探討《三言》中的貞節與愛情；第二部分則簡要討論《三言》中失意文人亟於移風易俗的心理焦慮，以及所反映出的晚明思潮與社會史。

◆記憶的寓言——論白先勇與“臺北／人”小說書寫的脈絡（頁539-540）

　　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班　楊佳嫻

　　臺北為臺灣戰後首要城市，集中了大量文化與政治資源，戰後因為國共爭鬥遷臺的大陸移民，亦有相當數量選擇以臺北為居住地。這些政治性移民懷抱著家國之思，接受了國民政府打造的復國神話。長期以來處在兩岸的現實對立中，以及鄉愁的牽扯，這些也成為戰徒大陸移民第一代寫作的主要內容。而在臺灣成長的大陸移民下一代，因為年歲不同以及大陸經驗之多寡有無，加上七十年代以來日漸抬頭的鄉土或本土意識衝擊，和都市擴張與族群記憶的關係，自我認同起了變化，對自己的上一代、自己所屬的族群和“中國”，也抱持著不一樣的態度。

　　產生於五十到七十年代的白先勇小說，是戰後臺灣小說明確以外省移民最多的臺北為主題的小說，多描述戰後大陸移民在臺北的生活情況和家國之悲，這一寫作的底蘊因為族群問題始終未曾消弭，在不同年代的外省籍寫作者身上遂有特殊的表現。八十年代以降，李渝、朱天文、朱天心、駱以軍，這幾位在臺灣成長或居住的“外省籍”小說家，延續對“臺北／人”的關注，家國之悲卻已然轉化，“臺北”的地位不再是鄉愁的副本，反而成為記憶的源頭，生命的救贖，或被視爲是新故鄉所在。特別是較年輕的朱家姊妹和駱以軍，他們身在臺灣，感受政治、族群和都市變化較深，也更加強了小説内無所不在的「孤兒」意識。

◆試論歷代文評對唐宋古文運動的整合（頁577）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馮志弘

　　自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始，評論唐宋古文多以“八大家”為代表，唐、宋古文運動合稱也成了約定俗成的慣例。其實，“八大家”稱謂的形成，乃至把唐、宋古文運動合而論之，都有其發展過程。透過比較歷代文評中對於唐、宋古文運動的論述，本文指出：一、北宋歐、蘇等古文大家有意識地把自身的文章，黏合到中唐古文運動的“文統”之中，促使了唐、宋古文運動“整合”的發生；二、自南宋始，把“韓、柳、歐、蘇”視為唐、宋古文四大家之說已幾成定論；並且透過宋、元、明三朝的演化，終於形成了“八家共名”的共識；三、愈到後代，人們愈不重視韓、歐等關於“文以載道”的主張，而更趨向把“古文運動”視為一次成功的“文學”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