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国学报》第7期

編輯委員會：（姓氏筆畫為序）

宗靜航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林啟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陳永明　　　　　香港教育學院
單周堯　　　　　香港大學中文系
馮耀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鄺健行（主編）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黃國彬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潘銘燊　　　　　香港教育學院
鮑紹霖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羅秉祥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顧問委員會：

安樂哲　吳宏一　沈宣仁　余英時　李歐梵　周策縱　韋政通　徐中約
孫國棟　張玉法　傅佩榮　趙令揚　劉述先　劉殿爵　謝志偉　顏清湟

本期目录

◆論《石頭記》脂評本南北方音並存的現象（頁1）

　　香港理工大學　楊昆岡

　　本文從《石頭記》書中選取十八個與兒童生活有關的詞語，就其所屬方言類別、在書中使用的情況及其同義詞使用的規律，加以分析，歸結出這些詞語分屬北京話、江淮方言、吳方言和西南官話，而且其中有曹雪芹一直使用而屬於江淮方言和西南官話。明清以來，滇南的語言風俗與南京相近，而曹氏用過的若干詞語還保留在今日的昆明話裏，故此推論曹氏用南京地區方言的語言寫作，在敍事和處理人物對話時候兼用多種方言詞語。

　　曹氏怕觸犯文禁，只認是《石頭記》的編纂者，小説不確定指故事發生的時地，既突破歷代小説的陳規，也為自己作了掩護。他行文瑣碎細膩，撰此一部巨著，所涉社會面廣，自然要用大量詞語，而他用詞又特別注重新奇別致的效果，講究避繁、錯綜、音調協諧、四言成句，又重視語言與人物身份、地位、個性的一致。政治因素和藝術追求，解釋了書中南北方言詞語同時並存的緣故。

◆從「放鄭聲」看孔子刪詩說的可靠性（頁27）

　　香港公開大學　楊靜剛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了古代《詩經》有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復，為三百零五篇。歷代學者對此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到現在還未成定讞，成爲了兩千多年來的學術公案。本文嘗試從孔子自己說「放鄭聲」、「鄭聲淫」這個標準來看孔子刪詩說的可靠性。文中首先提出古代聲（樂）、詩不分的現象，這在《荀子》、《墨子》、《儀禮》、《禮記》及後人顧頡剛的研究中都有説明。由於聲、詩不分，孔子既說「放鄭聲」，則鄭聲也應在被放之列，因爲我們不能想像只有歌詞（詩），沒有音樂（聲）的「樂歌」。但現在我們看毛詩，鄭詩歷歷在目，則孔子何嘗刪過詩？至於逸詩問題，本文作者認爲可能在《詩經》四家之外，尚有其他版本家派，至今佚傳，只留下一些佚文佚句，為今本毛詩所無，而由先秦學者引用，得以留存。1977年安徽阜陽出土的漢簡《詩經》，或者可以證明這點。阜陽與四家詩都不同，不禁使人懷疑它是否四家詩以外的另一個版本。假如是的話，則逸詩的問題自迎刃而解。而最主要的，阜陽詩經中收錄有鄭風八首，可見不論目前所見任何版本流派，都收錄了鄭風。由此，本文作者認爲孔子刪詩說是不可靠的，孔子其實並未刪過詩。

◆文人：士大夫、文官、隱逸與琴棋書畫（頁49）

　　首都師範大學　楊乃喬

　　在古來而漫長的中國古典文學發展歷程中，「文人」這一話語的緣起與表達負載著厚重的歷史内涵，「文人」作爲「知識分子」，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中一個重要階層。在歷史上。雖然文人的思想不直接創造財富，但他們的思想最終可以導出一種令人震撼的結果，那就是，文人在執著於信念、信仰中的創造並沒有直接帶來現實的價值而為後來者所接受，他們的價值潛在於他們的精神與生命的發展或逝去的過程中，並且，最終以他們的精神所佔據的百科全書式的地位而獲得權力。也就是說，最終以他們的精神與思想將凝聚在百科全書式的文本中，這種百科全書式的文本，為後來者的查找或提取意義而釋放出能量，在知識上轉換為一種權力而征服他者，但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那些坦蕩、正直的文人或士大夫一旦步入官場，他們便無法擺脫以一種情感、正直、智慧和思想來抨擊時弊或干預不公平的社會，他們總是以一種神聖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在天真中成就自己的自以爲是，最終使自己陷入一種艱難的生存困境中。正是由於文人與士大夫本身所特有的這種精神氣質，因此，逃避於隱逸，逃避於琴棋書畫也成爲文人士大夫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永恒演奏的一個母題。

◆尋常詩家難相例——宗法杜韓的近代詩學意義（頁109）

　　香港浸會大學　吳淑鈿

　　自宋代以來，杜韓常被同時標舉為詩學的典範，這除了意味他們有相同的藝術風格外，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詩學趣味。考察近代詩壇，杜韓更是廣大的詩家學習的對象，儼然成爲中國古典詩壇最後的一個大典型。本文擬從三方面探討近代詩學宗法杜韓的意義。首先是從近代宋詩派的詩觀出發，指出宗法杜韓是學人詩與詩人詩合的理想具現，也是近代以學問性情為詩的詩論精神的總體呈現。其次是近代詩學既重視創作主體的道德修養，反映在學古的對象上，杜韓符合詩與人合一的主導精神。最後是從藝術特質及詩史地位著眼討論杜韓詩並稱的意義。通過三方面的論述。期能找出近代詩學上杜韓被認取作為學習對象典範的本質，及在道咸以後的學宋潮流中，杜韓以唐人仍被標為大家的價值意義。

◆郘鐘器主再探（頁183）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潘慧如

　　郘鐘是春秋時代晉國有銘青銅器，與晚清年間在山西省出土。王國維根據銘文内容所見之姓氏，論定郘鐘器主爲晉國魏錡之後人，然而，近人有不同的意見，或郘鐘器主為魏錡之子魏絳，或以爲魏錡之子魏相。本文試從史籍中所見魏氏世系，剖析後出之說並不能成立，因此，郘鐘器主的身份仍以王國維的説法為恰當。

◆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對杜甫的研究概況（頁197）

　　香港浸會大學　陳少芳

　　本文嘗試以出版地來界定「香港」一詞之所指，並把一九四九年以後，曾在香港出版或發表過有關杜甫的論文、著作和選集等資料，加以搜索和整理，進而從選本之述評、李杜之比較、有過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而展開的討論等不同範疇作綜述，希望能藉此勾勒出自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在杜甫研究方面的概況。資料整理後發現，綜觀近五十年來香港出版過有關杜甫的論文已超過一百篇，著作和選集亦不下三十多本，以香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而言，成績實在令人鼓舞。而香港對杜甫的研究出了涵蓋範圍廣泛之外，研究方法每以多層次、多角度展開，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學理論的運用，這在提供討論問題的視野方面而言，是有其積極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