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言小说

    第一节 最初的小说观念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演变之中，中国古小说的观念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无论其外延如何扩展，在古小说的初起阶段──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确立下来的核心却始终没有移易过。这个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小”。

    在大哲学家庄周的宏文中，我们第一次读到“小说”这个名词：“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在这里，庄子把“小说”与“大达”相对而言，指的是浅薄而不中义理的学说，与另一位大哲学家荀况的所谓“小家珍说”是一个意思，而并非我们所惯于理解的文体上的“小说”概念。

    但是，到了汉代，“小说”这个名词被用来作为一类古代与当代典籍的总称，为学者们所习用。东汉班固在那部弥足珍贵的书目《汉书·艺文志》的子部中，列出”小说家”一个门类，并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删其要”而成的，它反映的应该是刘歆、班固共同的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小说家所说的都是”闾里小知者”所谈论的“小道”。小道是相对大道而言的。它应该是指帝王之道和政教得夫，是高士大人们热衷的话题。而行止于里巷野途之中的民间父老们所关心的，只能是治身理家、衣食住行的小知小道了。

    与刘歆同时的学者桓谭在其《新论》中这样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今人余嘉锡先生认为：“桓子之言，与《汉志》同条共贯，可以互相发明也。”的确，通过它，我们知道，小说均为“短书”。所以，小说的核心也就是内容和形式两见其小。在简短的篇幅中，演述平民百姓身边发生的家长里短之事，这就是最初的小说观念。从此以后，中国文言小说便沿着刘歆、桓谭、班固所确立的轨道向前发展。参与其事的作者越来越多，达到的水平越来越高，开拓的范围越来越扩大，经魏晋到唐宋，发展成为内容至为庞杂，形式也趋多样的一类典籍。今天，我们把这一类典籍称文言小说”，也有称作“古体小说”或“笔记小说”的。它确乎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两千年来顽强地根植于文人头脑中的本位的小说观念。

    第二节 小说的起源

    以往学者谈古小说的起源，往往笼统言之。由于各人的着眼点不同，所以看法也不一样。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奠基人鲁迅先生认为：

    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藉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前者状小说的发生，后者涉小说的内容。鲁迅认为，小说起源于人们閒暇休息时所讲的神话传说故事。这种看法影响很大，几成定论。正是由于这种思维导向，所以，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保留大量远古神话传说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去探求中国小说的源头，却对《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中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或表示不理解，或索性忽略、回避了。其实，《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是直到清朝修撰《四库全书总目》时才被目为小说而置于小说家类的，在此之前，《山海经》一向是被看作地理学著作，而《穆天子传》更是被当成起居注或实录而倍加信从。人们并不把它们当作浅薄荒稽的小说。这两部作品固然对后代志怪小说发展影响很大，但毕竟只是其来源之一支。中国的古史、宗教、艺术、文学都是从神话这片朦胧而丰厚的存在中发展出来，虽然民间父?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也必然有神话传说的内容，但决不会仅限于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农桑草木、民物风俗、天文星象以及治身理家之言，也许会令他们觉得与自身更为切近一些吧！而且，鲁迅先生所谈的仅是小说的发生及其内容的起源，而并未涉及产生的过程和创作主体。我想，谈小说之起源不谈这些，大概算不得完满。

    古今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小说起源于汉武帝时的方士。这种说法的最早的表述见于汉代大学者张衡的《西京赋》：“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宝储这篇文章收于梁代编的《昭明文选》之中。薛综注曰：“小说，攻巫厌祝之术，凡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唐李善在注释”虞初”时曰：“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中也确实著录了《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清代大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中力主此说：“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讬也。”汉武帝酷嗜方术，迷信鬼神，方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信任，风尚所及，“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王瑶先生这样阐释道：

    无论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的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提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藉著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讬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

    这样说来，中国小说的起源被延迟至西汉武帝时期。这与中国小说的实际发展并不相符，因为在先秦时期，确实已有小说作品如《伊尹说》等存在。就《汉书·艺文志》而言，班固在注中所说的“依托”也并非必为方士之所依托。否则，距武帝时未远的刘歆、班固必会了然，而不必语意犹豫地称“似依讬也”、“似因讬之”。其实，张衡在《西京赋》中所揭示的和王瑶先生所描述的实在是两汉小说的实际状况，方士小说实在是两汉小说的主流。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些学者谈小说的起源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汉书·艺文志》，或怀疑《汉志》力倡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甚至有人还要“打破对《汉志》的迷信”。究其原因，无非是对稗官这一官职深表怀疑。”稗官”其名不见于先秦古籍，颜师古注也语焉不详，荀悦在作《汉纪》时，叙诸子九家之所出，全抄《汉志》，而惟独在”小说家者流”之后，删去“稗官”二字，仅称“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隋书·经籍志》也不再称“稗官”，而径言“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我们今天虽不能明知《汉记》、《隋志》删去“稗官”的原因，但这种现象已足以使后代学者疑窦从生了。

    究竟何为稗官？《汉书》如淳注曰：“《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如淳注虽点出语源，但割裂解释，往往使人误入歧途。倒是颜师古注最有启发：“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这里，把都官、稗官与公卿大夫相对，都官为京官之通称，稗官也正是小官的通称或雅称，并非有一专门的官职。那么，何为“小官”呢？《周礼》曰：“宰夫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小官，士也。”在古代官制中，士是公卿大夫以下地位最低的官（也有上、中、下之分），故通称小官或稗官。其职掌也很明确。《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族于市，百工献艺。 本自《左传》的汉贾谊的《新书·保傅》篇说得更加详细： 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而宰收其膳，宰之义不得收膳则死。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谏，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若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

    又《国语·晋语》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虞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韦昭注曰：“在列者，公卿至于列士也。风，采也。胪，传也。”至此，我们已经很清楚，在古代政治制度中，君王听谏是很重要的事，而士的专职，是采传言于市，问谤誉于路，了解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与愿望呼声，这正是《汉志》所谓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并把它传达给上一级官吏，以作为君主决策的依据，这就是“士传民语”。士所传达的内容必然广而杂，无所不包又往往浅薄琐碎。士在记录这些民语的过程中，必然有所选择整理，他们最后交给上官、诵于朝廷的文本，应该就是小说最初的形态。士虽有文化，但毕竟有限，其鉴识能力和文字功夫亦参差不齐，他们的劳绩在卿大夫手里可能也经过加工，从中择出可观可采之言，而其它大部分所谓荒诞不经、不中义理之言，应该都被删简殆尽。今天我们在《汉志》中见到的十五家小说，也许是从众多的文本中择出的较好的几种吧！也正是由于小说产生的这个过程，才决定了小说篇幅短、内容小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小说起源士传民语，出于稗官或公卿大夫之手。《汉志》的说法并非穿凿附会，而是于史有据的。班固把小说家剔除出了“可观者”九家之列，不但是对小说本身，更是对小说的创作者“士”的轻视。而荀悦《汉纪》之不提“稗官”二字，大概是因为稗官与前九家所出自专门官职的情况不同，仅为泛称，与体例不合，倒不如直街说巷语”来得明快干净了。

    第三节 先秦小说

    一、《汉志》所载先秦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虽说直到汉代才正式出现，但小说书在先秦就已存在了。可惜的是这些书早已亡佚，我们只能通过今存的几条佚文和书目来了解它们的情况了。《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十五家，”十五家之中，自《伊尹说》至《黄帝说》，凡九家，皆先秦以前书。”它们分别为：《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下面试析几例，以说明先秦小说之特色。

    《伊尹说》的佚文，《说文解字》曾引述过：“《伊尹》曰：果之美者，箕山之东，青凫之所，有甘栌焉，夏熟也。”“《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经之秏。”应劭《汉书音义》中注”果之美者”数句，也称《伊尹书》。这些资料都过于简略，难得其详。但在更早的诸子书中，却有更详尽的记载，最完整者当推《吕氏春秋·本味篇》。此篇不但说明了“伊尹生空桑”的出生之谜，更详尽历叙了伊尹归于汤之后，“说汤以至味”的经过。伊尹通过五味调和之理和肉、鱼、菜、饭、果“之美者”等等天下至味，向汤阐明了“圣王之道”。所以，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认为，《本味篇》当出自小说家《伊尹说》。翟灏《四书考异·条考三十一》更考证道?《吕览》，考班固《艺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说家，盖吕氏聚敛群书为书，所谓《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说》中，故汉人之及见原书者，犹标著其原目如此。此说极是。《汉志》道家类另著录有《伊尹》五十一篇，注云“汤相”，而不称“依讬”。所以，这类饮食烹调的浅薄之说，必非道家书，正是小说家言。伊尹为庖说汤事，战国时已喧腾众口，诸子多有引述。吕不韦《吕氏春秋》著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二三九），秦尚未统一全国，则《伊尹说》当是战国时人合此类街谈巷议、丛残小语，讬之伊尹而成。

    《鬻子说》十九篇，《汉书·艺文志》注曰：“后世所加。”道家类另有《鬻子》二十二篇，原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今仅存一卷十四篇，收入《道藏》和《守山阁丛书》中。从文字来看，浅薄幼稚，不像道家书，所以《旧唐书·经籍志》和《宋史·艺文志》把它列入小说家类。

至于《周考》和《青史子》，清人章学诚说：“小说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书虽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记事也。'则其书非《尚书》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观《大戴礼·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记》，则其书亦不侪于小说。”鲁迅也说：“遗文今有三则，皆言礼，亦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章学诚和鲁迅似乎都认为该书当入礼类或隶属史部，因为青史子是古代的史官，尽管其地位较低。其实不然，三条佚文一言胎教之制，一言居行之礼，一言用鸡之义，皆为古代礼法之小事，较之“三礼”之宏仪重典，自然显得浅薄而非大义，正该列入小说家类。《周考》虽为史书，但记录的大概是古代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周代的历史传说，刘歆、班固也许以为它荒诞而不可信，所以便也收入此列了。

    《宋子》十八篇，班固注称：“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先秦确有宋子其人，在诸子著作中，称作宋钘、宋荣、宋牼，其实都是一个人（见俞樾《庄子人名考》、《俞楼杂纂》二十九条）。从诸子记载来看，宋子的学说主张劳身克己以救世拯民，对内提倡清心寡欲，生活俭约，对外要求寝兵止斗，禁攻休战。其寝兵与节俭，合于墨家之说而律己更严；其情欲寡澹，见侮不辱，合于道家之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所以，班固称“其言黄老意”。但为什么不入道家类或墨家类呢？余嘉锡先生这样推测道：“意者宋子‘率其群徒，辩其变说，明其譬称'，不免如桓谭所谓‘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欤。盖宋子之说，强聒而不舍，使人易厌，故不得不于谈说之际，多为譬喻，就耳目之所及，摭拾道听涂说以曲达其情，庶几上说下教之时，使听者为之解颐，而其书遂不能如九家之闳深，流而入于小说矣我们认为这种推测是有可能的。

    通过《汉志》所载的先秦小说，我们可以明确，我国最初的小说不但形制简短，而且内容在当时被认为是浅薄的小道，具言之，于史则为民间流传的不可尽信的传说，如《伊尹》、《黄帝》、《周考》；于礼则为流行于平民口中或生活中的礼法风俗；于子则为偏于耳目所及的譬喻杂谈，与治国安邦的大道自然无涉。

    二、今见先秦小说

    在今人眼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都被看作小说作品，但这是在明清时期才逐步得以确立的观念。在此之前，它们都被认为是历史著作。
《山海经》今存十八卷，晋人郭璞注。关于它的作者与成书，历来多有争论。汉刘秀《上山海经表》认为是伯益所和，《颜氏家训》则提出为“夏禹及益所记”。明杨慎又创新说，称古有九鼎，鼎上有图有文，图谓《山海图》，文即《山海经》。其实，这些说法或为依托之辞，或为臆度之说，并不可信。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它应当是战国中后期巫祝方士之流采撷古代神话和地理博物传说而成，至秦汉时被定为一书，名曰《山海经》。

    《山海经》包括《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等几部分。其中有关于羿、烛龙、启以及西王母的神话故事，又有许多山川地理、动物植物、矿产医药之类的记载，而且大都被巫术化或方术化了。《汉书·艺文志》收入数术略形法类，所以鲁迅称之为“古之巫书”；而其地理博物性质又使古人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书。清毕沅认为它是“古者土地之图”。《隋志》、两《唐志》均人史部地理类。不过，从小说史发展的观点看，它实在是具备了古小说的特点：篇幅简短、寥寥数语，内容则“宏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而且，其极为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山川博物事迹形成“偏好语怪”的风格，正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即所谓”古今语怪之祖”。至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说得更是直率；“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古人尊崇古书，不敢置疑，也只有到了明清时才敢正视，说出”百无一真”的话，才能点明其真正的性质。

    同样，《穆天子传》也是如此。《隋志》收入史部起居注类，《新唐志》收入实录类，均以信史目之。但清人纪昀认为，该书”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所以把它降而归入小说类。《穆天子传》是晋咸宁五年（二七九）汲郡人不準从魏襄王墓中盗发出来的，用战国文字书于竹简之上。晋太康二年（二八一）由荀勖、和峤等整理写定，是战国时人所作无疑。今存者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而行、会西王母事，后一卷述盛姬卒于道途中及归葬之事。 另外，今本《逸周书》中存有《克殷》、《世俘》、《王会》、《太子吾》四篇，鲁迅称其“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在今天则应当被看作小说作品。

    第四节 汉代小说

    一、《汉志》所载汉代小说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早已亡佚的十五家小说中，为汉人所作的有六家：《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百家》。从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汉人心目中的小说的内容。

    《封禅方说》，十八篇，班固注曰：“武帝时。”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言，以为封禅可以不死，与仙人交接，便与公卿诸生议论封禅仪礼。群儒不能辨明封禅之事，又对方士所拟的仪礼祀器大加批评，以为不合诗书所载之古制，“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便罢而不用。所以，我们推测《封禅方说》是当时诸生与方士辨论封禅的言论集。书名中的“方”，当是方术之意。由于当时汉武“尽罢诸儒而不用”，所以此书所载可能都是方士之言；而群儒之论，应该不在这十八篇之列。

    《汉志》所载小说中，篇幅最大的是《虞初周说》，达九百四十三篇。班固注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又据《汉书·封禅书》说：“（武帝）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又说：“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据此可知虞初是河南洛阳人，汉武帝时以方士得登高官，曾经乘着传车为武帝访求仙人，并善于禁咒。两汉时期，阴阳五行之学，谶纬迷信、神仙方术之道盛行。汉武帝为求延年长生，不死成仙，对神仙方术尤为热衷，所以，他信从方士，一生干过不少封禅、广祠、求仙之事。方士也因此得升高官，为皇帝近臣，随时为皇帝服务。张衡《西京赋》有：“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虞初周说》是方士的“秘书”，内容都是“医巫厌祝之术”，是用来随时应付皇帝提问的，它的作者应该就是虞初。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颜师古注云：“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饶和安成身份一样，都是方士。未央术讲的可能是长生不死之术，心术不知其意。两书的性质与《虞初周说》一样，都是为“待上所求问”所作的。又有《臣寿周纪》，七篇。班固注云：“项国圉人，宣帝时。”不知此书所云为何，可能也是方士所为。

    这些以封禅、养生、医巫、厌祝之术为内容的方士所作的作品，在汉代被学者当作小说来看待，正是因为其品流杂乱，所述皆机祥小术，往往荒诞无稽，与闾巷传闻、道听途说并无不同，所以，被列为小说家。我们可以把这类作品称作“方士小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六家小说，五家为“方士小说”，惟《百家》一种为学者所作。可以肯定，方士小说必非仅此五种，还有大量作品未被著录。所以，我们认为，方士小说是汉代文言小说的主流。

    《百家》，一百三十九卷，今存佚文两则。《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录《风俗通义》所引，言公输般见蠡事；《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三录《风俗通义》所引，言城门失火，祸及池鱼事，都是比较典型的“近取譬论”的“丛残小语”。关于《百家》的作者，班固未注，但一般认为是刘向。宋本《说苑》卷首有刘向所作的一篇《说苑序奏》云：“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可知，此书是刘向在校理群书时，对那些“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的残简断章进行整理，把其中“浅薄不中义理”的部分摘出而编就的，与刘向另外编成的《新序》、《说苑》体例相同。这种作法，正与先秦以来的小说观念相符合。所不同的是，先秦小说多直接采自民间，而《百家》则是杂取周秦汉初人的典籍，来源虽有不同，其实一也。

    二、今见汉代小说

    汉代小说能够流传下来的极少。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作伪之风盛行，所以，今见的一些题为汉人所撰的作品，往往受到人们的怀疑。同时，又因为汉代距今辽远，典籍散佚严重，真伪混杂，不易鉴别，所以，今见的汉人小说的真伪问题一时难以弄清，我们只能简略介绍几种有比较确实的证据证明是汉人的作品。

    《神异经》，一卷，《隋书·经籍志》地理类著录，题东方朔撰；《新唐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到《直斋书录解题》始入小说家类。自汉末至唐，人们一般都认为此书是东方朔所著，直到南宋时，陈振孙才开始怀疑它。明胡应麟、清纪昀都因为其词藻缛丽而认为是六朝文士假托的。其实，这也不正确。《神异经》固然非东方朔所作，却仍是汉人作品。《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中有服虔按，引《神异经》，而服虔为东汉末年人。所以，《神异经》是汉代书无疑，而且很可能产生于西汉。 此书是在《山海经》影响下产生的，共九篇，分别记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等八荒及中荒的山川地理、神灵异人和禽兽草木，其中”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在形象和表现方法乃至笔法上都模仿《山海经》，但有些地方已加以变化、丰富，幻想也新鲜奇特。在书中，作者还时时表现出神仙方术的观念和儒家思想。所以，谭献称它“亦有风议之遗意”。可以看出，此书的作者当非方士巫师之流，而应该是个熟读《山海经》的儒生。

    《汉武故事》，晋葛洪《西京杂记题辞》首次提及，为二卷。《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著录，《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崇文总目》题班固撰，《郡斋读书志》题王俭造，皆误。今本《汉武故事》有曰：“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视之如童女。”元延为汉成帝年号，即称“今上”，则作者当为汉成帝时人。 此书记汉武帝一生遗闻，以叙述他求仙之事尤详。书中提到不少汉武帝时方士神仙家的事迹，如刘安能隐形升行，李少翁“年二百岁，色如童子”，钩弋夫人死后得道，东方朔为木帝精等等，其中写西王母会武帝的传说，最为著名，也比较优美。《汉琥故事》把历史与幻想相融合，文笔简雅，已成为比较典型的志怪小说了。

    还有一种述汉武帝神仙异事的小说，叫《洞冥记》，又称《汉武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一卷，题郭氏撰；两《唐志》著录四卷，题郭宪撰。它被列入小说家类，是在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今安徽太和）人。新莽朝不仕，隐于海滨；汉光武拜为博士，后迁光禄勋。为人刚直，好方术。明代以来，有不少学者都怀疑《洞冥记》是六朝时的作品，非东汉郭宪作，但都证据不足。而唐宋时人普遍认为《隋志》所说的“郭子”，正是指郭宪，今天也没有充分理由否定掉，故从之。

    郭宪本好方术，所以，对汉武帝的求仙活动十分赞赏。他广采武帝时的传说，“集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以补今籍之阙，洞达神仙冥迹之奥妙。此书的内容都是与汉武帝有关的神仙怪异传说，包括求仙异闻、神山仙境、仙丹灵药、奇花异草、珍禽怪兽等等。其中关于武帝与东方朔的故事为他书所不载，比较重要，而其对远国遐方的珍奇异物和风俗人情的记载，很明显是受《山海经》之类的影响。但它文字靡丽，有较多铺饰，不似《山海经》之简古。

    今见汉代小说中，小说意味最浓的，要数《燕丹子》。该书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一卷，不题撰人姓名，注曰：“丹，燕王喜太子。”《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卷，题“燕太子丹撰”，实望文生义而误。今见传本是《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

    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说法很多。《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代涉笔》，认为《燕丹子》“似是《史记》事本也”，自然承认它是秦汉之间的古书。清人孙星衍则径直说它”审是先秦古书”。但明胡应麟则以为当汉末文士所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承袭胡应麟的说法，进一步说出于应劭、王充之后。根据现有的资料看，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在汉代已基本定型，虽然在文字上，后人可能有所增饰或删改，但作为汉代小说，应该是肯定的。

    战国时期燕王喜二十八年（前二二七），燕太子丹派刺客轲刺杀秦王赢政，史有其书，其传奇性的情节和悲壮的结局极富感染力，所以，整个秦汉时期在民间流传极广。在这个“道听涂说”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不少内容和细节，情节更加曲折生动，使之离史实越来越远，距小说越来越近了。《燕丹子》正是在这些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至于作者是谁，已经无从得知了。此书文字亦佳，“长于叙事，娴于词令”，笔致典雅，有史传文之风。所以，胡应麟对它很看重，当作“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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