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黄松同志
在第一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

黄 松

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国古籍出版领导规划小组办公室对第一届古籍数字化国际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为此次会议的召开付出辛勤劳动的首都师范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其丰富与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又是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有文献可以记载的国度,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的延续下来同中华民族始终重视编纂和保存文献有直接的关系。联系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由于缺乏历史记载而造成历史中断带来无法弥补的遗憾的事实,对中国古籍价值和意义的评价无论怎样也不为过。

  中国的古籍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历史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订《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持续不断,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古籍出版整理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国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1978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历经二十年点校出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报留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此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种类超过15万种。1949年以来整理出版了1万多种,1982年以来整理出版近9千种。这组数据直接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及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取得的成就。

  整理古籍,事关文化传承,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既要继承传统又要超越传统。我们要用现代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用现代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表现,用现代研究成果对传统文化进行补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突出的数字化已经显露了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这一点就规模较大的古籍来说,优势更为明显。电子版古籍的信息容量更为巨大,检索方便,易于保存,有传统的纸质出版物无法替代的优势,深受学术界或读者的欢迎。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出版整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传统的古籍整理拓展了新的领域。在古籍的保存、传播或使用上发挥了更大的效应,带来的新的发展契机。古籍的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发展的未来方向。顺应这种变化是时代向古籍整理提出的新要求。

2007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