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君
2008年1月31日凌晨，93岁的杨仁恺先生驾鹤西去。国家痛失瑰宝，文博界骤失大师。我们怀念这位老人，感怀他为新中国文博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杨老与上海博物馆交流频繁，曾多次参加了上海博物馆的展览和学术活动，可谓有请必来，有来必论，独具慧眼，妙语联珠。他对上博的业务工作，尤其是书画业务的推进作出很大贡献。2000年8月，菲律宾华侨荘万里子女邀请杨老到菲律宾鉴定父亲生前的收藏，杨老在百忙之中不远万里飞赴马尼拉，在荘氏“两涂轩”鉴定了这位爱国华侨生前收藏的几百件文物，其中仅宋元明清珍品就有百余件。当时85岁高龄的鉴赏家的敬业精神令老华侨子女感动不已。杨老回国不久，他们即按老先生“捐给祖国”的愿望，多次访问上博，考察上博的馆藏条件和人文环境，将200多件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次捐赠，不仅丰富了上博的馆藏，也让上博人感受到了荘氏家族的崇高境界和杨老的深情厚意。
我与杨老结识较早。后来在上海图书馆做管理工作，由于老馆长顾廷龙先生与杨老交往甚密，所以有机会经常求教于杨老。他博学多才，诲人不倦，以文会友，给人智慧。自从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以后，有更多的机会与杨老见面，或欢聚于上博，或相会于北京故宫，或在辽博与杨老一起同赏馆藏，共商国宝大展。2002年11月底，时值上海博物馆50大庆前夕，“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这一展览由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三家联合举办，共展出72件晋唐宋元书画。数十件千年遗珍浩荡汇聚，集中亮相，实属空前，极为难得。在办展的一个多月间，每天凌晨，摄氏零下五度，在严寒中开始形成队伍，直至早上开馆。进馆后，在几个展厅前依然排起长队。尤其在二楼展厅的《清明上河图》前，一排又是几个小时，可谓前所未有的长队、难以忘怀的人潮和文化盛事的轰动。许多观众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旷世巨制，但并不知道《清明上河图》在世间沉寂了800年之后是谁重新发现它的。这位探宝功勋就是时任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员杨仁恺，发现时间恰好是“国宝展”开幕的50年前的1952年。而发现国宝的50年后，杨老又对国宝展的策划贡献了智慧！
杨老是著名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家、书画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之一、辽宁省文史馆名誉馆长、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博界的泰斗级大师。在辽博举行的杨仁恺先生的追思会上，我曾由衷地说：一个人要集书画鉴赏、书画创作和文博研究于一身并不容易，但是杨老做到了！一个人要接二连三地发现国宝、揭开故宫书画国宝疑云并不易，然而杨老做到了！一个人要做到学识渊博、情操高尚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并不易，可是杨老做到了！2000年杨老被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鉴赏家”称号，杨老当之无愧！
一、“国眼”与“国宝”
博物馆以“博”取胜、以“物”为源的特质来源于观众认知文明、鉴赏文物的期望与需求。博物馆的藏品穿透了漫长的历史，抖落了历史的尘埃，演绎着沦桑巨变，表达着岁月坦诚。同样，博物馆挟裹着收藏保管、研究和社会教育三大功能的博物馆文化以其犀利的历史穿透力诠释着历史的庄重、深沉、坚毅和苍伟。杨老从鉴定、收藏到研究、普及几乎无所不能，其前提当然在于慧眼识真金。
杨老在而立年之前，转职于成都群觉女子中学、成都球精印刷厂校对员、重庆德光印书局协理及说文月刊出版社顾问、重庆私立敬业高级商业学校任教等。期间，山城众多的文化名人郭沫若、徐悲鸿、沈尹默和老舍等前辈对杨老的文化熏陶意义颇大。同时，杨老与徐悲鸿、潘天寿、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等一代宗师结成师友之交。抗战结束后，杨老移居北平。一颗钟爱中国古代书画的赤诚之心促使杨老经常驻足于古玩云集的琉璃厂等街头巷尾，醉心于书画鉴赏的心得交流，喜庆于历代书画的寻觅收购。如果说杨老的“国眼”在解放前只是“初试锋芒”的话，那么解放后就是如鱼得水而成为真正的“火眼金睛”。
1949年，杨老受聘为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研究室研究员；1950年，调任东北文化部文物处研究员；1952年任东北博物馆研究员，在长春、兴城、天津等地清查长春伪皇宫佚目书画，并参加东北博物馆在沈阳、北安两地的藏品清理工作。1962年8－9月，参加中央文化部书画鉴定小组在辽宁省博物馆的书画鉴定工作；1983年8月参加“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小组”，与谢稚柳、启功、刘九庵、傅熹年等一起成为中国书画鉴定最高机构的成员。杨老和“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小组”在8年间走访了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多个书画收藏单位，对全国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物商店等单位所藏的6万余件书画作品逐一鉴定，不仅梳理摸清了国内现存古代书画的基本家底，而且编印出版了文字图目。杨老在书画鉴定工作中呕心沥血，硕果斐然。
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解放初期，正是由于他的慧眼识宝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清明上河图》真迹被发现，《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国宝级书画珍品重新被国家文博单位庋藏。
1952年，杨老参加东北银行存历代书法名画整理鉴定，以及拨交东北博物馆的接收工作。1945年8月，苏联红军在沈阳机场俘虏了本想在此转机逃往日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当时他随身携带的物品移交给了中方，后来这批随身携带物品存入了东北人民银行保险库，其中就包括一批来自故宫的书画珍品。
1950年冬天，新成立的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委派已在沈阳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杨老，清点和整理战争中缴获的文物。他在一堆已经被工作人员初步认定为不重要的书画中看到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但开始他并没有太激动。因为在这以前，东北境内已经发现好几幅《清明上河图》，都被看成是明清时苏州作坊或清宫画师所绘制的仿摹本。在中国画史和明清以来有关笔记中，人们对《清明上河图》历来都极为重视，然而，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自北宋以后就失传了，几百年来，人们对它的真实面貌，始终一无所知。民间流传着许多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仿作，大同小异，他们临摹的是否就是张氏原作，多年来一直是个谜。而且根据传闻，真正的《清明上河图》已经被运到了台湾。然而，随着画卷的展开，杨老的内心逐渐升起了按捺不住的喜悦：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长卷绢画，画面呈淡褐色，行家一望便知此画已经年代久远。而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都体现着明显的北宋特征，仅这点就是各种仿摹品不具备的。而且这幅长卷上虽没有作者的签名，但后部却有大量历代名人的题跋。
杨老从以下几点对该画进行了考证：首先，这幅画的编年没有问题，而且它的内容和《东京梦华录》里的记载是一致的。比如，当时开封的桥是木结构的而不是石头桥。其次，这幅非常精细的民间风俗画，具有宋代风貌。其他一些仿造苏州的《清明上河图》，比较容易识别，内容和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对应不起来。对于宋朝的那幅原作，多年来杨老从各种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中已悉心了解了，所以当他一看到那张画就与心中北宋时代风俗画的场景不谋而和。杨老激动之余断定它就是藏身匿迹了800多年的北宋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杨老在《国宝沉浮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发现时的心情：“顿时目为之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杨老在仔细鉴赏真迹的过程中，豁然意识到历来假冒《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很可能并没有见过张择端的真迹。因为真迹的收藏者把自己的画视为珍宝，没有几个人看到，所以那些仿冒者只是根据传闻参照《东京梦华录》等文字记录来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流传于世的有30多个版本相互间差别极大，与真品相差更为明显。从此，杨老的名字便与《清明上河图》连在了一起。不久，这幅国之瑰宝便被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
杨老从发现《清明上河图》之后，不遗余力地先后从民间抢救出《簮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百余件历代书画精品，为“国宝”的典藏倾注了极大的智力与精力。杨老发现北宋米芾行书《苕溪诗帖》的经过也充满智趣。1963年4月的一天，一位携带一件布包袱的外地年轻人，将包中一堆破纸团带到琉璃厂的门市部，希望出售。杨老从这堆乱纸中发现了北宋书画大家米芾的代表作《苕溪诗》，他事后说道：“真没想到在一堆纸团中竟发现散佚已久的国宝名迹。我们在纸团中，选出37件书画，其中宋元作品有8件之多，且多精品和孤本，实在令人兴奋不已。”著名红学家、书画家冯其庸先生将之称作是“国宝巧遇‘国眼’，劫中遇救”，可谓是一语中的。
二、“品德”与“品行”
“杨老才大，学问大，但是待人却极谦和、毫无架子，遇之如春风，接之如冬阳。”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这样评价杨老的为人。经常接近杨老的人也这样评价：“接触多了，发现杨老有个特点，就是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说句大不敬的话，真是一个好老头儿。”
但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头儿”，在“文革”中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却依然能够不计个人恩怨。当时杨老和邓拓关系较好，造反派要杨老交代和邓拓的关系，为此前后被抄了三次家，还被开批斗会。有次在开批斗会时，杨老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导致他视网膜脱落，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被送到医院检查，被告知需要住院粘贴视网膜，治疗后视力可以恢复到零点几，但是造反派不准杨老住院，杨老的右眼从此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零点几。文革后不少人建议杨老可申请三等残疾，杨老却表示不要国家津贴和照顾，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杨老还自己开玩笑说：我是一只眼睛，独具慧眼嘛。现在我90岁了，还活着，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还可以写稿子，这不是挺好吗？其性情之豁达可见一斑。”
1952年杨老和调查小组在长春历经千辛万苦，陆续追回了清宫散佚的书画达130多件，这些珍宝在上交后与其他捐赠征集的法书名画一起，调拨给了故宫博物院。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在国庆节之际隆重开馆，《清明上河图》无疑成了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镇馆之宝。当被问到那时的心情时，杨老表示当时感觉确实很愉快，起码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重新开馆了。
“我只求工作，不想什么报酬。”杨老对名利的淡薄让人感动。作为一个鉴定大家，杨老一生鉴宝无数，却从不收藏，家里没有一件国宝。杨老的儿女们对记者说，“不是没有人送他古董，是有人送给他他就捐给博物馆。”他还不是以自己的名义捐，是以给他送文物的人的名义捐。在杨老从事文博工作五十年之时，省政府为他举行纪念活动，国内外许多知名画家、书法家为他创作了近百幅书画作品，他全部交给了辽宁省博物馆收藏。1994年他应邀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学，期间为当地鉴定文物，得到一些报酬，他将所得的鉴定费如数交给了博物馆。“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透过杨老写下的这副对联，可窥见他坦荡的内心。
杨老治学之严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宽厚待人并不矛盾。当年杨老到沈阳以后，听说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后代移居西丰县，保存着《聊斋志异》手稿，这让他极为兴奋。杨老专门请省委书记高扬同志帮忙。由蒲松龄后人保存了250年的《聊斋志异》手稿很快转到了杨老的手里。面对只有上半部手稿的杨老十分痛心。他在领导的同意下，开始了手稿鉴定工作。他从判断笔迹的真伪入手，并对内容进行分析，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和旁证，在3个月间对25万字的半部书稿逐字逐句认真校勘。经过多方研究考证，杨老确认手稿是蒲松龄真迹，交由东北图书馆珍藏。不料，杨老的鉴定受到了权威的否定。原来《聊斋志异》手稿认定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影印出版，审读期间，一些国家级研究单位的著名专家认为，这部手稿并非原稿，而是手抄本。面对高山仰止的著名专家，杨老虽然崇拜，但并不迷信。为了求证自己的判断，他除了进一步研究书稿，还尽可能地寻找可以比照的“物证”。其中一件是蒲松龄后人蒲文珊捐赠的蒲松龄《农桑经》手稿残卷，另一件是蒲松龄画像，上有蒲松龄题字。几相比较，其书法皆近于楷书，行气和运笔如出一辙。他向出版社力陈自己的鉴定意见。此时，青岛又发现了蒲松龄长诗《古风》手迹，两相对照，书法风格完全一致。杨老便在论文《谈〈聊斋志异〉原稿》（载《新建设》1955年10月号）中再次确认了原稿的真实性。后来，人们对于《聊斋志异》原稿认定渐趋一致，文学古籍刊行社很快编辑出版了《聊斋志异》原稿影印本。
三、“遗产”与“遗愿”
作为一名学者，杨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文博事业。杨老的女儿曾回忆说“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是很少的，他的心全都在学术和工作上面”；“我感觉父亲的教育，更多的是来自他的著作”；“父亲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对我们子女有着深刻的影响。”杨老的孩子们都学有所成，但是没有人继承父业。有人曾问杨老：“您打算把这些知识和财富传给谁呀？”老先生轻松地说：“传给社会，传给后人呀。”
实际上，杨老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极其丰富的。杨老献身祖国文博事业55载，成果丰硕。在长达50年的文博工作中，他既是鉴赏大师，又是文博事业的管理专家。杨老在文物征集、陈列展览、学术研究、对外文化交流和博物馆业务管理等方面，为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著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稿》，开创性地以科学概念定义书画鉴定，构建了中国书画鉴定学的体系框架。自1983年起，杨老与著名书画鉴赏家谢稚柳先生等人在全国书画巡回鉴定工作时，为编印出版鉴定文字图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一名书法家，他以行、草见长，法度谨严、用笔凝炼。杨老以其渊博的鉴赏学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质朴的坦荡胸怀，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令人回味的传世遗产。
作为中国文物博物馆界的一代大家，杨老将鉴定与研究有机结合，撰写、编辑出版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成为中国书画理论体系中的宝贵遗产。《唐簪花仕女图研究》、《叶茂台辽墓出土画考》、《国宝沉浮录》、《沐雨楼书画论稿》、《杨仁恺书画鉴定集》、《沐雨楼文集》等著作都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其中1989年问世的《国宝沉浮录》更是凝聚了杨老近40年的心血。上世纪50年代，在长春调查伪宫散佚文物时，杨老将清理过程详细地进行整理和记录，在厚厚的记录笔记中，清晰可见在每一件国宝的背后几乎都有着一段传奇般的典故。《国宝沉浮录》为千余件故宫散佚的国宝留下了真实而生动的记实。1980年后，杨老应邀访问了亚、欧、美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考察各国的文博事业，特别是严谨地探询《国宝沉浮录》中所记载的至今尚未“完璧归赵”的从故宫散佚的国宝。杨老每一次出国，都希望能够多了解这些国宝现在的情况，希望它们能够尽快地重归故土。当看到这些珍宝在国外展览馆或拍卖行里出现的时候，杨老的心情就不好。他表示“我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一直到我死恐怕也完不了。当年溥仪从皇宫拿出去一千多件东西，这些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全部面世，以后还会被不断发现的。”有人问他有没有想过，将来指定谁来继续写这本书？杨老感慨地回答道：“那我就不知道了，谁能写谁写吧。我活着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这本书对世界研究中国文化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要写。至于我写不完的东西谁来续写，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材料会都交出来的。”逝者已逝，来者可追。期待着后来者更加努力，将文博事业推向前进。这应该是杨老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传承民族文化努力工作。”杨老的这句话也可看作是留给我们的“遗愿”吧。
来源：东方网 2008年9月16日
发布日期：2009-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