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

闻一多

  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刊》就诞生了,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谁能说《诗刊》与流血——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

  “爱国精神在文学里,”我让德林克瓦特讲,“可以说是与四季之无穷感兴,与美的逝灭,与死的逼近,与对妇人的爱,是一种同等重要的题目。”爱国精神之表现于中外文学里已经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爱国运动能够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我只举最近的一个榜样——爱尔兰,便是明确的证据。

  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何尝不是同时发轫的?他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在表现上两种运动一向是分道扬镳的。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没有携手,所以爱国运动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就有限了。

  爱尔兰的前例和我们自己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够互收效益,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所以《诗刊》的诞生刚刚在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却希望大家当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同是一个热烈的情怀,犀利的感觉,见了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要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于中。这是不是不近人情?我并不要诗人替人道主义同一切的什么主义捧场。因为讲到主义便是成见了。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诗人做到了这个地步,便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了。换句话说,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艺术的真源。

  并且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刺激来得强,反动也来得强,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因此我们就将《诗刊》开幕的一日最虔诚的献给这次死难的志士们了!

原载《北平晨报·副刊》十五年四月一日

发布日期:2008-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