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杰

闻一多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裏,究竟代表著那一条,或数条线,和这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著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著“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於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裏为什麼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作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裏,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徵太白山人孙思邀人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寮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麼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的保存在史乘裏了,这裏也毋庸赞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裏,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於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裏,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龙頟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型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的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徘侧,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裏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於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麼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决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涉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裏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於“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於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於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庭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裏是由宫庭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着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处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的道著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漫成章〉)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裏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著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的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较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於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原载《世界学生》二卷七期

发布日期:2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