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中
我特意选了一个晴朗的周日上午，走进复旦第九宿舍大门，只见小道旁边的花园里，长得又高又大的阔叶树叶子在微风中泛着透绿的光泽。这一天，贾植芳老人依旧愉快开朗，可随着过于沉重的话题进行，因而气氛有些沉闷。
每次听老人回忆那痛苦的往事，他总是谈笑风生，少有怨言牢骚，不时插入一些黑色幽默，可这天我分明在老人目光里看见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忧愤，仅仅一会儿又恢复了乐观。我接过他递来的专门招待客人的好烟，随手抽出一支点燃，欲言又止，生怕不愉快的回忆会影响老人的情绪。也许他已猜透了我的心思，又为我讲起了自己在“文革”之中的人生故事。
贾：1983年，我刚任本校图书馆馆长，来到办公室与大家见面，一个小青年突然转过脸跑到书堆后面。我与大家打招呼，见他低着头在躲我，旁边的同事把他介绍给我，他抬起头满脸通红，我一看就明白了，连忙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他低下头说：“我对不起你。”原来“文革”中，他多次凶狠地打过我这个“老牛鬼”，当时他满脸凶横，边叫骂边拳打脚踢。
沈：在那个丧尽人性的年代里，有些人堕落变成了疯子和豺狼，干起恶事而有恃无恐。
贾：可他万没有想到天下真是太小啦，我这个“牛鬼”，现在竟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而且前呼后拥着馆内一群大小干部，偏偏冤家路窄，使他无地自容。（他说着居然笑了起来，我却感到了其中的苦涩。）
沈：您就这样轻易地原谅他了吗？
贾：我对他说：“那时候你年轻，没有社会经验，也不懂是非，难免做错事情。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你不要背包袱，以往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年轻，有前途，好好工作。”他连连点着低下的头，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
沈：您是一位宽容大度的长者。在那荒唐的年代，一些青年不幸被扭曲了人性、人格，狂热地参加“红卫兵、造反派”，从事抄家、殴打、砸烂之类的极端行径，也就不可避免地充当悲剧角色。作为一代年轻人，关键是在于能从已过去的惨痛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您说过：“我一生四次从监狱里走出来，都是处于风雨骤变的年代。1936年出狱，一年以后爆发了全面抗战；1945年8月第二次出狱，正是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的翌日；1948年第三次出狱，一年以后国民党就在大陆垮台；1966年5月第四次出狱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中国将再度陷入大浩劫之中，我也又一次被抛进了受苦受难的茫茫苦海。”在这狱外的日子里，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您的命运也随之危在旦夕，度过了人生最耻辱的难忘岁月。您多次表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想写自己在“文革”中的故事，书名叫《狱外即狱中记》。虽然尚未写成，我想，今天先请您谈谈当时的遭遇？
贾：我被关押了十一年，“文革”前夕才被判刑十二年。十天后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由保卫科把我弄到校印刷厂，成立了监督组，向我宣布“不准乱说乱动”，要“脱胎换骨地劳动改造”。不久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灾难，复旦校园成了“砸烂一切”的天下，我也饱受文斗加武斗的迫害。
沈：俗话说：“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当时您刚走出监狱，在与世隔绝了近十一年后，迎接您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面对眼前的社会现实状态，您是否有惊愕之感？
贾：在狱中我无数次想象外面的情况，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文教兴盛，我还想象自己一旦出狱后，也许恍如隔世，难以辨认飞速发展的社会。可我刚在校园里干活，不禁大吃一惊，疑惑怎么反而没有十一年前那么好。使我很伤心，我忽然觉得自己白白坐了这十一年牢。头两天新闻系一位教授见了我打招呼：“贾植芳先生，你回来啦。”我回答说：“别叫我贾植芳，他已经死了。”
沈：当年您居住在复旦第五宿舍的家还在吗？
贾：十一年前，我在第五宿舍54号的家是一幢两层小楼，被抄得一丝不留，任敏被赶走了，早就成了别人的家了。当时把我安置在第八宿舍四楼顶层上朝北的房间，在三个青年工人组成的“监督小组”监管下过日子，他们与我同住一个房间，有四张床，我的床摆在门背后的角落里，还要侍侯他们的日常生活，干一些杂活，帮他们买菜票、买肥皂，都得我自己贴钱。
沈：您虽说出狱但仍然被剥夺人生自由以及私人生活的空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狱外囚徒。
贾：“文革”开始，“监督小组”升为“专政小组”，我这个“反革命”变成“四类分子”，开始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下度日，人们喊我都用凶狠的口气大叫，有些造反特别卖力的人干脆就叫我“牛鬼”，好像直呼其名还不足以说明我的“反动本质”。我每天早上七点钟上工，在“革命群众”雪亮眼睛监视下，干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平时除了油印外，还要扫地、打扫厕所、通阴沟、搬运重物、拉劳动车，干到很晚才能回宿舍，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检查”、“思想汇报”，大会批、小会斗，天天要低头认罪。
沈：这个大疯狂的“红色年代”，您如何苦苦地捱着凄风苦雨的日子。
贾：校印刷厂里的工人大多是小年轻，也是“红卫兵、造反派”，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人，动不动就对着我脸上一掌，对着我身上一拳，或朝我腿上踢一脚。我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他们不仅不停手，反而骂我“装腔”，打得更凶。有时一拳没能把我打倒，再补上几拳，直打到我倒地，才算他们威风。我要是用眼睛蔑视地看他们，他们就骂“还不服气？是不是还想再吃两记耳光。”
沈：您当时饱受了“红卫兵”小将们无情地殴打，惨不忍睹！
贾：一些心地不良的人还恶作剧，故意欺负我这个“反革命”老头，自己不愿干活，勒令我去干，连喝茶倒水，都让我这个“老牛鬼”伺候，整天是声色俱厉的呵斥声：“打热水去！”“过来给我看会儿机器！”“把纸搬过来！”“把地扫一扫！”有的人索性伸出手来向我要钱：“拿出两块钱！”钱到手，绝不会还；如果不给，那么一顿恶打就等着我了。
沈：您成了“百家奴”，我看他们非要把你这个瘦老头累死、整死才罢休。
贾：谁都可以支使、打骂、敲诈我，这伙人拿着“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革命群众”这类御赐“执照”，干着丑恶野蛮的勾当。我既是‘牛鬼’，又是‘反革命’，就该像大批判说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头头对我说：“你要识相点，不把你关在监狱，就算宽大了，还不多干点活，折折罪？”有次我病得很重，还逼我干重活，竟然轻巧地说：“劳动改造嘛，不是来养老爷，不好好劳动，怎能改造得好？”
沈：当年的反右册子《明辨集》里一位中文系讲师写道：“右派分子妄图为反革命分子贾植芳翻案，我们中文系的全体革命师生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看来中文系里的“红卫兵”也是不会放过您的，是吗？
贾：“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嘛。中文系的“造反派”把我这个早揪出来的死老虎，又当作活老虎来打，先后几次把我揪回系里作“开路式”批斗，批斗我在五十年代的学生章培恒，把我一再揪回来陪斗。这只能算作“小批小斗”啊！
沈：那么，“大批大斗”又是如何的呢？
贾：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开进复旦进行“斗、批、改”，在校大礼堂召开三千人参加的“彻底批判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反革命罪行”大会，连电影演员赵丹、白杨等人也被弄来接受教育。几个体育教师轮流在台上反拧着我的两臂、压着我的头，让我坐“喷气式”飞机。当时还拍下许多照片记录“盛况”，陈列在学校的大批判橱窗里。
沈：这些照片现在还能找到吗？
贾：估计学校档案馆还有。我也想再看看这些照片，重温一下历史，曾经打听过，可能还属于保密材料吧。后来我还被押到江湾体育场接受大规模的猛烈批斗，这就更厉害啦！
沈：（惊诧地问）竟然还在这么大的江湾体育场开批斗大会？
贾：那是全市性的号称万人批斗大会，数万人坐满了整个体育场，主要斗我，还有几位陪斗的。由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人阶级”主任王秀珍主持，她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叫喊：“你们别看贾植芳个子瘦小，很可怜，但是这个人能量却很大，胆敢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狗胆包天，罪该万死！”接着“群情激奋”高呼口号：“砸烂贾植芳的狗头！”“反革命贾植芳不投降，就叫他坚决灭亡！”
沈：当时您还能听清楚，我想您仍然保持着一贯清醒和镇定的自处原则。
贾：伟大领袖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体育场内的高音喇叭和扩音器，震耳欲聋，我听着一个个发言，心里想，到底谁有罪呢？我对共产党、对革命有贡献，当年我帮助许多人去延安，为革命受过罪，坐过日本人、国民党的监狱。我还想，我没罪，可你有权，要是我有军队的话，咱们比试比试。那年头我还被拉出本校到同济大学等其他单位去游斗，还要被带到农村。
沈：去农村？是不是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贾：我还没有资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哩。我是被带到附近公社生产队游街批斗，戴上纸高帽、胸前挂着木牌子，上面是侮辱人格的恶言恶语。到了“三夏”、“三秋”农忙时节，就把我押到长兴岛、宝山、青浦、南汇等市郊农村，在公社、大队里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声讨。批斗后就参加农忙，挑水、挑粪、挑稻草、挑花箕、挑沟泥，风里行，雨中走。
沈：就像炼狱般默默地忍受着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和煎熬，如同您自己所形容的那样：“熬着”。
贾：（良久无言）“红卫兵”的“台风造反兵团”，是对“牛鬼”专政的司令部，不时召集训话。1968年春节前，又把我们这些“牛鬼”召来，“头头”站在讲台上，先叫朱东润教授背一首毛主席诗词，朱教授只背出一句，只好站着。又叫赵景深教授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赵教授低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头，两手摸着裤沿，没有吭声。“头头”大声骂道：“怎么，装聋作哑？”赵教授呐呐说：“我背不上来！”“头头”一拍桌子：“还是什么教授，都是饭桶，你们当中什么货色没有？贾植芳还是胡风分子，都是些乌龟王八蛋！”
沈：任敏师母回忆初次探亲见到您的印象：“他经过十多年的监禁和劳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没有了过去的文弱的书生气，变得比过去更壮实了。他不像学校里那些被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当时称为‘牛鬼’）那样的神情沮丧，畏首畏尾。他走起路来挺着胸脯，迈着坚定的步子。”
贾：我经常对她说：我没有罪，问心无愧。虽然我长期身处逆境，但保持着乐观的脾气，面向恐怖阴暗的现实，无所畏惧。我之所以能坚持下去，因为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相信终有一天胡风冤案会大白于天下，即或我看不到这一天，子孙也会为我们昭雪，历史会还我清白的。
沈：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贾：我虽然身被奴役，是“奴在身者”，不是“奴在心者”。我的心并没有被奴役，我的思想是非常独立的，只留下胡风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牢记鲁迅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在奴者，而是心在奴者”。看着那些批斗我凌辱我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奴在心者”。
沈：我感受到您身上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就是顽强地活下去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而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存愿望，构成了您自始至终对于历史公正性的信仰和忠诚。因此，保护自己的性命就至关紧要，而您也奇迹般地挺了过来。正如鲁迅先生说：“要在中国办成一件事，就得争取长寿。”
贾：每次遭到无端的殴打，我都咬着牙，把血咽到肚子里。我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你们越是摧残我，我就越要把身体养好！”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要给远在山西农村的妻子寄去十元，只能省吃俭用。但我为自己订了规矩：一般抽八分钱的“生产牌”香烟，被批斗后就买一角二分钱的“勇士牌”香烟，享受享受；平时舍不得吃肉，只吃几分钱的菜，但在被游斗挨打后，我会用一角四分钱买一块大排骨或花上一角三分买块大肥肉吃，自我安慰嘛。
沈：您能不能独自上街走走呢？
贾：规定不准外出，后来允许在星期天请两小时假，步行两站路到江湾五角场镇买日用品。必须先向“专政小组”申请，回来后汇报。我苦闷时，也算替自己改善生活，在星期天中午请假去镇上小饭店，花二角四分钱买三两土烧酒，买二角钱的猪头肉，再买半斤阳春面，边吃起来边陷入深思。可这种劣质土烧酒喝下去，头就很晕，走出店门，头上戴的帽子像要飞起来。
沈：我感到您好像是在为自己举行一场“宴会”，并不仅仅是为了排解自己的忧愤，诗人食指有这样的诗句：“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般悲壮。”我想，当您坐在小饭馆里可能就进入了如此境界。那时，您的社会活动、文化生活完全处于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是吗？
贾：（沉吟片刻，笑了起来。）印刷厂是特殊场所，我在那里看到翻印的“文革”文件、各种“运动”材料，使我及时了解形势，知道“三家村”、“四条汉子”、“旧中宣部阎王殿”，直到“批林批孔”、“批陈伯达”、“批投降派宋江”，还有本校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反复辟学会’反革命集团”。
沈：（笑）您好像也是在“紧跟形势，不断学习”。
贾：有次扫地，看到角落里堆了许多“运动”方面的书，乱七八糟满地都是，我拾起一本翻看，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我看后发现就像《木兰辞》所写的“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这本书上也卷卷有我的大名。于是，我就“偷”拿了两本，带回住处，保存至今。（他把这个“偷”字，特别加重了语气。）
沈：您是一位重友谊、喜交往的人，在险恶的环境里，您与五十年代初的那些同事、学生和朋友还往来吗？
贾：从前与我比较接近的朋友大都惨遭株连，许多同事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比我这个“反革命”相对要自由些，几位受监管的教授也在校园里劳动，碰到时不便说话，只能用眼色问候。赵景深教授每次看见我，都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往上掀一掀以示致意，看边上没人，就轻声说：“老贾，你好。”谭其骧教授遇到我，总会先看看四周，如没人就走过来说上一句：“好好保重。”这些关心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从内心里感激他们。
沈：您们几位同难的“臭老九”，在路上碰到也不能公开打招呼。
贾：我们在造反派的吆喝声中干这干那，不准交头接耳。一位戴着右派帽子的教授，趁监督我们的造反派临时走开的瞬间，叹了口气说：“这么下去，我们都不会说话了，成了名副其实的牛鬼！”
沈：据说您们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打招呼，甚至谈论各种小道消息。
贾：提起厕所，像我们的“客厅”，在那里才能相互寒暄，发发牢骚，开几句玩笑。我有许多关于厕所的记忆，可以写一篇足以显示“文革”特色的文章。（果然又发出了爽朗地笑声）那年头的流行语“一丘之貉”，知识分子都被用这句古语联系过，批判过，这是历史悲剧，富有时代印记，是当时的一大贡献。
沈：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悲剧里，大家能有如此情谊，多么难得珍贵啊！
贾：历史系陈仁炳教授来印刷厂来修房子，带他来的师傅进楼干活了，我正在门口扫地，看他从车上把修房顶用的粗圆木料扛在肩上，歪着头一步挪一步地向楼上移动，吃力而狼狈。我想，他在平地上都力不能支，要是从楼梯上摔下来，那就性命交关。我连忙跑上说：“咱们也算老阶级弟兄了，亲不亲阶级分嘛！我替你扛，我比你年轻，扛这几根木料不成问题！”他停下脚步，从木料下歪过头说：“这使不得！你替我扛，他们会斗你。”我笑着说：“他们要斗，扛不扛都要斗。”我就从他肩上接过木料，蹬蹬地上了楼梯，他站在原地担心地瞅着我。这时楼门外成了我们两个“老牛鬼”的自由天地了。
沈：您依然视友谊如同生命。
贾：“文革”中期，我被押到南汇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农民家中，这家人对我这个受难者一点都不歧视，我也帮助干家务，扫地、挑水、拉风箱。他家两个小孩连饭都吃不饱，买一毛钱酱菜要下五顿饭，我每月交十二元钱生活费，但我不忍心吃他们的饭，就买当地一种价廉耐饿的定升糕吃，或去河里捉几条小鱼煮一下吃。我与他们建立了友情，那主妇还给我做了一双布鞋。搬出他家后，小孩阿牛会叫我去吃粽子。当时农民的生活真苦啊。
沈：我想，人世间炎凉世态的滋味，您也许体验更深吧。
贾：我常与工人连夜赶印《红卫战报》，负责监督我的一个“造反派”，白天骂我“反革命”，到了晚上吃夜点心时，像个可怜虫对我哀求：“你这块肉给我吧，我家里的小孩吃不到肉。”我把自己碗里的肉给他，他装在饭盒里带回家。
沈：风雨凄凄的时期，人心叵测，道德沦丧，个别趋炎附势者在您伤口上撒把盐，反戈一击揭发侮辱您，深深地刺痛您善良真诚的心。
贾：个别人碰见我，不是扭过头也只当没看见，有的还狠狠瞪我这个“阶级敌人”一眼，表示坚定的政治立场。（用手抓了抓自己的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凉。）有次，我在校园里艰难地拉着装满货物的劳动车，累得大汗淋漓，许多人走过都用关切的目光示意同情。一位从前的“挚友”，春风得意地走到我这个赤膊拉车的“牛鬼”面前，两手腰间一撑，满脸蔑视地斜眼一瞟，又趾高气扬地走了。这位正得宠的“名”教授，却忘了自己原来是我家的座上客，我这个“专政对象”还帮助他出版了一本翻译小说。（边说边有板有眼地摹仿着那人一副鄙夷自得的样子。尽管动情，但语气平和，仿佛是在向我述说他人的故事。我在他轻松的口吻之中感受着一种无奈的苦涩，不免使人沉重起来。）那年在“五七”干校，两个教师在昏暗灯光下伏在床边写汇报，我恰好睡在上铺，只听一个说：“贾植芳又顽固又狡猾。”另一个讲：“他从不暴露思想，一定要加强监督。”他俩不知道我这个“牛鬼”的“革命警惕性”也很高，偷看他俩的“表演”。我并不生气，反而可怜他俩。我是奴隶，是被迫的，身不由己的；而他俩却是出卖自己灵魂的奴才。
沈：（不免有些黯然）那时的生存环境实在太险恶！
贾：“革命小将”响应伟大号召，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抄家行动，有个号称批孔的教授也跟着“革命小将”去抄另一位教授的家，随后只见他竟然手托人家的大衣昂首离去。（流露出十分愤慨的情绪）
沈：您讲述的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正如常言道：“患难见人心”。
贾：从干校回来，对我的监管由三人减为两人，态度也不那么恶声恶气了。厂里承担排印语录、翻印文件的任务很重，“头头”就把我这个“废物”利用起来，叫我检查质量。这可是一件人命关天的事，万一发生差错，“革命群众”没事的，而我这个“牛鬼蛇神”却要负全部责任，“故意破坏”、“阶级报复”的罪名，都能把我再次送进监狱，甚至砍头。
沈：那是在刀尖上过日子。
贾：我要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敢有丝毫放松，仔细检查印刷品上的墨色是否清晰，逐字逐句校对。还特地节省生活费专门买了一副眼镜。
沈： 1975年1月4日您给任敏师母的信中说：“我的生活费已调整了，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照顾和关怀，所以前信说，往后每月寄你三十元生活。今天领导上发我一张干部登记表要我填写，需要二张照片，所以我也要照个相，照好后，即寄你一张。这个情况也是个新发展，值得注意。现在调整生活费也如此，这些说明形势在不断发展。从此有关情况，你知道就行了，不可对外人讲，在生活上更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才好！”这些话语极具时代特征，反映出“文革”后期您的处境、情感和个性，我从中读出了一份悲凉。
贾：校印刷厂来了一位新支书。据说是个老八路，“文革”初被打倒，曾跳楼自杀未遂。当时启用下台的老干部，他才下放基层降级使用，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有次他把我叫去说：“你在这儿劳动这么多年，我们也没发现你有什么新的罪行。你的问题，不仅学校革委会无权处理，就是上海市革委会也无权处理，这要看中央。但生活上可以照顾你，从这个月起，你按二十二级干部标准，每月生活费六十五元五角。但你要明白，你并不是二十二级干部！”这样我每月寄给乡下妻子三十元。星期天也能去五角场理发、洗澡，有时甚至去市区走走。
沈：我想到您回忆起自己在苦海中浮沉时说过：“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不久前，《解冻时节》披露了您始于1972年写给妻子的信，真实地反映出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情况。
贾：这是特殊年代里的扭曲通信。我们是“监管”对象，来信要经过各自单位审查才给我们。我学习列宁说：“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为了应付检查，只能特别小心地写些“虚话”、“套话”，来表明各自还活着。任敏在农村看不到报纸，我在信上用“大批判”式的政治语言告诉她当前形势，甚至联系自己“改造”的“意义”，实在是事出有因。有时不慎会惹出麻烦，一次任敏写信说，老家邻居看她孤苦，要送一个男孩给我们当儿子。被检查的人看到，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我“为反革命找接班人，企图永远与人民为敌。”
沈：当时您被获准能够去市区里走走时，我想，您擅长观察了解社会的兴趣是不是又油然而生呢？
贾：我看到昔日繁华的上海经过“改天换地”成了一片单调灰暗的景象，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商店大多变成民房，偶尔有个食品店或合作社在营业，也很早就打烊了。货架上的单调商品，还得凭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票、香烟票、草纸票限量购买。满街行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穿深色和草绿色的制服，或成群拥挤在商店门前排队，或争先恐后挤公共汽车。
沈：一个繁华的国际大城市被糟蹋坏了。
贾：外国人绝少见到，只有“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革命歌曲。因为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外省市的人难易流动来上海。晚上七、八点钟后，不多的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灯光，马路上一片死寂。从前热闹的大戏院、电影院，只有样板戏中阿庆嫂或者杨子荣的唱腔飘出。
沈：您就这样熬过“文革”这段苦难的路程，可谓劫后余生。如今您依然那么身体健康，乐观自信，不卑不亢，傲然而立地生活。我不禁想起您在1977年10月4日给任敏师母的信中说：“今天我年过六十，经过三十多年的残酷的生活历程，才完全正确地看懂了这本中国历史，同时，也使我不胜怀念我们年轻时的正直的生活。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长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气质和纯正。”
发布日期：200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