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祖”陵前话“圣火”

李红军

  编者按:2008北京奥运圣火于7月25日来到河南,作为“华夏文明之火”的发祥地,商丘成为奥运圣火河南境内的传递城市之一,届时“燧人氏钻木取火”与“希腊普罗米修斯盗火解救人类”两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将在这里“相遇”。为了迎接奥运圣火,也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华夏文明之火”和中华民族的火文化,《大河报》之“厚重河南”栏目于7月11日起推出系列报道——《“火祖”(燧皇)陵前话“圣火”》,为大家详细地介绍有关燧皇陵和“华夏文明之火”的历史和故事。

系列之一:商丘,中华文明之火的源头

中华“火祖”燧人氏之墓——燧皇陵

  2008北京奥运圣火将于7月25日来到河南,作为“华夏文明之火”的发祥地,商丘成为奥运圣火河南境内的传递城市之一,届时“燧人氏钻木取火”与“希腊普罗米修斯盗火解救人类”两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将在这里“相遇”。为了迎接奥运圣火,也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华夏文明之火”和中华民族的火文化,《厚重河南》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火祖”(燧皇)陵前话“圣火”》,为大家详细地介绍有关燧皇陵和“华夏文明之火”的历史和故事。

  2008年7月25日,举世瞩目的奥运圣火将进入河南传递。商丘作为“华夏文明之火”的发祥地,有幸成为传递城市。届时,来自奥运发祥地的雅典圣火将和中国最古老的文明之火对接、交融,而中国的古老文明也将和现代文明对接。

  这将是一个令商丘人、也令河南人激动的时刻。

  为什么奥运圣火河南站要选商丘为传递城市?它们有着怎样的渊源?

  这与商丘独特的火文化现象有关。大家知道,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是人类生存、文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火的发明和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每一位中国人来说,一直传承着用火的习俗,尤其是在豫东的商丘市睢阳区,无论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童,传承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尊火、崇火、敬火、拜火、祭火的习俗和传统一直沿传未变,并以这种传承而尤感自豪。

  在这里,长眠着中华“火祖”燧人氏、供奉着“火神”阏伯,这里是中国火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火文化之乡。

  燧人氏,人类火文化的原创者

  2008年6月底,带着对火文明发祥地的膜拜之情,记者来到商丘燧皇陵,见到了对于商丘火文化研究很深的商丘市文联原主席尚起兴先生。

  据他介绍,火文化是指以火命名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火为主的“人文意识的定向物化”。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会创造第二生产力,动物则不会。钻木取火是人创造的第二生产力,叫火文化。在没发明钻木取火之前的火是自然火,不是人类创造的第二生产力,不叫火文化。因此,火文化起源于钻木取火,而钻木取火又始于燧人氏。燧人氏就是火文化的开创者。

  燧人氏是旧石器时期中期氏族的首领,是伏羲、女娲的“父”族,世代子孙均称“燧人氏”。关于钻木取火的发明人,根据史料记载,一致公认是中国古代的“三皇之首”燧人氏。

  《世本·作篇》中说“燧人造火”。

  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载:“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礼含文嘉》载:“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之意,故为燧人。”

  《白虎通·德论》载:“谓之燧人,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三坟》载:“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古史考》载:“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

  宋·罗泌《路史》载:“上古之人,茹毛而絃血食,果蔬虫鱼,膻腐馊漫,内伤荣卫,殒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炳,以熟臊胜,以燔黍捭豚,然后人无腥臊之疾。人民益伙,羽皮之茹有不给于寒,乃诲之苏冬而炀之,使人得遂其性,号燧人氏,或曰燧人。”

  值得一提的是,燧人氏是世界上唯一有史料记载的人工取火的信史祖先。燧人氏钻木取火,该是中国的火文化、中华文化的源头,燧人氏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火祖”。

  关于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史学界在认识上一般多趋向于翦伯赞先生在《先秦史》中的旧石器时期中期之说。因为,中国已发现旧石器时期中期的文化遗址,火的发现与应用,是旧石器时期中期原始人类生产力发展代表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燧人氏首创钻木取火,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根据目前的史料和相关民俗,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燧人氏首创钻木取火于商丘,商丘为火文化的源头。

  燧人氏的活动区域在商丘

  商丘市睢阳区在历史上曾称亳、商丘、宋国、梁国、梁郡、宋城、应天府、南京、归德府、商丘县,早在一万多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渔猎、采集,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这里所辖区域为今天的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2006年4月,中国首届火文化研讨会在商丘市睢阳区召开,与会30多位专家就燧皇陵在商丘达成了共识。与会专家认为:“燧皇陵在商丘,商丘是古黎丘,是燧人氏作为天皇时,在瞿水、睢水流域的中心都邑。”

  中国社会科学院华夏纽带工程组委会专家委员王大有先生在《三皇五帝文化研究》一文中说:“燧人氏以‘风'为姓,确定了人伦,确定了氏族。以‘风'命族姓,以‘氏'命族的分支,命族所居住的地方,以族称来命名山川百物。‘氏'指山根、山底,因为古人要生活在依山傍水的台坝,要按照风向建造水面环绕的方泽坛,又名辟雍坛,来观察天象。现在的商丘古城是典型的‘辟雍'城。‘辟'是观天象的地方,‘雍'字里的‘玄'是指玄女燧人氏,‘隹'是玄女的玄鸟族图腾。”可知,现在的商丘古城,是沿用了燧人氏时代在商丘观天象时建立的辟雍坛而建造的古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秦文生先生在《火·燧人·商丘》一文中说:“‘燧人上观辰星',但燧人上观辰星与地上对应的是什么地方呢?《左传·昭公十七年》说:‘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皆火房也'。古人将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州郡相对应,宋国是大辰之虚,大辰即大火,当时的宋国即今天的商丘(中美联合考古队曾在睢阳区找到了宋国的都城),燧人上观辰星,辰星与商丘对应,可见燧人与商丘是有联系的。”

  王大有先生在《三皇五帝文化研究》一文中说:“商丘这个地方位于北纬34°23′到24′之间,这个是古代的天脐线,这就决定了这个地方具有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地理优势。燧人氏在古商丘睢水流域的汤谷阳谷建立了中华第一都。”所以,“商丘睢水是燧人氏在东方的发祥地和建立的‘燧明国'都邑之一”。

  实际上,商丘睢阳区的历史遗存,也佐证了这样的观点。

  《明一统志归德府旧志》和清代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商丘县志》载:“燧皇陵在阏伯台西北,相传为燧人氏葬处。俗云土色皆白,今殊不然。”又据《商丘县志》载:“阏伯台在城西南三里。高八十八尺,周二百步。”

  阏伯台现存清代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残牌一通,碑文由虞城县儒学增广生员王思撰文并书写,是为“郡东宋家集居民进香”而立的碑。内容记有:“阏伯封于商,业主辰,今在归德城西南隅,其西燧人氏之墓也,其东雷将军之临堞处也,阏伯台岿然之中……”在清朝人看来,燧皇陵也在商丘。

  北京收藏家协会研究员李福昌先生在《人类用火方式的研究与收藏》一文中说:“现今河南商丘仍矗立着有35米高的火神台,是历代人民纪念火正阏伯的火神庙。四千多年前,阏伯在此一边守护火祖——燧人氏的陵墓,一边在台上照看保护火种,同时观察大火星的运动,研究历法,指导农耕。这里的火种代代相传,人称‘中华第一火种'。”

  王大有先生在《商丘作为2008年奥运会采火点的建议书》一文中说:“商丘是天地之中,五行的中央,按五行理论,燧皇陵所在的商丘是独占木、火、土三行,其他各皇各帝都只占一行。燧皇陵在商丘是可信的。”

  燧皇陵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原有陵冢、陵碑和大殿、东西厢房,神道有牌坊、功德碑、石像生等,古柏参天,郁郁葱葱。后毁于战火和黄河多次泛滥冲刷淤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杨焕成来此考察,拍摄“燧人氏陵”照片一张,证实了燧皇陵的存在。后石碑及石像生也被毁坏。

  1992年春,商丘县(1997年改为睢阳区)委、县政府对燧皇陵进行重修。陵前有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所题“燧人氏陵”石碑一通。2004年仲春,睢阳区委、区政府对燧皇陵再次进行大修,扩建了陵园,重修了陵冢和神道,增建了五拱石雕牌坊、仪门和阙门等,新修了火文化广场。陵冢四周汉白玉护栏间有十八幅精美的诗配画石刻浮雕,记述了自远古至今火与人类社会密不可分的重大文化事项,解读了博大精深的火文化精髓。五拱石雕牌坊上镌刻有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先生所书“燧皇陵”题词。陵园规模之宏大,建筑之雄伟,气势之磅礴,景色之幽雅,堪称空前。

  恢复重建后的燧皇陵,是中国4A级旅游景区之一,每年到此观瞻拜谒的海内外人士络绎不绝。

  商丘与火关系密切

  尚起兴主席说,形成于战国之前的星宿分野说,就将商丘列为大火星的分野。据《史记·天官书》载:“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州城联系起来的。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之互相对应,说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或某某州、国是某某星宿的分野,这便是古代的星野说。在东方苍龙七宿中,名列第五的心星(心宿二),又称大火星、商星、大辰、辰、天王。这就是商丘是“圣火之乡”的缘故。

  据《左传》载:“心,宋之分野”。《汉书·地理志》载:“宋地房、心之分野”。《商丘县志》载:“按宋本大国,故自为分野。观之阏伯、相土皆主火正,则心为宋之分野无疑矣”。据《路史》载:“心者,天之大火。”《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大火,心也。”“宋,大辰之虚也……皆火房也”。

  由上可知:心星对应宋(宋国),心星又为大辰、大火,心星是商丘宋地的分野;商丘曾称宋国,宋国是大辰之虚,大辰即大火。所以,商丘是大火的分野,商丘素有“火都”、“火墟”的称誉。

  商丘也是火神阏伯司火的圣地。阏伯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天文学家,是黄帝的第四代孙,帝喾高辛氏的儿子,也是商人的始祖。曾被任命为火正,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子姓。

  他去世后,人们就把他葬在他观星、祀火管火的高台上,在阏伯的观星、管火台上建庙祭祀,把阏伯称为火神,把这座土台称作阏伯台、火神台、火星台和商丘,把上边的建筑称为火神庙。

  阏伯台在商丘市睢阳古城西南1.5公里处,高11.3米,周长300多米,台上有蔚为壮观的古代建筑群。据文献记载,现存的火神庙建于元代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阏伯台共有42级台阶,台阶的石板由薄到厚,寓意步步高升。有大殿、拜殿、东西配房、钟鼓楼和东西禅门。大殿坐北朝南,里面供奉着阏伯像,左右分别站着掌火事宜、祭地事宜、掌水事宜、授时事宜四位大臣,案台上的香火一年四季不断。阏伯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天文台,是典型的元代建筑。

  据《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记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丘主大火。”元代侯有造先生《阏伯台纪略》载:“伯,火官,掌火星,行火正,后世以为火神。”《商丘县志》载:“阏伯,高辛氏之后,封商丘,为火正,主辰星之祀。”可见,商丘主火。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阏伯的职责一是观测和祭祀大火星,以大火星的运动轨迹决定时节,服务农业生产;二是管火用火,以确保火的延续,为人类造福。可见阏伯与火关系密切,而阏伯又封于商丘死于商丘,由此可见,商丘也与火关系密切。

系列之二:在商丘,崇火的习俗至今仍存

火把节上的祭火仪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火文化是人类一切文化发展的始祖和渊源。

  所以说,燧人氏在商丘钻木取火,开启了中华文明,代表的是一种人类的智慧、人类社会的文明和文明的发展。燧人氏钻木所取之火是中华圣火,是文明之火,也是智慧之火。

  “火被誉为世界文明之父”。“火的全部神奇就在于火是自然界唯一为‘万物所惧'唯文明所需的一种特殊物质形态”。所以,从原始人到现代人智慧产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火。火将人类带进文明时代,燧人氏的钻木取火,才真正是人类开始主动掌握火的时代的开始。燧人氏曾在这里燃起中华民族的第一把神圣之火,并用这把圣火将中华民族带进了文明时代。

  位于商丘的火神台,反映了几千年来人类对火的发明者和管理者的尊敬和崇拜。商丘人对“火源”、“火种”、“火神”的崇拜热情与中华“人间烟火”、“香火”的文化观念深深相连。商丘的“火神节”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域被物化了的节日概念,远远超出“借此一乐”的过节局限,人们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真情感激上苍对人类的恩典,是对人类生命生存的感恩,是对祖先几千年艰涩步履的追念。这种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对“火神”崇拜的涌动,永续着这种近乎圣仪化的祭典。商丘“火神节”是商丘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火”是商丘的图腾。这就是商丘火文化的精神影响,因为活的历史文化,往往是生长在人民的血脉之中。商丘的火神台庙会,无论是规模、声势还是影响,都是火一样的炽烈,还有当地有关火与朝台庙会的习俗,这些都是商丘的火文化。火文化是一种内核,那就是精神和力量。

  商丘的火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化,许多习俗被革故鼎新,许多贡献被尘埃封于书卷或地下,但商丘对火的情感始终如一;“火”的不屈不挠,炽热滚烫的精神内涵,成为商丘人民世代传承的宝贵财富。燧皇陵、火神台(阏伯台)、火神节庙会及火文化的习俗,等等,这些体现火文化神奇魅力的载体,成为商丘庞大火文化的组成部分。

  用“点燃人类文明的圣地”,来形容商丘,似不为过。

  商丘至今有“拜火仪式”

  商丘火文化,实际上更多留存于民间。

  商丘市文联原主席尚起兴先生说,古时的商丘,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商丘燧皇陵一带的村民有到陵前举行“取新火”拜火仪式和“添新土”的习俗。“取新火”仪式是由族长或族里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带领专人到各家各户,将旧火全部熄灭,以表示过去的一年已经全部结束,并向每户收取一些旧灰、食盐、粮食及其他食品,送到燧皇陵。在燧皇陵前,由祭司杀鸡酹酒,祭拜火祖,再把鸡血和所有的旧火灰带到陵后深埋,以示送走所有的灾难、不祥。然后,用古老的钻木取火方法取出新火,作为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起点。各家各户都拿火种到陵前接燃新火,引火回家,以示引来吉祥。为庆祝取回新火,各家各户都要献上祭礼祭拜火祖。“添新土”即是当地老百姓一直把燧皇陵亲切地称为“老爷坟”。朝拜火祖燧人氏之前先从家中用衣襟、手帕兜一包黄土,撒到“老爷坟”上,算是给火祖燧人氏添坟扫墓、烧香磕头,答谢敬拜,以盼火祖燧人氏保佑全家一年平安。

  商丘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取火法,即钻木取火法。当地的人用脚踩住一根长条木板,双手夹住一根木头钻火杆,让其头部对准长条木板上的凹处,双手用力来回搓转钻火杆,当钻火杆的头部与长条木板凹穴处冒烟起火时用艾绒点燃即可,也可以以此引燃草绒或黄铜纸(草纸)卷成的黄色纸卷。用火塘保存火种,火塘一般放置在堂屋中央或屋门两侧。火塘上有一铁制盆状容器,上面长年保存火种。平时用核桃皮、玉米芯,火灰盖在火塘上,火势很小,慢慢燃烧。屋顶吊一根铁丝系一铁钩,长年吊着一把水壶,烧开水沏茶饮水用。火塘随时可以点燃火种用,如抽烟等。火塘还有取暖、照明作用,做饭时加入柴草木料,火势很旺。平时用火灰盖住,暗火保存火种。如果需要携带火种外出,就用火媒子,也即火捻子、火纸卷或黄铜纸卷成的黄色纸卷引燃一端,让火种可以较长时间不灭,同时方便携带。

  每年的正月十五夜晚,商丘一带的年轻人都要到野外“赛火把”,每村的男女老幼都要在村中的空地上观看“玩铁花”,这是商丘一带祭祀火祖燧人氏至今保存的另一种民间习俗。“赛火把”即是用每家用过的旧箅子,里边卷上麦秸,年轻人成群结队跑到野外,一齐点燃玩耍,邻村的人还要进行比赛,看哪个村的火把多,玩的时间长。而“玩铁花”更有意思,更好看,就是用套牲口的铁笼嘴,里边放上木炭、裹挟碎铁屑,用木棍或钢叉挑起来,有几名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士轮番摇动,甩出去的烧红的铁屑碰触到地上或事先放好的树枝上,就幻化出一簇簇、一团团、一朵朵漂亮的火花,每当此时,全村的男女老幼都会兴致勃勃地围观,其乐无穷。

  商丘人基于对火的崇拜,一直保存敬火、崇火、爱火的习俗,至今没变。因为敬火、崇火、爱火,商丘人在用火时非常讲究,对火,绝不容许玷污、亵渎。做饭的炉灶、烧香的香炉都看得非常尊贵,任何人不能随意跨越,就是烧火做饭的干柴,都要顺着放整齐,烧时先从一头烧起,不允许乱烧乱燃。用过的火熄灭时,不能打散火堆,不能用唾液灭火,更不能用脏水泼灭火,这些做法被商丘人认为是对火祖燧人氏的不敬和冒犯。

  有关燧人氏的故事传说

  在燧皇陵周边村庄,至今还保留着很多燧人氏的故事传说,这成为商丘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在很久远的古代,燧人氏带领人们以打猎为生,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一次在雷电引发山林大火过后,大家尝到被火烧死野兽的美味,于是人们天天盼望能再有火。一天,一只美丽的太阳鸟将燧人氏驮到天上的太阳宫,太阳公主指着宫中琳琅满目的宝物请燧人氏任意挑选。燧人氏看了看宝物说:“我只想要火!”太阳公主拿出一块宝石(即燧石)送给燧人氏说:“这是一块会生火的宝石。”太阳鸟将燧人氏送回人间。燧人氏将宝石放在宫殿的案子上等它发火,等呀等,等了好久,宝石也没发出火来。燧人氏发火了:太阳公主怎么能哄我呢?于是勃然大怒,抓起宝石狠狠地向地上摔去。宝石落到地上,与地面的石头相撞,火花四溅,燧人氏见状恍然大悟,原来石头相击才可以发出火花来,于是燧人氏在太阳公主和太阳鸟的帮助下击石取火。他把这种取火方法教给人们,人们尊称他为火祖。

  还有一流传很广的传说,说是一万年以前,商丘这个地方叫燧明国。燧明国有一种树,叫燧木,云雾在树枝间出没升腾。有种叫猫头鹰的鸟,常用嘴去啄击燧木,燧木就发出灿烂的火花和火光。有位圣人从中受到启发,便折下燧木枝用燧木枝钻燧木,终于生出了火,这位圣人把火种保存下来的同时,也把这种取火的方式传授给了大家,大家对他无比尊敬,便称他为燧人氏,商丘的后人们把他尊称为火祖。

  也有说是在远古时,商丘一带是一片山林,在山林中居住的燧人氏,经常捕食野兽,当击打野兽的石块与山石相碰时,往往产生火花。燧人氏从中受到启发,就以石击石,用产生的火花引燃火绒,生出火来。这种取火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商丘农村。

  燧人氏在阏伯台的西北边发明了钻木取火法,并在这里筑起了一个高台——传教台。为了让天下黎民百姓都能学会取火、用火,又派明由、必育、陨丘、成博四位精明能干的部下到边远地区传教。燧人氏为治理天下,传火、用火,积劳成疾,不幸暴死在商丘的传教台上。临死前说:“我生前在这里传教,死后将我埋在这里,让圣火一代代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人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遵嘱将他葬在了那高高的传教台上。后来人们又为这位圣人建立祠堂,修了陵墓,植了松柏,称此陵为“天下第一陵”。

  相传,燧皇陵高大的墓碑上原有一只金蚰子和一颗火龙珠。金蚰子每逢晴天夜深人静就吱吱叫唤。火龙珠每逢初一、十五子时便闪闪发光,还伴随着优美的乐曲。凡是看过的人都无眼疾,而且健康长寿。据说,这是燧皇爷的两件珍宝。后来南方一位商人盗走了金蚰子和火龙珠,从此,商丘人再也见不到火龙珠的光辉,听不到金蚰子的叫声。

  燧皇陵前的文人佳话

  到了东汉光和七年(184年)的五月初十,太尉桥玄病逝于京师洛阳,九月初七要在故里睢阳城北五里许安葬。碑文请谁写呢?桥玄之子桥羽第一个就想到了自己的好友蔡邕。蔡邕是大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大师,曾任中郎,人称蔡中郎。桥玄生前视民如子,虽性刚烈,但礼贤下士,谦恭清廉,子弟亲属中无任大官者,死时“家无居业,丧无所殡”,为世人所称颂。蔡中郎对桥太尉更是无比敬仰,应桥羽之请,慨然应允,欣然命笔,一鼓作气写下了千余字的太尉桥公庙碑文,高度赞扬了桥玄忠于职守,不徇私情的节操;烛隐洞奸,宽严相济的吏才;刚正端方,不阿权贵的风骨;扬威边陲,挥鞭而定西域的功业。同时,对桥玄爱士亲仁,雍容谦和的仪态尤为称道。连在场的文学大家曹操也不由得拍案叫绝。曹操为何在场?原来曹操与桥玄是忘年交,又因桥玄的两个女儿才貌双全更使他倾倒。所以,凡是桥家有事,曹操只要闻讯,便急忙赶去。

  桥玄的丧事办完后,蔡中郎和曹操都想游览一下睢阳名胜,桥羽对蔡中郎为父写碑文正无以报答,便欣然答应,且亲自陪同观光。

  蔡中郎和曹操在桥羽的陪同下来到燧皇陵,只见陵冢硕大,数百棵千年古柏郁郁葱葱,上百通石碑林立,并有多通皇帝御碑。三人边走边看,突然发现两通无字碑。蔡中郎好奇地问道:“为何竖两通无字碑?”桥羽笑道:“先生有所不知,相传千年前燧人氏显灵,曾嘱托宋国国君微子说,千年之后有两位文豪来此,你可在我陵前竖两通无字碑以待二君。微子公元前1039年立国,距今已千年有余,两位又是文学巨匠,正合燧皇所说二君。二位倘若能题写碑文,岂不圆了燧皇之心愿?”蔡中郎和曹操听了哈哈大笑,同声道:“言之有理?”桥羽便命书童捧砚,二人挽起长袖,手握巨笔,一挥而就。蔡中郎写的是:“燧皇取火济天下,功德盖世昭日月。”曹操写了个“龙”字。二人不解道:“为何写了个‘龙'字?”曹操笑道:“我们是龙的传人。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深秋,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也。”桥羽赞道:“言之有理。先生有此大志,真英雄也。”蔡中郎道:“原来曹公有野心。”曹操笑道:“扫除群雄,统一天下,造福人类,有何不可?”蔡中郎道:“莫非想同燧皇一样流芳千古?”曹操笑道:“燧皇乃万古圣人,曹某岂敢与燧皇相提并论。”

  燧人氏在商丘钻木取火,开启了中华文明。如今,商丘人依然保持着对“火源”、“火种”、“火神”的崇拜热情。

系列之三:一台一陵,承载中国的火文明

  阏伯台位于商丘古城西南三里,又叫“火星台”、“火神台”、“商丘”,是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台遗址,约有4500年的历史。

  一边是燧皇陵,一边是阏伯台,这一台一陵,承载着中国的火文明史,也承载着中国火的发明、管理史。

  同时,两者也是商丘火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因为这样,2005年的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在这里采集。

  实际上,不独对人类用火的贡献,燧人氏对人类的贡献还有很多。比如结绳记历。按照有关史料记载,燧人氏其时已发明了绳索,最早是草编,由编草绳、草席开始。燧人氏的第三个贡献是确立天地中央。按照燧人氏的定位,在北纬34°23′到24′之间有一条线,叫天齐线,这条线就是中国的天地之中,历代王都都要建在这条线上,才是正统的中原王朝。商丘就在天齐线上,而且居于“中”,中原就是这么来的。燧人氏的第四个贡献是发明了中国的第一个姓,燧人氏以“风”为姓,有了姓以后,就可以区别各个氏族,就确定了人伦。

  也许因了燧人氏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虽然商丘数次经历黄河洪水的洗礼,燧人氏之陵墓至今被完好保存着。

  与燧人氏陵墓一样被完好保存着的,还有与其相隔一箭之地的阏伯台。阏伯台里供奉着阏伯,燧人氏是人类人工用火的创造者,阏伯是管理火的官员。

  实际上,因为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燧人氏以降,每一朝代都有管火的官员,他们就像现在的能源部长,掌管着全国火的使用,或可称为管火的部长,其中有名的有炎帝、祝融,阏伯是其中之一。

  阏伯台与燧皇陵,燧人氏与阏伯,成为商丘独特的火文化景观。燧人氏钻木取火,在商丘首创火文化,燧人氏在商丘活动极为频繁,商丘又是火神阏伯司火的圣地;商丘有“火都”、“火墟”的称谓。因此,商丘为火文化的源头;商丘是火文化之乡。

  阏伯台一个用火历史的坐标

  翻看《商丘县志》,其上有记载,“阏伯台在商丘古城西南三里,台高八十八尺,周二百步”,它是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台遗址,距今约有4500年的历史。

  阏伯台又叫“火星台”、“火神台”、“商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字呢?中国古代,人们为了观测日、月、金、木、水、火、土等恒星和行星的运行规律,把沿道的天区分成大小不等的二十八个小区,称二十八宿,作为观测时的标志,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达的位置,其中东方苍龙七宿有一个星宿对着商丘,它就是心宿,心宿又叫火星、商星。这颗星在4200年前,每年都有个运行不变的规律,它何时东出,何时南中,何时西落,每年再现的时间都非常准确。当时阏伯就以这种最简单的办法用肉眼观天来定农时、分季节,告诉当时的人们什么时候开始收割,什么时候开始耕种,指导我国最早的农牧业生产。

  阏伯台之所以叫“商丘”,“因为早在4200年前,这里是商族部落繁衍生息的地方,而当时商丘属于丘陵地带,人们为了逃避洪水及猛兽的侵袭,选择商丘居住,所以商部落居住的地形为丘,故称‘商丘'。‘商'指商部落,‘丘'指地形。人类对火星台的观测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人们仍然以大火星的变化来指导农时。”商丘市文联原主席尚起兴先生说。

  又因为此台是观测大火星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火星台”。由于阏伯一生不辞劳苦,呕心沥血造福于当地的黎民百姓,人们非常敬仰他,把他喻为“火神”,所以此台又叫“火神台”。他死后,人们以他的遗愿将其葬于此,为了纪念他,后人又称此台为阏伯台。

  现存的阏伯台如墓状,夯土筑成,层层夯土中夹杂着不少汉代的瓦片与陶片,可能是汉代所筑,原来的阏伯台因黄河泥沙多次淤积,隐于现存台下。文物勘探表明,在阏伯台附近地表以下十余米发现原始土层,而阏伯台下的原始土层要高出周围十米以上。这说明在黄河未冲积之前,这里已经是一个高约十米的大土丘,阏伯居住的高丘应该是地表以下的这个土丘。

  阏伯台上有阏伯庙(或阏伯祠),为元代大德年间建造,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庙内有大殿、拜厅、东西禅门、配房、钟鼓楼,东边为钟楼,西边为鼓楼。另外还有三处台阶组成。其中中间的台阶是最有意义最有特点的。此处台阶最底层最薄越往上越厚,寓意为步步高升。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被誉为火德皇帝,就与这里有关。

  据史记载:五代后周时,年轻的赵匡胤曾瞒着父亲离家出走,至信阳因受冷落,愤然离去,经老僧指点,决意去北方投奔郭威,路过商丘城南45华里的帝喾祠,想问问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便在祠中抽签问卜,抽签问卜的结果竟有天子命,赵匡胤大喜,又跑了40余里至商丘古城西南3华里的阏伯庙,兴奋之至,竟喝了个酩酊大醉。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太祖未发迹时,“曾客游睢阳,醉卧阏伯庙。”据《宋史》记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七月,赵匡胤来商丘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而发迹,显德七年(960年)春便发生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开国皇帝。因他曾抽签问卜于宋州有“天子命”,又在宋州发迹,所以,国号为“宋”,因商丘主火,故被誉为火德皇帝。赵匡胤登基后,念念不忘在帝喾祠抽签问卜之事,所以于开宝六年(973年)下诏大修了帝喾陵寝。宋真宗认为赵氏之所以得天下,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因此,于景德三年(1006年)升宋州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又升应天府为南京,居陪都地位,至今商丘还有赵匡胤当年的拴马树和消闲避暑的清凉寺。据《商丘县志》记载:“太祖名匡胤,姓赵氏,涿郡人。周显德六年为殿前都检点。七月为归德军节度使,明年春帅师御汉兵至陈桥驿,将士推戴,自立而还。遂代周受禅,改元建隆,定大号曰宋,以尝领于宋也。在位十七年。”《商丘县志》还记载:“清泠台,在城西北十八里,梁孝王筑,相传宋太祖避暑于此,又名清凉台。”应天府上升为南京后,因宋太祖发迹于宋州,于是便在南京建“三圣殿”,奉祀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他们的父亲圣祖赵弘殷。三圣殿又名鸿庆宫,宋人刘艘曾写《鸿庆三圣殿赋》,赋中写道:“于是太祖乘火而帝,继益之功,在祚吉土。曰:惟商丘是为星火大辰之居……而宋以来,火帝兴于火墟。”并作颂曰:“崇崇商丘,大火主兮。”清诗人查岐昌曾做诗赞道:“房心分野位离东,锡爵宣明配祝融。一代兴王推五运,九章上服视三公。荒坛尚识朱书古,废殿谁论赤帝崇。小县名从主祀在,千年火正纪神功。”清代商丘县令刘德昌也写诗道:“崇台凌百尺,桎祀历千秋。帝子炎辉远,高辛世泽优。丰碑云际立,遥郭望中收。旧是龙兴地,坤灵锺此丘。”

  不过赵匡胤当年睡过的阏伯庙早已不存在了,现在的建筑是元代建筑。整个建筑呈对称的方形,小巧玲珑而别致。1982年,中科院古建专家张玉环教授来此称赞说:“古今中外我看了很多高台建筑,但像这样小巧玲珑的高台建筑实在太少了。”

  天文学界的专家认为,阏伯以星辰的变化确定时节,制定历法,属天文学的范畴,阏伯应是一位天文学家,而他观星授时的高丘就是一座原始的天文台。

  朝台一种对于阏伯的万世敬仰

  阏伯是轩辕氏黄帝的四世孙,帝喾高辛氏的儿子,曾经辅佐大禹治水,任司徒,管教化,因功封于商,被赐为子姓。为什么被赐为“子”姓呢?据史书记载,他的母亲因吃了玄鸟蛋(燕子蛋)而生下阏伯,所以赐为子姓。至今商丘还有一个风俗,谁家生了孩子就送鸡蛋表示祝贺,并把鸡蛋染红了分给孩子们吃。吃红鸡蛋的习俗就源于子阏伯。《诗经商颂》有两句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玄鸟生商。阏伯就是商的始祖。

  阏伯台上有副对联“举起天上刚正火,烧绝世间不良人。”这里面有一个神话故事:距商丘不远的亳州,是曹操和华佗的故乡,也是一个有名的城市。街面上有很多都是卖药材的,所以人们又称亳州为“药都”。除药材之外,其他生意也很兴隆。不过,有些生意人心很黑,为了赚钱,掺杂使假,缺斤少两,坑害顾客。老百姓暗暗骂娘,但对他们却无可奈何。一日,大街上出现了一位童颜鹤发的老人,端着“火烧”在街上叫卖。老人声若洪钟,边走边喊“十四两的小火烧,十二两的大火烧!”街上的人听了,无不哈哈大笑。因为古时16两为1斤,14两的火烧肯定比12两的大,老人大小颠倒,不能不令人感到可笑。

  卖火烧的老人刚刚走过,西门里的店铺便起了火,接着不少地方也纷纷起火。火势最大的是贪官污吏住的州衙。后来,人们才突然省悟,卖火烧的老人原来是火神爷变的。他赏罚分明,根据坑害百姓的多少,罪恶的大小,分别给予惩处。罪恶小的小火烧,罪恶大的大火烧。从此亳州做生意的人再不敢缺斤少两,掺杂使假。

  数千年来,商丘一带民众把他当做神来供奉,原因在于人们对火的崇拜。受火崇拜、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共同影响,由最初的崇火、祭火,逐渐演变成为祭祀火神阏伯的一种民俗,当地人叫它“朝台”。

  正月初七是阏伯的生日,恰逢中国农历春节期间,每年此时,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朝台”活动,周边数百里的民众都来这里拜祭阏伯,人流络绎不绝,香火日夜不息。阏伯台成为商丘地区历史最优秀、规模最大的庙会场所。

  据史料记载,阏伯台在商朝及周朝的宋国时期一直是国家的社庙,被定为重要的祭祀场所,每年官方都要举办多次隆重的祭祀活动。在官方的倡导下,民间响应更为积极,并逐步转变为以民间为主的传统风俗习惯。《商丘县志》中记载:宋高宗赵构皇帝在商丘登基,创立了南宋王朝。在商丘期间,曾到阏伯台祭拜火神,歌颂火神功德,祈求火神保佑。祈求火神保佑是众多祭拜者的共同愿望和主要心声,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民间草芥,都把尊祖敬神作为实现自己美好心愿和远大理想的力量之源。

  每年的古庙会上,舞火龙、耍火狮、跳火圈、吞火吐火、取火种、续香火、烧鸡蛋、烤食品、祭火神、祀火星、放烟火、赛花灯、玩铁花、赛火把等民俗活动,就是商丘及周边地区的民众崇火、敬火、爱火、祭火的火文化习俗的展现。

  按照传统的习俗,如今商丘每年都要组织两次大型的祭祀火神阏伯活动,第一次是农历正月初七,这天是阏伯生日,会期一个月。第二次是农历六月二十三,这天是阏伯忌日,会期是十天。像这样规模大、影响广的祭祀活动,在中国民俗活动中比较罕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商丘人在火神台的朝台大会由原来单一的祭拜火神,逐渐演变为以商贸经营和游乐休闲为主的大型民间活动,也是沿传到今天依然红火的原因。特别是每年春节的古庙会,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为期一月有余,苏鲁豫皖等省交界处的数百里民众、商家、民间艺人都纷纷拥来台前,祭拜火神,听戏赏曲,大家对朝台都十分认真和虔诚,朝台时各带团队,敲锣打鼓,吹弹挥舞,焚香祭拜,既热闹非凡,又肃然有序。 

系列之四:人类用火,从远古走向现代

  作为“火的故乡”,2005年在河南商丘采集的火种曾点燃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2008年7月,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也将来到商丘。图为燧皇陵广场,2005年全国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就是在这里点燃的。

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创了中华古代文明。图为燧皇陵前燧人氏取火雕像。

  2005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因被视作我国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一次大演练,受到极大关注。

  开幕之前,主题口号为“我们万众一心”的火炬传递活动分别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采集“科技进步之火”、在商丘采集“华夏文明之火”、在北京航天城采集“中华复兴之火”。三个采火地点的选择寓意深刻,十运会火炬传递采火点选择南京紫金山、河南商丘和北京航天城,在空间上兼顾了江苏省会、中原大地和首都北京,在时间上体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衔接。

  商丘市之所以入选,因为它是“火的故乡”,《史记》中记载的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就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燧人氏所造之火被誉为“中华第一火种”,照亮了从猿到人的历程,开创了中华古代文明。因此,用“中华第一火种”诞生地——河南商丘采集的火种点燃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闪耀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智慧光芒,体现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时过三年,2008年7月,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圣火传递又将来到商丘,这无疑再次彰显商丘作为火的故乡的地位。

  实际上,火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民族向心力和鼓舞民族精神的象征。而这种圣火的传递,包括奥运会点火的形式,伴随了人们利用火的文明进程。

  古人取火多取法自然

  “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和击石取火前,人类用火多是雷电引起树木着火的自然界火和火山引起的火。”商丘市文联原主席尚起兴先生说,“雷电、火山过后,火一旦熄灭人们就无法使用,这样人们就想法去保存火种。一开始人们不断地添加树枝、木头来保持火的燃烧。后来人们逐渐引火入山洞,在固定的地方保存火种,并不断地加入柴草树木保持火种不熄灭。经过长期的摸索,人们逐渐在火堆边上堆上石块,以便更好地维持火势,也有利于烧烤食物,这就是后来火坑的雏形。直到燧人氏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后,这种靠自然取火的方式才发生改变。”

  燧人氏后,在取火方式上有重大突破的,应该是阳燧的出现。

  西方神话中,有普罗米修斯冒生命危险用桂皮制成的空心管在太阳神阿波罗太阳战车轮子下为人类盗天火的美丽传说。在我国西周时期,不用普罗米修斯照样可以随时从太阳那里得到“天火”,这就是“阳燧”。

  阳燧出现于青铜器时代,是距今3000多年的我国利用太阳能取火的工具。它是一个铜锡合金的圆形凹面反射镜,将阳燧面向太阳,将易燃物放于凹面的反射焦点处,几秒至十几秒钟,易燃物即被点燃,这就是阳燧取火的方法。

  关于阳燧历史文献上有大量记载。《淮南子·天文训》曰:“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阳燧面洼,向日照之,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椒,着物即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考式记》记载:“铜锡各居其半合金铸成的凹面镜,太阳光下形成焦点以取火,因此又叫鉴燧。”

  阳燧的发明使人工取火的方法得到了发展,人们可以更方便更迅速地利用太阳能得到火种,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战国时期,学者墨翟对平、凸、凹镜的反射原理、性能、成像进行分析研究,并记载于《墨经》之中。小小阳燧虽不起眼,但是它的科学作用在人工取火方法的进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春秋时期我国发明了炼铁术,从此人们使用的工具、农具、武器等逐渐用铁器替代青铜器。到了汉代铁器应用非常普遍,完全进入了铁器时代。

  人们在用锄头锄地时,偶尔碰在石头上,迸发出火星。久而久之,人们发现铁与石头相击比石头与石头相击更容易击出火花,而且火星更旺,于是人们逐渐发明了火镰取火的方法。火镰发明的年代据推断应该在战国时期至汉代。

  最初的火镰就是一块铁板,用与石头相击冒出的火星点燃易燃物便可取火。后来为了方便击石,将铁板做成弯弯的镰刀形状,因而得名“火镰”。再后来,为了方便握住镰刀状铁板,又给火镰装上了木柄。与火镰同时使用的还有“火石”和“火绒”,为携带方便,木柄演变成荷包,里面可以盛放火石和火绒。

  历史文献对火镰有很多记载。唐代诗人李白《留别广陵诸公》诗中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柳宗元有“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的表述。元李好古《张羽煮海》第三折有“家童,将火镰、火石引起火来,用三角石头把锅放上”!据清代文献记载:“取火之具有火镰,缝皮为包,安铁为刃,内装火石一片,火绒一团,欲用火取火绒豆许,放石上以刃敲之,顷刻即得火。”

  火镰也称“火刀”,因完全是小作坊手工制作,很少有重样的,有的作坊还在火镰上刻火龙吐火等图案或“珍珍火刀”等使用者的标记等。后来火镰流传到国外。

  随着火镰等人工取火工具的普及,火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从烧制陶器到后来的瓷器,都离不开火。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不灭,制作了大量生活用瓷和艺术品;在冶炼方面,从炼制青铜到炼铁术的发明,使人们的农具、工具、兵器有了不断进步,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在农业上人们放火烧荒、刀耕火种,用火把驱赶病虫害;在军事上利用火攻法攻城,用热兵器打仗等;在医学上用火针、燎灸治病等;在隧道工程上采用“火烧水击方法”开凿山洞,开世界隧道史的先河……火的力量巨大无比,火的文化灿烂辉煌。

  现代取火让人类文明越来越高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取火方式的,是火柴的出现。

  1826年,英国药剂师约翰·沃克发明了火柴,他把氯酸钾和三硫化锑用树胶粘在小木棒的一端,干燥后与砂纸擦划即能发火燃烧。次年他把火柴盛于圆筒形的火柴盒内在作坊里向外出售,内装一块砂纸,这就是最早的实用火柴。

  1831年,法国人查理·索利亚用黄磷替代三硫化锑,制成黄磷火柴。这种火柴到处可以划燃,称“摩擦火柴”。黄磷火柴不仅容易引起火灾,而且药头有剧毒,7个药头就可以致人死亡。

  1898年,法国人亨利·赛韦纳等以三硫化四磷替代黄磷制成无毒的“硫化磷”火柴,但仍是摩擦火柴。

  1906年,瑞士等欧洲七国签署了“禁止火柴业使用(白)黄磷”《日内瓦公约》,禁止生产使用黄磷火柴。1923年,我国也加入了这一国际公约。

  1855年,瑞典人伦德斯特洛姆把氯酸钾和硫磺等混合物用胶粘在小木棒上,而将赤磷涂在火柴盒的侧面。干燥后,只有火柴头在磷面才能划燃,称安全火柴。

  1833年,世界第一家火柴厂建于欧洲的瑞典卡马尔省,生产黄磷火柴,随即火柴工业在欧洲许多国家兴起。

  1840年前后的道光年间,英国使臣把火柴当做贡品献给道光皇帝。当众划燃演示,“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叹为鬼物”。这是中国人最初见到火柴。1867年海关报告全国进口了7.92万罗(每罗12打,每打12盒)黄磷火柴。我国最早使用的火柴是从欧洲输入的。

  火柴输入中国时称“自来火”,国人称之为“洋火”,北京人也称之为“取灯”,称火柴厂管装火柴的工人叫“装取灯的”,北京以“取灯”命名的胡同不少于五条。

  1877年,上海成立制造自来火局,作为首家中国人办的火柴厂,其生产“马牌”火柴广告见于当年《申报》报端。

  1906年,北京商人温祖筠与农商部经光绪皇帝圣旨御批官商合办,在北京建“京师丹凤火柴公司”,开创了北京火柴工业的历史。

  在过去将近二百年的时期内,火柴成了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主要取火工具,男人点烟,女人做饭,火柴不离手。后来随着打火机的普及,火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原始的打火机是一套火枪式打火装置。当抠动装置扳机时,带强弹簧机构击打火石产生火花点燃干树叶。1823年,德国化学家备具莱纳在实验室发现氢气遇铂棉会起火,于是研制了一套由玻璃筒等制成的装置,以硫酸、铂棉、锌片为材料的打火机,因体积大、易破碎、硫酸溢出有危险等原因,没能普及使用,但它是世界第一只打火机。1920年,法国出现了灯芯式打火机,后将灯芯浸苯改成苯打火机。

  现代的打火机,已变成小巧玲珑、可以随身携带的取火工具。

  自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和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各个战线中点火方式也都向电子化和自动化发展。其实在发动机发明之后不久,汽车、轮船、飞机等使用的发动机内的点火已实现了电点火。当汽缸中充满压缩燃料气体时,电火花点燃气体,瞬间体积膨胀,产生巨大动力,驱动汽车轮子等转动,实现了发动机不断点火来做功,带动各种机械进行工作。

  在使用火柴的年代,用火柴点煤气灶所消耗的火柴占火柴总量的大部分。当时还有各种各样灶用火柴,一般火柴一盒50至100支,而灶用火柴多是500支一盒,量多耐用。上世纪后期,煤气灶大部分用上了电打火的点火器,只要旋动旋钮打开煤气的同时自动点火。

  目前,在矿山开矿、隧道工程、开山修路、河道除礁等诸多爆破作业中,大部分采用电点火引爆以求安全。在定向爆破、集中销毁不合格鞭炮、销毁毒品等场合,不仅采用电点火,还逐渐采用无线遥控远距离爆破,以保证更加安全。现代化钢厂的炼钢炉点火、大型体育运动会主火炬点火也都采用高科技的自动点火方式。自动点火已成为今后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国力的增强,如今我国在火箭、卫星发射及航天事业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的火箭运载能力、人造卫星技术以及航天技术,都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在向太空发射卫星和宇宙飞船时火箭发射点火都采用了高科技的全自动点火,其控制时间的准确性和点火的可靠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系列之五:中国古代自然火灾和防火措施

  火的利用除了给人类带来温暖与光明,有时也会带来麻烦甚至灾难。在我国,很早就有防火法规和消防机构,一些建筑物上也配套建有防火设施。图为商丘阏伯台的古老建筑。

  人们长期在自然界生活中逐渐认识了火,体会到火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漆黑的夜晚可以拿火来照明;在寒冷的冬天可以用火来取暖逐寒;熊熊的火焰可以驱赶野兽,避免野兽对人类的伤害;更主要的是,人类自从懂得用火烧烤食物后,不仅减少了腹部疾病,缩短了肠胃消化时间,同时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使人的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人类由于对火的使用,在自然生存斗争中强大了起来,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向文明发展的征程迈出了一大步。人类对火的认识和利用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远古时代,人类最早认识、利用自然界火和保存火种是被动利用火,一旦火种因意外情况熄灭便会给人类用火带来很大困难。自从人类发明了击石取火、钻木取火的取火方式,开创了人类主动用人工方法取火的先河。在古代,人们还发明了使用阳燧、火镰、火镜取火的方式。到近现代,人们又发明了火柴、打火机等取火工具。随着科学的发达,自动点火将给人类用火带来更大的方便。恩格斯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可以说,火决定了人类的命运,给人类带来了温暖与光明,也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和进步。

  但客观而言,火不仅带给了人们福祉,有时也会给人们带来麻烦甚至灾难,人们利用火的进程也是和火不断斗争的进程。

  火带来的并不都是福祉

  火在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火也带给人们灾难和不幸,雷电、大风、地震等都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大火,造成重大损失,史料中对此记载较多。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陕西的雷火:“夏,雷震南山,大木数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数十亩地,草皆焦黄。”

  《元史·顺帝纪》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北京雷火:“(六月)甲寅,雷雨中有火自天坠,焚火圣寿万安寺。”

  而历代宫殿与坛庙被雷电击中而起火者甚多。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的宫殿与坛庙建成,永乐十九年元旦正式迁都北京,在三大殿举行大典。仅过了三个多月,三殿即遭大火。至正统六年(1441年)才修复完工。但到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又遭火灾。“四月丙申,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骤起,由奉天殿延烧谨身,华盖二殿,文、武楼,奉天,左顺、右顺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而建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祈年殿,据光绪朝《顺天府志》记载也曾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毁于雷火。

  清光绪修《甘肃新通志》卷二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甘肃雷火:“暴雷震一人于通渭县城南川,云雾垂地火花烛天,渭水赤三日。”

  有时候也有自燃起火的,《南齐书·五行志》记南齐永元三年(501年)江西天火:“正月,豫章郡天火,烧三千余家。”

  清嘉庆年《庆云县志》卷十一记康熙六十年(1721年)山东自燃火:“四月七日,忽大热,枣树自焚者数百株,寻大风。”

  民国时《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九九,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陕西自燃火:“省东西各县春夏之交孽火时作,或睹火球飞空,或闻其声嘻,出移时场中麦积火起,损失甚多。”

  古文献也记载了很多由大风引起的火灾。

  《唐书·五行志》记唐广德元年(763年)湖北风火:“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风,火发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死者数千人。”

  《晋书·五行志》记宁康元年(373年)河南风火:“三月,京都大风,火大起。”

  清乾隆《盛京通志》卷十一记明天顺元年(1457年)辽宁风火:“三月五日,无云而晦,西南风声如雷,屋瓦皆飞,扬沙拔木,西关火起,延烧居民房屋及东北古庙,松榆数百殆尽……”

  地震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大震来临时也会引起火灾。

  《玉堂芝谈荟·地日夜九震》中记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山西地震引起火灾:“太原地大震,凡四十余日。又震烈坏民居舍,火从裂地中出,烧杀数万人。”每一次大的地震都会引起火灾。

  另外,陨石、流星雨也会造成火灾。

  《隋书·五行志》记陈祯明二年(588年)江苏因陨石起火:“五月,东冶铸铁,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坠熔所,隆隆有声,铁飞破屋而四散,烧人家。”

  《梦溪笔谈》卷二十记宋治平元年(1064年)江苏陨石引起的火灾:“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九十八记明正德八年(1513年)江西陨石引起大火:“夏六月辛酉,丰城县西南连陨火星,如盆如斗,既而火作,至七月初始熄,燔二万余家。七月甲申龙泉有赤弹二自空陨于县治,形如鹅卵跃入民居相斗久之,戊子火陨龙泉县四千余家。”

  清光绪《广州府志.杂记四》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广东流星雨引起火灾:“戊申九月,夜有星如珠,长丈余,数十小星随其后,自北而南,荧荧然有声,月色为其所掩。或以为彗星,或以为火星。是年会城多火灾,而南岸尤甚。”

  古人已懂得防火灭火

  长期以来,怎样防火救火,一直是人们研究的课题,其中建立消防法规,就是一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以法治火”的法规法典。虽然这些法规法典中多是对违法造成火灾者的刑罚,但对于防范自然火灾也同样是有用的。

  在周代设立了掌管防火灭火的“火官”,颁布了“火禁”。《周礼·秋官·小司寇》记有司繺\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即防火人员手摇木铃,提醒居民防止火灾。至此成为习俗,直至明清。在西晋的《晋律》和南北朝时的《大律》中均有《水火篇》,《唐律》中更有比较完备的防火法规,宋代还制定了军队救火的规定。在元代,对日常防火规定:“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火瓮,积水常盛,家设火具,每物须备”,“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明代的《大明律》和清代的《大清律例》均有对“失火罪”和“防火罪”的处罚条款。

  法规之外也有完备的消防机构。官办的消防机构,在周代已有,宋代称为防隅、潜火军,元代、明代称救火兵丁,清代称防范火班,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有了消防队。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消防机构的工作情况为:“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房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在“高处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消防专职部队。据《梦粱录》记载,赵构迁都临安后,“官府坊巷,近二百步,置一军巡铺”,街道上主要地段都设有防隅官房,建望火楼二十多处。临安全城的“防隅巡警”有2300人之多,这使消防机构更加完善。

  据史料记载,我国第一支消防警察部队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天津南段巡警总局设消防队。这以后,北京、哈尔滨、保定、南京、昆明、广州、沈阳、长沙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消防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下设消防处,由“统带”管辖。当然他们的职责是保障皇家的安全,主要驻守在皇宫、颐和园等处。

  民间的消防组织,有“水龙会”等,这是由商家自发组织的群众性消防组织,负责筹集消防资金,购置和管理消防器材,组织开展各种消防活动。据《休宁县志》卷三十二“民俗·庙会”中记载,每年“农历四月初十,安徽休宁县万安镇举行庙会,在水龙庙前演戏三天,以祈祷免火灾,保平安,水龙庙内置各种消防器械”。水龙庙会由水龙会组织。庙会期间,把水龙庙里的大小水龙、水枪及其他器材全部在外展示,而各商号自备的小水龙、水枪等各种灭火器材也拿出来展示,并进行演习竞赛活动,达到了宣传防火知识,提高防火意识的目的。清光绪二年(1876年)立于万安镇的《复办水龙碑志》记载了集资办消防和置办消防器材的情况。

  “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我国古代,在防火灭火方面,积累了不少具体有效的经验。

  《汉书·五行志》记:“左氏传曰:宋灾,乐喜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具绠缶,备水器,蓄水潦,缮守备,表水道,储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饬众官,各慎其职。”也就是说在没有发生火灾之前,把易燃的小屋拆除,用泥来封不宜拆除的大屋,以阻隔火势。准备好装土的工具草笼、绳索、贮水的器物和灭火的水、沙土。发生火灾时,调集官府劳役和郊外之民,赶去救火。足见先秦时期已有防火灭火的具体措施。

  防火墙是古代一种行之有效的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在甘肃省发掘出土的一座建于汉代的大型粮仓遗址,四周的墙以夯土构筑,最高处达6.7米,仓库内还有两堵南北向的墙,厚达1.5米,把仓库隔为三间,每间面积616平方米。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防火墙。在歙县《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中记载当时的徽州太守何歆创修封火墙一事:“吾观燔之势,未有能越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墙,其上策也。五家为伍,甓以高垣,庶无患乎”。康熙《徽州府志·名宦》中对何歆这一防火

  措施也有记载:“乃下令:郡中率五家为墙。里邑转相效,家治崇墉以居,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实辄易灭,墙岿然。”

  封火墙可以封闭火势,阻止火灾蔓延。这样的墙在徽州城乡建造了数千道,一直沿用至今。《广西通志·祥异》记载:明嘉靖九年九月,广西梧州大火。第二年,知府请提督“筑一火墙,以防火患,民甚赖之”。《南平县志》也记载明万历年间两任郡守两次令当地富户捐献银两,共建九座防火墙。这种防火墙发展到后来,出现了每家每户独立建造的形式,有“五岳朝天”型、“雀尾式”、“哺鸡式”、“马头墙”、“屏风墙”等。

  古代在城市规划时,非常注重水源问题。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也是保证消防用水的需要。

  我国古代已有灭火工具

  所有防火的完成,需要准备完备的灭火器具。

  据《通典》载:“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簿皮合缝为袋,水三四石,将筒置于袋内,急缚如溅筒。”“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灭火。”这是唐代的灭火器。

  到了宋代,灭火器具又不断创新。《武经总要前集》载有“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还有水囊,“如一囊,以猪牛胞盛水”;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蘸泥浆皆以蹙火。”这些水袋、水枪、灭火棒是当时有效的灭火器具。

  明清时期,在宫中设了贮水的大缸,以备灭火之用。据《大清会典》记,紫禁城内曾设有308尊大缸。有铜鎏金吉祥缸、烧古青铜缸和铁铸大缸三种,其中铜鎏金吉祥大缸高1.2米,直径1.63米,每尊可贮水3000多升。

  清代宫中的防范火班又称机桶处,机桶处又称“水龙”,下装四个轮子,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救火器具。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与灭火有关的装备。北宋时,苏轼曾先后任杭州通判和太守,建立了时称“潜火队”的消防队,配置的灭火器材有棚索、斧、锯、旗号、火笼、火背心等。明代,杭州官府的防火铺配置有水桶、云梯、火钩等。至清光绪时,藤斗水枪已发展成“水铳”,还有抬龙、吊桶及梯子、警铃、挠钩、刀斧、扛索、灯笼和专用号衣、号帽等消防装备。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杭州织造署经朝廷批准,购置了洋式水龙,从人力出水至后来马达发动出水,称“机龙”。这些消防机构和消防器材,虽然现在看来比较落后,但为今天的消防工作积累了大量有效的经验。

系列之六:火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同时,火文化对古代天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影响。商丘阏伯台建筑宝刹上的这个葫芦,四根固定的绳索代表四根“准绳”,它是阏伯传承燧人氏观测天象所遗留下来的标志。

  随着对火认识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用火方式也在不断进化,并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取火方式:远古时代,人类是利用自然火和击石、钻木等摩擦生火;后来,陆续出现了阳燧、火镰和火镜等比较方便的取火工具;近现代,随着机械、化学、电子等的进步,又出现了火柴、打火机及自动点火装置等先进的取火方式,方便了人民的生活及工农业、军事、科技等各领域的需求,使火能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正因为火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古代奥运会开始,人们从奥林匹亚采集圣火,传达停战神谕,欢庆世界体育盛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继承了这一传统,每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前都在古奥林匹克发祥地奥林匹亚由圣洁的女祭司在赫拉神庙前,用太阳灶采集太阳精华获得圣火,然后经过全球的圣火火炬传递活动,最后点燃奥运会场的圣火主火炬。

  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主火炬点燃的方式花样百出,成为每届奥运会最令人瞩目的亮点。有的由运动员用手中火炬去点燃主火炬;有的经过五环形导火索点燃主火炬;有的由盲人运动员将火种用弓箭射向主火炬;有的从水中传导点燃主火炬;有的是在运动员点燃圣火后,再由传动机升至火炬台顶部熊熊燃烧……总之,主火炬点燃方式构思巧妙,出奇制胜已成为历届奥运主办国的难题。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点火仪式究竟怎样?目前还是最高机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经过全球征集的点火仪式,必将是出奇制胜、别出心裁的,也必将是把中国的火文化元素融入世界奥林匹克圣火文化之中,成为奥运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中国符号。

  古人以火命名星宿

  中国古人有以观测“大火”授时的传统,但究竟起于何时,目前没有确切的年代。通过对相关文献及出土文物的考察,可推至公元前5000年左右,并从中发现,“大火”在中国传统星名中是很特殊的一颗星,它至少有五个不同的名字:大火、商、大辰、天王、心宿二。一星多名在全天星官中并不多见,这显示了不同年代星名的演变,心宿二是二十八宿形成过程中的最后定名,而大火和商星的命名早于二十八宿的建立。

  现存最早的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司马迁是这样描述心宿的:“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心宿位于东宫的苍龙,由中间的大星(即心宿二)和前后两颗小星组成,而且不在一条直线上。《天官书》把全天分成“五宫”:“中宫”是指北极周围的天区,象征中央帝廷:东、南、西、北四宫,以二分二至所在星官为中心建立起来,与四季相对应,象征帝王的四季行宫。

  二十八宿分为四组,分属于四宫,又称为“四象”:东宫苍龙(青龙),北宫玄武,西宫白虎,南宫朱雀。

  对于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有重要的论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日中、宵中”是指昼与夜的时间正好平分的那一天,此日为一年中的春分与秋分;“日永”是指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即夏至日;“日短”是指白天最短的一天,即冬至。“星鸟、星火、星虚、星昂”即是四星在黄昏时南中天。“仲”是指春夏秋冬四季中每季的第二月。推算这种星象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400年,这四星大致处在二分二至点的位置。也就是说44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能够通过观测天象与昼夜时间的变化关系,确定四个主要节气的时间。

  按专家考证,现在发现的最早的二十八宿示意星图,是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中的漆箱盖上,年代为公元前433年。在曾侯乙墓的漆箱盖星图中可以看到,北斗被延长的一笔也恰好指向星宿,另有三画指向危、毕、张宿。由于心宿所具有的重要的授时意义,

  在漆箱盖的东立面上,古人将大火星(心宿二)框在一个火形符号中,这个符号与盖面图案白虎腹下的符号遥相呼应。这两个符号分别位于东西两侧,虽然同像火形,但白虎腹下的火符被涂实,而框住大火星的火符则仅勾勒了轮廓,使人感到它们是为说明某种特殊天象所做的设计。

  这实际上是对参、商二星的形象描绘,商星即大火星,两个星座正好处于黄道的东西两端,每当商星从东方升起,参星便没入西方地平,而当参星从东方升起,商星也已没入西方的地平,二星在天空中绝不同时出现,授时标志十分明显。参商二星的授时传统与二子不和的故事正好对应。所以《左传·襄公九年》述阏伯以火记时,而《国语·晋语四》也说古人以辰出而以参入,大纪天时,均可见大火与参星在古人观象授时方面的重要作用。文献表明,早在夏商之前,人们就已认识了参、商二星,它实际是古人较早掌握的授时星象。

  当参、商二星恰好位于春分和秋分点上的春、秋分时,太阳正东升、正西没。春分黄昏时斗杓东指,大火星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秋分黄昏时斗杓西指,斗魁东指,参星从东方升起。

  中国古人以参、商、北斗并称三辰,辰是古人用来确定季节的主要亮星或星官。河南濮阳西水坡墓出土的蚌塑龙虎、北斗星图,就是目前所知的最为古老的三辰图,而古人用大火星作为辰星授时应早于西水坡墓葬的年代。

  大火星的形象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就已经出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纹样也有形象的反映,在殷卜辞中也有很多关于大火星的文献记录,由此说明,以大火授时的传统,在夏商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将东宫苍龙七宿在房之前的角、亢、氐作一星点的连线,然后与殷周时期甲骨文、金文的龙字的形象作一比较,其所呈现的形象几乎完全相同,由此说明龙字的创意源于天上的星象,“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和源泉。

  火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启蒙文化

  毫无疑问,燧人氏钻木取火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英国柴尔德在《远古文明史》一书中说:“掌握了火,人类就控制着一个强大的物质力量,控制着一个显著的化学变化。自然界是一个生物,支配自然界一股伟大力量,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恩格斯对人工取火的发明是这样评价的:“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得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与动物界分开。”

  火的发明与应用,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影响深远。人工取火的发明和使用确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有了火,人类才能炮生为熟,开始了熟食的生活,结束了过去“茹毛饮血”的时代。有了火,人类才能焚林而猎,开始利用自然去征服自然,丰富了人类的肉食,最后与动物相脱离。有了火,人类可以御寒以及抵御野兽的侵袭,增强了自卫能力。

  人工取火的发明和使用,使全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发明钻木取火后,便催生了火耕、蒸煮饮食、火陶和青铜文化,催生了金属工具的产生,提高了生产效率,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火文明,而这种影响在商丘尤为显著。

  商丘由于较早使用了火,使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商部族率先在商丘崛起,其历法先进,农牧发展迅速,物有所余,开创了商品交换的先河,商丘也成了中国“商人、商业、商文化”的发源地,被誉为“三商之源”,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殷商文明对后世影响极大,殷商民族重祀尊礼,崇拜祖先,迷信鬼神,对火的迷信和崇拜,一直传承和发展,从未中断,现在对火祖燧人氏和先商始祖火神阏伯的祭祀和崇拜就是最好的见证。

  由于对燧人氏人工取火的科学利用,商丘一带在先商时期陶器的烧制、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西汉时期的冶铁技术等都是比较先进的,特别是商丘的黑陶,不仅是龙山文化晚期的代表,更是先商文化的传承。在豫东地区发掘出土的具有先商文化特征的黑陶器皿,黑、薄、硬、亮,被称为蛋壳黑陶,其制作精细,工艺先进,是火与土的结晶,是商丘火文化的又一体现。

  火文化对古代天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形成战国以前的星宿分野学说影响更为直接。当时的天文学就把商丘列为大火星的分野,后来的天文学家更把大火星称为商星,把大火星对应的商丘称为“火都”和“火墟”。其实,正是人工取火的发明和利用,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观察、思考、总结生存以外的自然的、社会的东西。燧人氏时期,对天空中的光亮似火的大火星有了一定的认识,历经“三皇五帝”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后人对大火星的运行规律有了全面而准确的把握。1994年5月,中国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对阏伯台进行了科学考证,专家一致确定阏伯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遗址。

  用火方式的沿革也推动了火文化的发展,继燧人氏钻木取火后,人类对火的认识在不断改革和发展,使用火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曾陆续出现了阳燧、火镰和火镜等比较方便取火的工具;进入近现代,随着机械、化学、电子等科技的进步,又出现

  了火柴、打火机及自动点火装置等先进的取火方式,方便了人们生活及工农业、军事、科技等各领域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愈来愈离不开火,小到点灯烧饭,大到宇宙飞船上天,无不凭借火的力量。这些不同的取火方法,都是我们祖先的光辉创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燧人氏的钻木取火。

  火文化对现在商丘最显著的影响在于火文化的传承,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和我省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庆典仪式很多时候把点火、采火启动仪式或火炬传递点选在商丘燧皇陵火文化景区。

  商丘的火文化,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的民俗特色,彰显出巨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创造力,已成为商丘地方特色文化乃至全国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中比较突出的民俗经典。

  为了更好地发掘和保存火文化,从1987年起,商丘市睢阳区委就成立了商丘市睢阳区火文化研究会,由睢阳区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从事火文化现象的研究。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从火文化的起源、民俗、内涵、现存建筑、年代考证、历史沿革、民间故事传说、社会影响、专家评价和商丘人对崇火、敬火、尊火、拜火、祭火的习俗与传统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种旨在让火文化更加丰富的火文化景区改造目前也正在实施,2005年6月已完成燧皇陵一、二期工程建设改造,2005年12月通过国家旅游局的验收,被评定为4A级旅游景区。为了保护这一文化遗产,让人更好地认识、宣传、理解商丘的火文化,为筹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睢阳区委、区政府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加大三期工程的建设步伐。三期工程有“中华圣火坛(火文化博物馆)”、“中华圣火文化园”等,从设计规划看,中华圣火坛位于燧皇陵山门前向南延伸150米处,它是燧皇陵火文化景区三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燧皇陵火文化景区的主要标志和象征。中华圣火坛是一个结合地形、局部架空的山地建筑,高9米,3层台,每层3米,三重围栏,汉白玉镶嵌。坛中央立一火炬形天柱,高3米,直径1米,上有9条龙盘旋,共托一个圆,作为天盘,盘中起火,为天火、离火、圣火。整个建筑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布局,而在立面设计和内部空间设计上注重现代建筑与环境的结合设计,希望通过依托坡地,以及良好的绿化,能够将较大体量的现代建筑融于整个景区,以满足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系列之七:火是经济的一种推动力

  火文明的发展,促进了商丘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火文明的发展使商丘成为商业文明的源初地。图为商丘华商文化广场上用古钱币图案铺成的“富商大道”。

华商文化广场上华商始祖王亥铜像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项发明能像火那样对人类影响那么大,从夸父追日到普罗米修斯偷火,从“长明灯”到“拜火教”,从钻木燧石到火柴的产生,在人类文明前进的每一步中,火都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应该始于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立天北极、结绳记历,命名山川百物、氏族图腾徽铭,首立中华第一姓风姓,中华民族从此诞生。”商丘市文联原主席尚起兴先生说,“火的使用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掌握了火,人类就控制着一个强大的物质力量,控制着一个显著的化学变化。自然界是一个生物,支配着自然界一股伟大力量,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英国学者柴尔德在《远古文化中》如是说。

  人工取火的发明与应用,使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燧人氏钻木取火催生了火耕、蒸煮饮食、烧制陶器、冶炼乃至生产工具的改进、交通工具的革新等一系列先进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火文明。

  实际上,人工取火的发明包括火文明的发达,促进了商丘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历朝历代帝王因为对火的崇拜,多到这里拜祭,并因为这里是火都、是商星对应的地方还建都于此,促进了这方土地上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文明的源初地在商丘,也应该归功于这里的火文明。

  华商始祖源于商丘

  阏伯台的南面是华商文化广场,它坐落在商丘古城西南一公里多,和阏伯台、花戏楼在一条中轴线上,是现代商丘人建的广场。

  华商文化广场是为纪念华商始祖王亥所建,占地80余亩,由南大门、商海、商字广场、拜台、商祖殿五大部分组成。大门由三个甲骨文“商”字组成,因商丘是商族、商人、商都的发源地,故誉此门为“三商之门”。高达15米的“三商之门”不仅设计新颖,独具匠心,而且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三只3.5米~5米高的玄鸟腾空而起,预示着商人在腾飞,商业在腾飞,商丘在腾飞。三商之门两侧镶嵌着八个金光闪闪的镏金篆字“商祖圣地,三商之源”,同时还置放着一对红石雕刻的卧牛。因为王亥最初经商是从牛开始的。

  走进三商大门,便踏上了“富商大道”。大道从三商之门直达拜台,宽9米,长198米,中间5米宽的币道由青石刻成的各种钱币铺成,从夏商周至元明清,数千年的钱币组成的图案共19组,有钱币260余种、4600余枚,堪称中华钱币的一部通史。

  富商大道穿过的石桥,名曰“富商桥”。桥横在商海之上,商海由两个元宝形的水池联结而成,长100米,宽30余米,深1.5米,面积3000多平方米。富商桥两侧各有一个驮元宝的石刻神龟,商海南岸的桥头上有一对栩栩如生的石刻绿色“金蟾”。金蟾又名蟾蜍,是月宫中的神物,它身背一对天真调皮的小金蟾和串串金钱,口衔巨币,憨态可掬。

  商海北岸有两枚高达6.6米、厚0.5米、重4吨的特大钱币,一枚是春秋时的布币,一枚是北宋时期的钱币。

  过富商桥便进入商字广场。广场呈正方形,边长90米,面积达8100平方米,可容纳万人集会。广场由天然红沙石铺成,红沙石上刻有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名家书写的“商”字1.977万个,广场两侧还有6个直径5米多的大“商”字。

  商字广场北侧,有长27米、宽18米、高2.7米的拜台。拜台上有高10多米的华商始祖王亥铜像。王亥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既有王者气度,又有商祖风范。仰观圣像,令人肃然起敬。圣像下有2.7米高的像座,像座阳面镌刻着“华商始祖王亥”的名讳;阴面镌刻着王亥生平事迹;左右两侧镌刻着《王亥业绩图》浮雕,浮雕再现了数千年前王亥的业绩。

  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相土是阏伯之孙,昭明之子。昭明曾迁于砥石(今河北境内),帝相十五年(前2019年),相土又从砥石迁回商丘,并在当年发明了马车,开始驯马,供人使役。

  相土时,商部落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武力也比较强盛。所以,相土当部落首领时,乘夏王太康失位对东方无力控制之机,迅速扩展了自己的势力。相土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伸展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又在泰山附近建立了“东都”。其后裔在追颂相土的功绩时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可见当时相土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大,并同海外有了联系。相土的三世孙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国语·鲁语》记载:“冥勤其官而水死。”《竹书纪年》也记载:“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冥是像大禹一样的治水英雄,并为治水而献身,后来受到隆重的祭祀。冥子王亥是一位比冥更有作为的伟大人物,他不仅帮助冥治水屡立功勋,而且还发明了牛车,驯牛为人使役。这便是《管子·轻重戊》中“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的记载。“皂”是喂牛马用的槽,“牢”是养牛羊的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这说明他们很早就过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于是王亥就率队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外部落去交易,外部落的人便称他们为“商人”。“商人”这一名词便源于此,一直沿袭至今。王亥最远的一次交易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氏。据《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王亥最后一次经商,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氏。有易氏的首领绵臣见财起意,杀害了王亥。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向王亥的儿子上甲微诉说了此事。上甲微悲愤交加,兴兵讨伐有易氏,夺回了被抢去的货物牛羊,杀掉了绵臣,为父王亥报了仇。

  据史书记载,从相土自砥石迁回商丘,至相土四世孙王亥,他们一直定居在商丘,所以,商丘是商人、商品、商业的发源地。

  火文化史贯穿商业史

  公元前1600年,商汤十一战而灭夏,定都亳(今商丘古城东南一带)。从商汤定都亳,至商汤五世孙中丁迁?(今郑州),在商丘建都160年。商汤九世孙盘庚自盘庚十四年(前1306年)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往北蒙,即今商丘,直至商汤十三世孙武乙于武乙三年迁往安阳小屯,又在商丘建都145年。殷商先后两次在商丘建都长达305年。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写道:“商朝同它属下的方国,并通过这些方国同更远的地区都有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联系。商代遗址出土的龟甲、鲸鱼骨、鲟鱼骨、海贝、玉石等,有的产于东海和南海,有的产于西北。这些都是商朝通过交换或纳贡方式得来的,说明商朝的影响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因此,《诗经·商颂·殷武》中曾歌颂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由此可见商朝国势之强大。《中国史稿》中还写道:“商朝具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奴隶制扩大了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劳动分工,促进了商品交换……”“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分工,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日趋巩固和加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商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商王和贵族经常以贝赏赐给臣下僚属,贝在当时起着货币的作用。商代的贝以‘朋'为单位,原意为项饰,每朋是串起来的十个贝。到商代后期出现了铜贝,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

  “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商代的青铜工艺技术已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青铜器的种类有20余种。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制陶也有专门作坊。商代的骨器业,包括骨、角、牙、蚌器,都很发达,玉石工艺具有很高水平。漆器在商代已经出现,皮革、纺织、竹木、舟车、建筑等手工业无不具备,见于文献记载的,如陶工、推工、旗工、绳工、酒器工、马缨工等,应有尽有,充分说明手工业之发达。”尚起兴先生说。

  公元前1039年,纣王之兄微子启被封于宋,建都商丘。商丘居于东方,按八卦来说东方属木。商丘又主火,木生火。之所以名为“宋”,意思是说殷商后继有人,殷商的事业像火炬一样会愈燃愈旺。

  微子启是一位贤明圣君,曾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首。微子启回到祖居地商丘任国公,惠爱黎民,深得百姓的爱戴。当时,宋国为一等封国,并有“八水出宋”,交通十分便利,宋国人又有祖传的经商之道,所以,当时宋国的商业很发达。据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海关税就是源于春秋时的宋国。宋国人深深懂得无商不富的道理,因此,对手工业者和商人一直是尊重和保护的。

  《商丘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楚国士尹池出使宋国,宋国太宰子罕设家宴招待他。士尹池见南面邻居的墙弯弯曲曲,深入到子罕的院子里,西面邻居家

  的水从他房前流过,问其故。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业鞔,使徙之,恐人不知其处,不获食其业;西家高,而利吾宫之卑,故不禁也。”也就是说:“南边这家是制鞋帮的,如让他迁走,怕客户找不到他,他就会失业没饭吃。西边这家地势高,我家地势低,这样便于他家排水,所以我不能禁止。”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正想出兵伐宋,士尹池说:“宋不可攻也,其主贤而相仁。”楚王遂罢兵。

  宋国还曾出现过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商人范蠡。范蠡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越国大夫,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到齐国经商,不久“财致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后弃官定居到宋国的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他将用兵之道用于商战,成为富翁,人称“陶朱之富”。他还把经商之道总结成了经商理财十八法。范蠡为什么不在越国和齐国经商,而偏偏定居到宋国的陶来经商,应该说与宋国尊商、重商和宽松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到了汉代,商丘称睢阳,是梁国国都。特别是梁孝王刘武时,梁国“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居天下膏腴地”。梁孝王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在“平定七王”之乱时梁孝王立了大功,战利品与其皇兄景帝刘启平分,赏赐不可胜数。“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自宫为覆盖,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东苑又称梁园,其规模比其皇兄的上林苑还大三分之一,居天下之冠。所以,睢阳便成了商人和文人墨客无比向往的大都市。

  两汉之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商丘一直是名城大邑,其商业之发达虽不及两汉鼎盛,但在全国也居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宋时的商丘称应天府、南京,居陪都地位。因赵匡胤发迹于商丘,所以北宋赵氏王朝祖殿——三圣殿建于商丘。三圣殿中的圣像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他们的父亲赵宏殷。由于商丘的特殊地位,当时商丘的繁华和商业活动不亚于东京开封。据宋人《王文正笔录》云:“驸马都尉高怀德,以节制领睢阳岁久,性颇奢靡,而洞晓音律。故声技之妙,冠于当时……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民居繁伙,娼(倡)优杂户,厥类亦众。”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一,高宗赵构建都于商丘,商丘由陪都变为首都,其经济之发达,商业之繁荣,居全国之首。

  “从王亥经商开始至今已3800余年,言商、尊商、重商一直是商丘人的传统美德。商业在商丘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多次出现鼎盛,影响海内外。所有这一切,都与火文明在这里的源头地位密切相关,火文化史贯穿了商业史。”尚起兴先生说。

原刊《大河报》2008年7月11~18日

发布日期:2008-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