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黄宗羲

毛天哲 博客-鸿泥爪迹

  黄宗羲墓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十五岙化安山南麓,由南雷村进去,登化安山,山岙处即可见黄宗羲墓。墓地不大,墓体与龙山连成一体,墓葬前立面呈凸字形,青砖堆垒。墓平面呈方形,四面皆用块石和条石错缝砌成,墓葬正面用灰色块石错缝砌成,中间嵌墓碑,为淡豆沙色梅园石,上书“黄公梨洲先生碑”七字,以隶书阴刻。

  此地清净无尘,人迹少至。相传为黄宗羲生前自营生圹,中置石床。康熙三十四年初秋,黄宗羲病重不起,写了《梨洲末命》一文,文中嘱咐“吾死后,即于次日之早,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不可用纸钱,见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所送银钱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可在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要求在其墓前树立石条两根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沼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我在墓地边未能看到这两根原始望柱,想是岁月久远,已不知去向。在墓道北侧梅园边,有一座石亭,石亭座北朝南,东西北三面围以石凳,石柱上刻有黄宗羲先生上述自撰联,想是近人营造。

  墓葬正面为拜坛,正前方有一暗红色梅园石石桌。拜坛两侧各有两对称青石凳,拜坛地面用小鹅卵石铺设,两旁植樟、柏、白玉兰、梅各一棵共八棵。拜坛前为荷花池,呈不规则椭圆形,池壁下部用块石,下部用大鹅卵石叠砌。拜坛左侧为面积约有648平方的梅园,植梅约200棵,墓道从梅园中穿过,到达拜坛。黄宗羲墓的南面山坡有其父黄尊素墓,墓前原有“龙虎草堂”,是黄宗羲生前守护父墓及读书、著述之处,后毁于火。现所在“龙虎草堂”为重建物。

  黄宗羲出生在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浦口村)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黄尊素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明天启二年(1622)由宁国推事升为御史。黄宗羲八岁随父在任所读书。当时,权阉魏忠贤把持朝政,戕害忠良,政治腐败不堪。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情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等,了然于怀。

  黄尊素因几次上疏,评击阉宦,触怒了魏忠贤,被魏罗织罪名,于天启五年将他削职,遣回原籍。次年三月,魏忠贤又命提骑(宦官操纵的武装特务)将黄尊素押解进京。缝骑经苏州,正遇苏州市民暴动,官船被击沉,经骑只好返京。黄尊素得悉,自动去余姚县衙投案,被押送京城。黄宗羲送父亲到绍兴。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绍兴刘宗周为师,并嘱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道路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三个月后,黄尊素被害于狱中,凶讯传到余姚,全家悲恨。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在他进出门口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

  天启七年,熹宗死,思宗即位,想挽救垂危的明王朝,“励精图治”,先后处置魏忠贤及其党羽。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利锥,怀带诉状,只身上京替父伸冤。到京时,魏忠贤已自杀,朝廷刑部正审讯阉党余逆,黄宗羲奔入公堂对质。阉党分子许显纯为自己诡辩说是皇后外甥,以免受死罪。黄宗羲说:“许显纯与阉党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谋逆同罪。犯谋逆罪,即使亲王宸濠也不能免死,何况皇后之外亲乎?”当堂用所藏长锥猛刺许显纯,使之“流血蔽体”。另一阉党分子李实暗送黄宗羲三千两白银,央求不要追究。黄宗羲拒收银子,在公堂揭穿阴谋,并以锥锥之。惩治害死其父的凶手之后,他召集被害诸臣子弟在沼狱中门设祭,祭文读到一半,哭声振荡禁城。思宗闻知,也为之动情,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黄宗羲也由“罪臣余孽”一变为“功臣遗孤”、“孝子”,而名闻天下。

  崇祯二年(1629),黄宗羲尊父遗命到绍兴正式拜刘宗周为师,攻读于由刘宗周主讲的绍兴“证人书院”。刘宗周学问渊博,是“阳明心学”的后劲之秀,更是一位正气凛然的骨鲠之臣,也是一位气节崇高的爱国志士。黄宗羲不仅从老师处学到知识,更从老师处学到人品气节。

  黄宗羲发愤学习,“经史百家无所不窥”,尤精史学。家中藏书读尽,就向余姚钮氏“世学楼”,绍兴祁氏“澹生堂”,南京黄氏“千顷斋”,常熟钱氏“绦云楼”等江南藏书大家借抄。康熙二年(1663),宁波天一阁竞破族外人不准登楼的旧例,由范姓友人陪他上楼观书,借抄。他常从早晨出发搜集古文书,连夜抄扎攻读。冬夜天寒,也抄书至鸡鸣;夏夜避蚊伏帐中抄读,从不稍懈。攻率之余还寻师访友,切磋学问,教导弟弟宗炎、宗会,以后两弟都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当时,兄弟三人被称为“浙东三黄”。

  崇祯三年,黄宗羲在南京参加继东林党而起的政治集团“复社”,与复社中坚人物结识。此后十余年中,他自觉地以既有“经天纬地之略”,又有“礼乐兵农之才”的“豪杰”标准要求自己。为此,他除从刘宗周问学之外,还游学南北两京,接触社会,考察人生,并结交方以智等著名学者,论政议文,探求科学,视野大开。

  崇祯十一年,魏阉余党阮大铖在南京翻案,黄宗羲与东林子弟、太学生等140余人愤然而起,贴出《南都防乱公揭》,揭露国贼丑行,阮大铖对他痛恨入骨。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亡。五月,清王朝建立。同时,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建立,阮大铖窃据兵部侍郎,趁机大肆搜捕黄宗羲等人,由于清军南下,弘光小朝廷溃散,黄宗羲得以脱身回余姚。清兵南下占领浙北,陈兵钱塘,准备横渡东进。顺治二年(1645)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绝食殉国。明朝遗臣张国维(东阳人)与树旗抗清的明遗臣余姚孙嘉绩、熊汝霖等拥戴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古代新君末正式立位,黄暂摄国政者为监国),各地人民纷纷建义旗拥鲁王抗清。黄宗羲毁家纾难,集合家乡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赶赴钱塘江参加防江战役。

  后因守防将领为保存实力,江防失守,抗清志士和人民遭清兵残杀,鲁王政权辗转于浙闽沿海一带。黄宗羲率领“世态营”退驻四明山杖锡寺,与抗清英雄王翊联军防守山寨。为了联络各路义军,黄宗羲改装四出奔波。不料留守杖锡寺的义军,“不守军纪,不受节制,取粮近地”,与山民造成磨擦,山民烧掉杖锡营寨,义军受到重大损失,黄宗羲只得“走入剡中(余姚化安山)”。顺治六年,黄宗羲知鲁王在海上(舟山),即前往,被鲁主封为左副都御史。此时,清朝下令,凡明朝遗臣有不顺从者,登记全家名单,准备搜捕。黄宗羲也被列于通缉名单之中,他考虑到老母居家,将被清军捕获,放心不下,不得已向鲁王说明回去探母情由。获准后,就改姓换名,潜归家中,护奉老母离家避难,或居友人家,或栖荒山野岭,居无定所,家祸国难,苦不堪言。

  黄宗羲虽然离开鲁王,但心里仍惦记着抗清斗争。清顺治六年,他奉鲁王沼旨与侍郎冯京第赴日本乞师求挥,没有成功。回来后,一面奉老母率全家妻小过着流离生涯,一面仍继续从事抗清活动。至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已控制浙东,撤销了对黄宗羲的追捕令,黄宗羲才得以带领全家返归故居。他见恢复明朝已无希望。就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述。由于黄宗羲崇高的声望及渊博的学问,四方学子纷纷前来,拜黄宗羲为师。也在这一年,黄宗羲完成了著名的政治学术著作《明夷待访录)。他通过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深刻研究、反思,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一振聋发聩的民主主义的口号。《明夷待访录》一书,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芒,,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皇帝,因此此书一直被列为禁书,不得公开印刷。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先生曾在日本将此书油印散发,作为推翻帝制,实行民主自治的动员令。

  黄宗羲一边著书,一边往返于海昌(海宁)、石门(桐乡)、绍兴、宁波等地讲学,培养出一批著名学者。

  康熙十八年,朝廷设“明史局”编修《明史》,由于黄宗羲熟悉明代掌故,在学术界有崇高声望,经朝臣推荐,康熙帝特聘黄宗羲入京主持史局。黄宗羲以母老己病为由拒绝。经多方周旋,黄宗羲才答应派出他最好的学生万斯同、儿子黄百家进京参与史局。并订立规矩,要万斯同、黄百家以布衣参与史事,不署名衔,不受俸禄。编写开始后,康熙降旨凡黄宗羲所论著及所见闻有关《明史》可资考查的,命地方官抄录后送往北京,交付史馆。修史过程中凡发生疑问,即派专使来余姚向黄宗羲求教订正。

  黄宗羲身材瘦小,但体格强健。在他82岁高龄时,尚且攀登黄山险峰,并为《黄山志续集》写了序文。

  黄宗羲一生著述不断,而且愈到老年愈勤奋,年逾八十,著书不掇。据统计,黄宗羲著作共计有一百十二种,达一千三百卷,二千万字。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文字学等等多方面学术领域,因此后世称他是我国历史上博学多才、成就卓越的大学问家。他留下的宏丰著作,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文学方面,他所开创的“浙东史学”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浙东史学”是明末清初民族矛盾激化情况下的时代产物。由于明朝的灭亡,清兵的南下,抗清斗争的失败,民族志士的死节,促使黄宗羲对历史进行沉痛的反思,结合自身不寻常的经历,经过对国家兴亡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形成了他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思想。黄宗羲提倡“尊史”,注重史学,求证于史;黄宗羲认为,尤其在国破家亡的重要时期,“尊史”可以使国人激起强烈的民族意识。“浙东史学”的特点就是以治史为基点,以治“明史”入手,极力表彰爱国仁人与气节志士;征集乡邦文献,着力于史籍的撰写。黄宗羲史著丰富,在史学上有较大的影响。他还教育培养了万斯同等著名的明史专家。开了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在他的影响之下,浙东史学的传人有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邵晋涵等,直至近代的黄云眉。他们都是史学界的著名学者。

  由于黄宗羲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贡献,与孙奇逢(河北容城人,明亡隐居不仕)、李颐(陕西周至人,讲学江都,门徒甚众),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

  人们多注重于黄宗羲在史学上的贡献,其实黄宗羲在经济领域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积累莫返之害”之论说被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纵观历史上多次税费改革,出发点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现中央领导温家宝等同志了解到这一研究成果,把它看作一面历史的镜子,要求作为税制改革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借鉴。这是史为今鉴的最好栓释,也是黄宗羲留给后人的一个命题,一笔思想财富。

  天哲云:黄宗羲以治史而凝重,因思想而深邃,维著述而垂世,守名节而不朽。经世致用学说,启浙东文化,民主共和思想,开一代先河。其学明世遗踪,泽被流长。

黄宗羲精言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宋元学案》)

  ▲言贵有物;无物,非言也。(《宋元学案》)

  ▲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治,不学则乱。

  ▲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宋元学案》)

  ▲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明儒学案》)

2004.7.17写于归园

发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