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秦汉法律与吏治

  无论立法还是执法，都离不开人这一因素。官吏正是联系法律与社会的重要环节，法律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被应用于社会之中；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效。因此，从战国到秦汉，随着官僚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吏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第一节 法律对官吏的制约

   法家一向强调"法治"而反对"人治"，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完全忽视人的作用，相反，他们非常强调官吏应当"执法奉公"。韩非子曾把吏与民的关系比喻为根本与枝叶或纲与目的关系，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也就是说，君主通过加强吏治，就可以达到治民的目的，官吏是君主用以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 。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无不运用赏、罚以强化吏治。商鞅就曾厉行"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 ，并提出"无宿治"的原则以提高行政效率 。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语书》和《为吏之道》对秦时区别"良吏"与"恶吏"的标准做了原则性说明，为我们了解秦的吏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语书》曰：
   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有（又）廉絜（洁）敦悫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独治殹（也），故有公心；有（又)能自端殹（也），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
   也就是说"良吏"应通晓法令，廉洁诚实，出于"公心"而不独断专行，与同僚协调办理公务而不搬弄是非。《为吏之道》也说：
   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 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
   而"恶吏"正与"良吏"相反。秦国整饬吏治，其效果是显著的，这可以用荀子的评论来概括：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入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汉代统治者也很重视吏治，皇帝经常告诫官吏要守法奉公，即使昏庸如成、哀诸帝，也不忘要求官吏"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暴" ，或呼吁"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于安民" 。
   重视"二千石"是汉代吏治的一大特色。"二千石"主要指郡守、王国相等地方长官，他们不但拥有郡国的行政、司法大权，而且可以征辟属吏和向朝廷举荐人才，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央用以控制地方、维护帝国统一与安定的重要环节，因而受到汉朝统治者的极大关注。汉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此"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 。东汉章帝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韦彪上议曰："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伐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    正因为二千石官吏的地位有如此重要，所以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就现存史料而言，虽然秦也很重视吏治，却不像汉代这样对"二千石"如此关注。与秦简《语书》及《为吏之道》相比，汉武帝的"六条问事"更为明确和具体，这可能与它们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有关：《语书》是郡守对所辖县、道发布的文告，《为吏之道》主要是泛谈为官的一般原则，"六条问事"则主要针对二千石长吏。而更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统治经验的积累使汉代人认识到了"二千石"的重要性。另外，秦对善吏的要求重在执法尊法，汉对循吏的要求重在教化与富民，这也是秦、汉吏治不同的一个方面。
   就一般情况而言，拥有一定秩次的官吏犯了与普通平民同样的罪，往往要从轻量刑甚至免刑，这是由秦汉法律所体现的等级性所决定的。但是法律对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也并非一味宽容，特别是当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时，法律也会加以禁止，有些规定甚至非常严厉。
   秦汉时期法律对官吏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禁止官吏的"不廉"行为

      a.主守盗
   "主守盗"即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官府财物的行为。官吏犯有这种罪行，在秦汉法律中所受惩罚往往要重于普通的盗窃罪，秦简《法律答问》："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害盗"是负责捕捉罪犯的小吏，如果执法犯法，自己去偷窃，要比照"群盗"罪处理 ，而秦律对"群盗"量刑要重于普通盗窃行为。窖盗所盗窃的未必是官府财物，但由此可以看到秦律严惩执法而犯法者的鲜明特点。
   《法律答问》又有：
   府中公金钱私貣用之，与盗同法。
   吏有故当止食，弗止，尽禀出之，论可（何）殹（也）？当坐所赢出为盗。
   官吏私自借用"府中"金钱，以及多领取了官府提供的口粮，都要按盗窃罪论处。秦律惩贪之厉，于此可见。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十五：
   律：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
   因此醴阳令恢盗县官米，虽秩六百石，爵大庶长，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这应该是"主守盗"的一个实例。
   汉代对"主守盗"还有更严厉的法律规定：
   律，主守而盗值十金，弃市。
   《汉书·冯野王传》载："池阳令并素行贪污……野王部督邮掾祋祤赵都案验，得其主守盗十金罪，收捕。"又《汉书·薛宣传》薛宣将高陵令杨湛罪状逐条写在简牒上，密封交给杨湛，并附以书信："吏民条言君如牒，或议以为疑于主守盗，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杨湛自知罪重，只好辞职，这是"十金之法"应用的实例。而盗取数额巨大者，还将被劾以"不道"之罪，如《汉书·田延年传》云"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延年畏罪自杀。
   《汉书·贡禹传》言"孝文皇帝时，贵廉絜，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这是西汉时期的做法。东汉时曾一度加重，如《后汉书·刘恺列传》："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后汉书·陈忠列传》安帝时陈忠"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两条材料虽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可以说明汉代"惩贪"法律也是很严厉的。
      b.受赇、行赇
   《说文·贝部》："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段玉裁注："枉法者，违法也。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赇。"其中，"以财求免"即"行赇"，"受之者"则为"受赇"。
   秦简《法律答问》关于"通钱"的条文，有助于我们了解秦律中行贿罪的某些情况："邦亡来通钱过万，已复，后来盗而得，可（何）以论之？以通钱。"逃亡出境者得到宽免，回国后又因犯盗窃罪而被捕，结果仍按行贿罪论处。这或许是因为行贿数额较大，已超过普通盗窃罪的量刑标准，因为《法律答问》中有这样的条文："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当？不当。"根据诬告反坐的原则，如果乙确有"通一钱"的行为也会被黥为城旦，而盗窃赃物在六百六十钱以上才黥为城旦 。
   汉律对"行赇"罪也严厉打击。如元朔五年，临汝侯灌贤"行赇，罪，国除" ，汾阴嗣侯周意，孝文十二年"坐行赇，髡为城旦"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行赇"，却一被免爵，一被髡为城旦，这或许与行贿数额多少有关。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十二：�河凶锾油觯�士吏贤将�耗笅途杏谕ぶ凶魑�人质，后来贤因"受豚、酒臧九十"而把嬐放出，结果贤被罚金四两 。这可算做"受赇枉法"的一个事例，从这一案例可知，释放人质虽有别于"纵囚"，也被视为枉法行为；而受贿量刑则主要根据赃物的数额。
   我们在上一章讨论法律与平民权益的关系所涉及的内容，大部与惩治官吏的"不廉"行为有关，此不赘述。

      2.禁止官吏的欺诈行为

   对皇帝的欺骗行为称"诬罔"或"罔上"，是"不道"罪的一种，已如前述。除此而外，官吏的欺诈行为还有：
      a.矫诏
   即诈称君命，擅自行事，《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罪免"。注引如淳曰：
   律，矫诏大害，要斩。有矫诏害，矫诏不害。
   "矫诏"之"害"与"不害"的区分当主要根据"矫诏"所造成的影响，"矫诏害"要判处死刑；"矫诏不害"也要给予程度不同的惩罚。如《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宜春侯卫伉"元鼎元年坐矫制不害，免"。因为"矫诏"是对君主权力的侵犯，所以法律禁止这种行为。
   《汉书·汲黯传》载：
   河内失火，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上贤而释之。
   矫诏而没被问罪，这只是极个别的事例。而冯奉世使西域，矫制发诸国兵，平定莎车之乱，"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不得封侯 ；甘延寿、陈汤矫制发兵，斩郅支单于，也因阻于"渐不可开"之议，而迟迟不得封赏 。矫诏而立功，尚且如此，如果无功甚至有害，当然不会被轻易放过了。
      b.为伪书
   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九：主徒令吏私自役使刑徒为他个人做事，佐启却伪造文书，说这些刑徒是在为官府服役，因此犯有"为伪书"之罪。《奏谳书》之十也是私使刑徒而谎报真情的案例。《奏谳书》之十二是"邮人官大夫内留书八日，诈更其徼书辟（避）留"而构成"为伪书"之罪。这些案例说明凡伪造或篡改官府文书的行为，均属于"为伪书" 。
      c.谩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随成侯赵不虞"坐为定襄都尉，匈奴败太守，以闻非实，免"；众利侯郝贤"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上计谩，罪，国除"。《汉书·薛宣传》成帝册免丞相薛宣曰："有司法君领职解嫚，开谩欺之路，伤薄风化，无以帅示四方。"张斐《注律表》曰："违忠欺上谓之谩。"说明"谩"的内容很广泛，上面的"为伪书"或亦属于"谩"之一种。汉代对官吏"欺谩"的戒敕可谓三令五申，其中《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最为典型：
   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
   官吏巧法，非欺谩无以避其责，因而秦汉法律对这种行为也较为关注，有时甚至不惜以严刑酷法加以禁止，光武帝以度田不实而诛杀郡守十余人即其例 。

      3．禁止官吏结党

   荀子称赞秦国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入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 。可以说，"不比周，不朋党"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下对官吏的理想要求，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
   汉代为了防止诸侯对抗中央，不断立法削弱他们的政治势力，限制王侯之间、官吏之间以及官吏与王侯之间的结党行为。《汉书·诸侯王表序》曰：
   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师古注引服虔曰："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张晏曰："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
   王侯之间的结党行为如汝昌侯傅商元寿元年"坐外附诸侯，免" 。官吏与王侯的结党行为如《汉书·高五王传赞》师古注引张晏曰：
   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
   王国傅、相由中央任命，负有代表朝廷监督诸王的使命，所以如果他们不及时向朝廷举奏诸王的不法行为，就属于"阿党"。《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安曾"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及淮南王反，事与助相连……助竟弃市"。这是朝中大臣交通王侯而蒙显戮之例。田蚡为太尉时，与淮南王安交通，淮南王谋反事发时，田蚡已死，武帝犹曰："使武安侯（田蚡）在者，族矣。"说明汉律对官吏阿党王侯确有重法。
   汉律对官员之间"互为朋党"也是严厉打击。如西汉哀帝时，朱博指控"大司马（傅）喜至尊至亲，阿党大臣，无益政治"，傅喜因此被罢官。后来朱博也因为"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臣"等罪名而被迫自杀 。元帝时，石显专权，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元帝崩，石显失势，匡衡、张谭又反过来"奏显旧恶"，显然是在耍两面派，搞政治投机，因而受到王尊的弹劾 。桓帝时韩縯任司徒，"大将军梁冀被诛，縯坐阿党抵罪，以减死论，遣归本郡" 。顺帝时，太傅冯石与太尉刘喜"皆以阿党阎显、江京等策免" 。
   为了防止官吏结党营私，武帝中叶以后，除了司隶校尉、京兆尹、长安县令、丞、尉而外的地方长官，都要回避本籍，而郡县之属官佐吏除三辅外，则一律用本籍人。东汉时，对地方长官限制更严，京畿也不例外，一律不用本籍人 。东汉曾有"三互法"，见《后汉书·蔡邕列传》：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
   李贤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谢承书》曰：'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巨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是也。"
   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是对官僚士大夫的大规模的迫害事件，而所罗织的罪名，正是"共为部党"。例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值得注意的是，牢修指控李膺的罪名，并不是擅杀已获赦免的罪犯，而是"共为部党，诽讪朝廷"，说明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受到皇帝的疑忌，所受惩罚也会更重。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牢修的指控，"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造成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事件。紧接着《党锢列传》又记述到：
   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念，滥入党中。
   立法者的初衷，本在于澄清吏治，培养官场守法奉公的风气，而此时却成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打击异己的工具。

     
      4．禁止官吏选举违法

      a.任废官
   《秦律杂抄》：
   任法（废）官者为吏，赀二甲。
   "废官"即被撤职并永不叙用之人，相当于汉律的"禁锢"。秦律对保举废官为吏者要罚二甲，汉代保举禁锢者估计也会受到禁止，但已难知其详。
      b.选举不实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范睢保举郑安平为将击赵，又保举王稽为河东守。不久郑安平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罪当取三族"，秦昭王免其罪。而两年以后，王稽"与诸侯通。坐法诛" 。据秦简《编年记》：昭王五十三年，"王稽、张禄死" 。则范睢(张禄)可能因"任人不善"，受王稽牵连而死。
   汉代因"选举不实"获罪者往往而有。元帝初元二年，富平侯张勃举陈汤为茂材，结果是"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汤下狱论" 。成帝时，红阳侯王立举陈咸方正，翟方进弹劾红阳侯"选举故不以实。有诏免咸，勿劾立" 。哀帝时，"司隶奏(杜)业为太常选举不实，业坐免官，复就国" 。光武帝时，"客初有荐士于丹者，因选举之，而后所举者陷罪，丹坐以免" 。从上述事例看，汉代"选举不实"有"故不以实"与"不实"之分，举者与被举者所受惩罚也有所不同。有时对举荐者也严加治罪，如《后汉书·窦融列传》：
   （建武）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融。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二十年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狱死，大司空窦融免"李贤注引《古今注》曰："坐入故大仓令奚涉罪。"太仓令奚涉为戴涉所举，奚涉盗金，戴涉下狱而死，同为三公的窦融也受牵连。这一方面说明奚涉所犯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汉初年统治者力图扭转官场腐败的决心。
   贡禹曾建议"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 。明帝初即位，也下诏曰：
   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
   《汉官仪》载章帝建初八年诏：
   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优异者、孝廉、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官事，正举者；故不以实，为法罪之。
   凡此种种，都说明汉代对"选举不实"本有常法，只是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贯彻执行，因而表现得时而严厉，时而松弛。
      c.更相荐举
   "更相荐举"既属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也与官吏互为朋党有关，故为法律所禁止。《汉书·贾捐之传》：贾捐之与杨兴被劾"以上语相风，更相荐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语，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减死罪一等，髡钳为城旦"。《汉书·何武传》：哀帝崩，太后收大司马董贤印绶，诏有司举可任大司马者，"于是（何）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太后竟自用（王）莽为大司马。莽风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据上例，汉法似有明文禁止官吏更相荐举。但与"共为部党"一样，禁止"更相荐举"不仅没能阻止官吏的结党营私，反而往往为佞幸权臣排斥异己提供了方便。

      5．禁止官吏在司法上的舞弊行为

      a.不直
   "不直"是司法官吏在量刑时故意重判或轻判的行为。《法律答问》：
   论狱[何谓]不直？……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
   而根据"赀盾不直，可（何）论？赀盾" 一语判断，秦律对"不直"罪的量刑要视"不直"的程度而定。至于秦始皇三十四年"適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不分轻重，一律谪发，恐非正常的法律规定。
   汉律对"不直"的规定似与秦律稍有不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畤侯赵弟"太始三年坐为太常鞠狱不实，入钱百万赎死而完为城旦"注晋灼曰：
   《律说》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
   而在秦律中，"出罪"与"入罪"都属"不直"。《汉书·张敞传》张敞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贼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化薄俗。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汉书，赵广汉传）记载赵广汉"坐要斩"的罪状之一就是"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又《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商利侯王山寿元康元年"坐为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免"。汉律对"不直"罪的处分当与秦律相似，视情节不同而量刑，未必一律处死刑。
      b.纵囚
   秦律"纵囚"是指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或故意减轻案情使犯人达不到判刑的标准，秦简《法律答问》定义如此 。这与汉律"故纵"的含义基本一致。
   本文第二章在探讨《九章律》的沿革时已经指出，秦及汉初都遵循"纵囚与同罪"的原则。这一原则本身在此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廷尉种坐故纵死罪，弃市"。但是自汉武帝始，任酷吏，严刑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 ，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故纵"，严加诛责。这种风气对两汉司法影响很大，如《汉书·杜延年传》："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着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结果，廷尉、少府坐弃市。此案中的侍御史可谓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杜延年在辩论此案时认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这说明吏纵死罪、反者罪当弃市，纵其他罪犯也各有"常法"。就法律本身而言，武帝以后仍遵循"纵囚与同罪"的原则，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纵囚"之吏的罪过，从而形成了"急纵出之诛"的局面。
      c.失刑
   "失刑"是指官吏并非故意而导致的量刑上的失误。如《法律答问》中的两个例子：一是士伍甲盗窃了六百六十钱以上的财物，应当黥为城旦，但是官吏当时没有估价，到审讯时，赃物估价为一百一十钱，甲被耐为隶臣，所以负责此案的官吏犯有失刑罪。另一是士伍甲盗窃了一百一十钱的财物，当耐为隶臣，而官吏当时没估价，到审讯时，赃物估价在六百六十钱以上，判甲为黥城旦，因此负责此案的官吏也犯有失刑罪 。由于"失刑"非出有意，估计比"不直"罪量刑要轻，汉代"纵囚"与"不直"都是针对故意犯罪而言的，大概在审理案件时对"故"、"误"在量刑上也有所区别。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文法吏"

   关于秦汉时期的"文法吏"，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加以探讨。这里主要想通过对"文法吏"的分析，以期对秦汉法律与吏治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文法吏"的含义

   "文法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刑，其主要特点就是尊奉主上、晓习法律并善于合乎法律规范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韩非子认为："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商鞅变法，在秦国所推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由于"文法吏"是官僚制度下所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因此汉代虽然极力批评秦以"法术"治国的种种弊端，却无法把"文法吏"从官僚队伍中清除出去。具体的史实告诉我们，虽然在汉武帝时已开始尊崇儒术，但"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 ，东汉光武帝"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 。
   汉代称"文法吏"为"文史法律之吏"或简称"文吏"，是与儒生相对而称的。"文吏"与儒生的区别，可以从《汉书·兒宽传》中的下面一段话体现出来：
   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为不习事，不署曹。
   这里的"文史法律之吏"向我们透露了关于"文法吏"的更多信息。颜师古注："史谓善史书者。"何谓"史书"？应劭认为史书即大篆 ，于豪亮认为史书就是汉代通行的隶书 ，日本学者富谷至在其《史书考》一文中认为"史书"与汉代《尉律》试学童的"六体"或"八体"有关 。以上三说虽各不相同，但都认为"史书"与字体有关。我认为"史书"是一种书面表达能力，与字体无关，试论证如下。
   《汉书·元帝纪》"赞曰"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汉书·外戚传下》称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我们不能由此判断"史书"是书面表达能力抑或字体，但即使是指字体，也不会是当时通行的隶书。因为当时有文化的人都能写隶书，史家又何必仅仅给寥寥数人大书一笔"善史书"呢？于豪亮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
   《汉书·王尊传》云王尊"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二，求为狱小吏"。"史书"若为当时通行的隶书，"能书会计"是为吏的最起码条件 ，班固根本不必为王尊特书一笔"能史书"；若以为"史书"即"六体"或大篆，这些字体当时已不通行，"狱小吏"似不必学习；而记录口供、书写判词，却是狱吏必须熟悉的，如《史记·酷吏列传·张汤》：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张汤父见张汤有治狱才能，"遂使书狱"，与张汤是否会写大篆或其它某种字体无关。又《汉书·严延年传》：
   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案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
   （延年）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
   这两段文字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史书"的含义。师古注曰："以文内之"，"饰文而入之为罪"；"诡，违正理而杀也"；"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总之，不论是"曲文以出之"还是"以文内之"，严延年都能做到"文致不可得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能"巧为狱文，善史书"。如果"史书"是指字体，那么这种字体不论如何奇妙，也不致于"奏可论死，奄忽如神"而且又不能翻案（"文致不可得反"）的。《汉书·贡禹传》：
   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便巧史书"可以欺上瞒下，说明"史书"涉及语言的书面表达方式而绝非字的形体。又如《后汉书·左雄列传》左雄上言，请"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可见"笺奏"之于文吏之重要。
   唐代吏部"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 ，此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擿隐伏，皆可以此觇之" 。唐代的"判"，就相当于汉代的"笺奏"，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从唐代的情况来反观汉代，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的"史书"是指官吏的书面表达能力而不是书法水平。
   另外，先秦典籍也为我们理解"史书"的含义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如《仪礼·聘礼》：
   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郑玄注："孙，顺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辞，辞必顺且说。"贾公彦疏："受命谓受君命。聘于邻国，不受宾主对答之辞。必不受辞者，以其口及则言辞无定准，以辞无常，故不受之也。"据此，则"史"与"不达"都是"言辞无定准"的结果。《论语·雍也》孔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刘宝楠《论语正义》注："《仪礼·聘记》云：辞多则史。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浑言未晰，莫晓其所主。策祝文胜质，则礼所讥失其义陈其数是也；史官文胜质，则当时记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又引邢昺疏："包曰：史者，文多而质少。"在这里，"文"与"质"相对，"文"多"质"少即表现为"史"，即表现为"浮夸"，因此，"史"可以理解为过分文饰而掩盖了其本来面目。结合汉代有关材料，我们认为，"善史书"实际上是一种书面表达能力，而"文法吏"是应该具备这种能力的。
   "文法吏"在汉代往往被蔑称为"刀笔吏"、"俗吏"。刀笔为"治簿书"的工具，称"文法吏"为"刀笔吏"，旨在批评他们只知依成法行事而不晓"大体"。汲黯就曾骂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 称他们为"俗吏"的原因也大体如此。《汉书·贾谊传》称：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同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刀笔以治文书，筐箧以贮财币，言俗吏所务在科条、征敛也。"《汉书·王吉传》也说：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
   总之，由于汉代的"文法吏"不通"经术"，也不承担教化的责任，只是奉令行事，因而在儒生及通"经术"的官僚眼里，便成为"俗吏"了。
   秦汉时期常常以"文无害"一语来评价文法吏，实则"文"与"无害"是评价的两个方面。首先，"文"并不仅仅指通晓法令，而更重在执法是否平和。以居延汉简为例：
   肩水候官并山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
   张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士吏公乘段尊，中劳一岁八月廿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
   虽然两人都"洽官民颇知律令"，却有"文"、"武"之别，可见仅仅通晓律令是不足以称之为"文"的。《汉书·何并传》：
   并下车，求勇猛晓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狱，武吏行捕之，各有所部。
   可见"文"更强调执法的能力与效果。执法平和则称为"文"，如《汉书·宣帝纪》元康二年诏曰：
   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
   而用法刻深则称为"文深"或"文恶"，如《史记·酷吏列传·赵禹》：
   （赵禹）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文深"，《史记索隐》引《汉书音义》曰："禹持文法深刻。"同篇《周阳由列传》称"司马安之文恶"，《索隐》引《汉书音义》曰："以文法伤害人。""文深"是不可能"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
   其次，我们再看"无害"。古今关于"无害"的解释，也有很多歧见，兹不赘引。王充《论衡·程材》中说：
    非文吏忧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选举取常，故案吏取无害。儒生无阀阅，所能不能任剧，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
   这是说文吏有很强的办理公务的能力，能够胜任上司交给的任务，这应该是"无害"的一个方面，而儒生则缺乏这种能力。
   杨树达认为：
   文毋害是一事，盖言能为文书无疵病。
   这样解释对以下两条史料而言并不稳妥：减宣"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大厩丞。官事辨，稍迁至御史及中丞"；杜周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 。从减宣、杜周的例子看，"无害"并不仅指文书，杨树达的解释并不全面，而且他将"文"与"毋（无）害"当作"一事"也不够准确。王充《论衡·程材》认为：
   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今从朝廷谓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
   也就是说，文吏自幼在官府听差，耳染目濡，因而熟悉官事，能够"巧习无害"--"官事"并不仅限于簿书，因此"无害"还含有官吏在职事上比较严谨而"无疵病"的意思。
   王先谦认为"文毋害犹言文吏之最能者耳" 。但是《史记·酷吏列传》中的"能"与"无害"意义并不相同，那些"上以为能"者都是敢击断、尚杀伐的人，如张汤"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义纵"捕案太后外孙脩成君子仲，上以为能"；君齐"所斩伐不避贵戚……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杨仆"治放尹齐，以为敢挚行……天子以为能"，等等。"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 。而行法刻深的赵禹却以"无害"见称。可见"无害"未必指吏之"最能"者，而是指任职认真负责、少出差错之人。《后汉书·百官志五》"州郡"条："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在这种情况下，把"无害吏"理解为奉职认真负责之吏似乎比"吏之最能者"更为合理。尽管如前所述，"无害吏"中也有赵禹这样的酷吏，但"能吏"更注重于强调官吏的"文深"或"文恶"方面。《墨子·号令》：
   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请择吏之忠信者，无害可任事者，令将卫。
   "能吏"自然是可任事者，如果"无害"系指"吏之最能者"，那么"无害可任事"似语义重复。况且选择葆宫之卫士，具备忠实可靠、认真负责、又有办事能力等条件已足能胜任，"吏之最能者"恐不必要，因为还有负责守城、指挥作战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他们。
   将"无害"上述诸义综合起来，我认为，"无害"是指官吏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处理公文及办理公务时处事干练，认真负责，不出差错。
   《论衡·谢短》云："文吏自谓知官事，晓簿书……"说明"知官事，晓簿书"是文法吏的特长之所在。王充在本篇中曾这样批评儒生和文吏：
   夫儒生能说一经，自谓通大道，以骄文吏；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以戏儒生。
   王充认为，儒生坐守章句，不通古今，不可谓"通大道"；同样，文吏只知"案狱考事，移书下记"而不晓"吏道"，也不足以称"文无害"。王充的批评正好从反面证明，当时对"文法吏"的要求正是在"案狱考事，移书下记"方面。只要熟悉本职工作，办事能力强，同时又执法平和，职事无误就达到了"文无害"的要求。

      二、"文法吏"产生的条件

   在明确了"文法史"的含义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文法吏"是适应官僚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在官僚制度下，要求设官分职，各有专责，既需要读经书、"通大道"的决策人员，也需要"知官事，晓簿书"的具体办事人员。正如王充所说："材不自能则须助，须助则待劲；官之立佐，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为材不及也。"    因此，熟悉官府事务、有办事才干的"文法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自然为官僚制度所必需。
   "文法吏"的功用，就在于秉受成命，办理各种具体事务，要而言之，即"刀笔筐箧，科条征敛"。《后汉书·百官志五》"县邑侯道"条刘昭注引胡广曰：
   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
   这是汉代"上计"的主要内容，据此可知，中央考察地方官的政绩，也重在庶务，而不是"大体"或"大道"。至于地方长官对其属官佐吏的考察，更在职事方面无疑。居简汉简中的"功劳案"虽属边塞防御系统的文书，也颇能说明问题。如简EPT50:l0
   居延甲渠侯官第十燧长公乘徐谭功将：
   中功一，劳二岁
   其六月十五日河平二年、三年、四年秋试射以令赐劳 □令 （以上为第一栏）
   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 （以上为第二栏）
   居延鸣沙里，家去大守府千六十三里，产居延县
   为吏五岁三月十五日
   其十五日河平元年、阳朔元年病不为劳 居延县人 （以上为第三栏）
   这份材料全面记录了甲渠候官第十燧长公乘徐谭的官秩、爵位、功、劳、秋试射以令赐劳以及病休不为劳的情况，还有他的籍贯、任职时间长短和"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等评语，无一语提及徐谭的个人品质及经学修养。因此，从汉代的考绩制度上也可以看到"文法史"存在的合理性。
   汉代名儒董仲舒深讥秦之过失，而在考功课吏方面，与法家并无二致。他主张"揽名责实，不得虚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其考课的内容，则是"合其爵禄，井其秩，积其日，陈其实" 。这样的考课原则对"文法吏"当更为有利。
   汉承秦制，虽倡儒术，而"霸王道杂之"。《汉书·循吏传·龚遂》载：宣帝时．渤海左右郡因饥荒而"盗贼并起"，宣帝任龚遂为渤海太守。龚遂上任之前对宣帝说：
   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
   龚遂之所以有如此请求，正说明汉代以文法绳臣下的现实。汉代不仅拘臣下以文法，而且汉代"吏道"也崇尚法律。薛宣曾公开宣称：
   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
   朱博也说：
   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
   薛宣、朱博皆出身文吏而登相位，二人能有如此言论，足见"文法吏"在汉代之影响。
   由于"文法史"有办理公务的实际才干，"非文吏忧不除，非文吏患不救" ，因此他们在汉代官僚队伍中颇有势力，以致于王充在其《论衡》的许多篇章中反复辩论儒生、文吏之短长，而为儒生鸣不平。

      三、"文法吏"与酷吏

   如前所述，秦汉时期对文法吏的最高要求是"文无害"。秦法本身虽苛酷，但仍然禁止官吏"不直"或"纵囚"，严惩官吏在司法上的违法行为。因此，酷吏虽然也主要出自文法吏，但并不属于文法吏的正常形态，因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深"或"文恶"。官吏趋于苛酷的原因很多，这里主要探讨其法律上的原因。
   首先，最高统治集团司法政策的变化，是导致吏治苛酷的直接原因。
   秦以"法术"治国，实行轻罪重刑，但"重刑"并不等于毫无限制地滥用刑罚，刑、罪之间仍然有较为严格的对应关系。自商鞅变法至秦统一的一百多年间，虽有"苛法"，却不见有"酷吏"。因为在此期间秦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执法，井强调吏治。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以个人意志代替原有的法律，严刑酷法，督责臣民，破坏了正常的法律秩序，也造就了一大批酷吏，终于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秦斗争。
   西汉初年，虽然萧何《九章律》基本上承袭秦法，但是由于统治者倡导"无为而治"，在司法上约法省刑，矫秦之失，因此，在西汉前期只出现过侯封、郅都等极个别的酷吏。经过高、惠、文、景等几代君臣的努力，已废除了一系列苛酷的法律，然而到武帝时，为了限制宗室，外戚及官僚子弟的不法行为，打击豪强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其好大喜功的欲望，解决财政困难，于是任酷吏、严刑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 。在尚严酷的法律思想指导下，"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因此尹赏在临死之前还谆谆教诲他的儿子："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以奉行上司命令为己任的文法吏，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执法苛酷也就势所必然了。
   其次，法律繁芜，轻重不平，也为官吏苛酷创造了条件。
   武帝时，法律篇目已远远超过汉初，"律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法律繁芜，官吏易于上下其手，最终受害者，只能是平民百姓。正因如此，统治者往往以约省刑法来体现"仁政"。如元帝曾下诏曰：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繁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建武二年，光武帝诏曰：
   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百、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法律繁芜容易导致用刑深刻。虽然自西汉中叶以后，不断有大臣建议修改法律，删除繁苛，皇帝也屡下诏书，要求"议省刑法"，然而统治集团成员多安于现状，已无心励精图治，"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 。敷衍塞责式地"约省刑法"，不可能改变执法苛酷、轻重不平的局面，于是乎约者自约，酷者自酷，直至汉朝灭亡。
   再次，治吏之法的废弛，不仅会导致酷吏滥用刑罚，更会导致整个官僚机器的腐败。
   东汉顺帝时，左雄上书，痛陈当时吏治的黑暗：
   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滑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
   这段话从行政、司法、选举、监察等多方面讲述了吏治黑暗的现实。酷吏"文深"主要是针对贵戚、官僚、豪强，而官吏贪赃枉法，深受其害的是广大被统治阶级，因而其危害的程度更深。治吏之法的废驰，将导致法制的全面破坏，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