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选

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其实这是一句再简单再普通不过的话了:“咱们的中国!”加上感叹号也不过就是加强了它的爱国主义情感,平心而论,在本世纪的中国,这样的感情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哪里谈得上什么“祸”,什么“火”,有那么危险,又有那么火爆吗?

  一些论者曾根据现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现实,指出,对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的帝国主义来说,倡导爱国主义就是无法无天,就是犯上作乱的“祸”,这实在有些想当然,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渗透主要还是经济形态上的,它们毕竟没有控制我们的行政大权,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一位宣传爱国主义理论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干预;掌握着中国人生杀予夺大权的终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准确地说,是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政府。那么,是旧中国的腐朽政权禁止爱国言论吗?恐怕也不够确切。从本质上看,一个封建专制的政权恐惧人民的力量,害怕知识分子的自觉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这毫无疑问,因为,真正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必然引向对民族历史及现实的深刻反省,必然会将思索对准腐朽的现实统治本身(闻一多后来的确是走上了这条道路),这对他们的反动统治是莫大的威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封建专制政府又往往最善于用光彩夺目的、不切实际的“爱国主义”言辞来自我打扮,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也富有利用一般的爱国情绪的本领。──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句普普通通的感叹“咱们的中国”显然就算不上什么扰乱纲常的“灾祸”,说不定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敲门砖”呢!

   “祸”与“火”都只能是闻一多自己的,是闻一多心理意义上的。

  这又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源于诗人自我的矛盾和冲突,某一种内在情绪酝酿已久,能量奇大,一旦冲破外壳爆发出来,就会大大地破坏外在的某些平衡关系,仿佛就是“祸”、就是“火”了。

  闻一多是一个颇矛盾的诗人,以外表看,行为谨慎,严肃,在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以致还自称为“东方老憨”;但是,任何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感情丰富,热情洋溢,拥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内一外的这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尽情发展,终究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比如诗人曾对臧克家说,诗集《死水》里充满了“火气”,“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对别人称他是“技巧专家”也很恼火,这说明,从内心情感方面讲,他是更趋向于那种外向的,冲荡的情感;但是,从整部《死水》(包括这首《一句话》)来看,他又的确是位“技巧专家”,而且特别卖力地研究和实践着他的“均齐”、“和谐”的格律化方案,这又代表了他追求客观、冷静的性格。

  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结构方式,这一“矛盾”的特征在他的爱国主义问题上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美国生活给他留下的屈辱、对中国现实的感慨以及他那深厚的国学教育都使得诗人在感情世界方面不断凝聚着爱国主义的能量,燃烧着,有时真到了超乎于诗,超乎于语言艺术的局限,它似乎就要升腾起来,直立起来,逼着诗人转化为某种惊世骇俗的行动。“咱们的中国”,韵味无穷,“咱们”一词已经生动地表现了闻一多那强烈的主人意识、个性意识,它的潜台词就是:这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不能任其衰弱毁灭,也不允许那些“行尸走肉”将它断送!结合《长城下之哀歌》、《死水》等篇章来看,诗人显然特别看重这“咱们”二字。于是,对祖国的热爱就凝结、转移为对某种中国同胞(包括专制统治者)的愤懑与抨击,尽管这一抨击是隐晦的,但它所需要的能量已经完全贮存在了这“青天里的霹雳”里。与之同时,闻一多实在又是一个厚道的人,往西单臭水沟里扔破铜烂铁又已经是“够意思”的了,他并没有决心努力在“咱们”一词上大作文章,他不是那种向同胞争夺地位、名份的人,至于行动上的争斗就更是不可能了。闻一多回国以后曾有机会进入更高的政治、社会圈子,有可能真正干预“咱们的中国”,但事实上他都放弃了,并在《死水》之后转入到更沉静的书斋生活中。

  压制与克制并不取消冲动,相反,越是努力在理智状态下保持外在的平衡,那日益澎涨的感情一旦冲决而出,就将彻底破坏我的心理平衡,成为个人的“灾祸”,燃烧为可怕的烈焰。对此,闻一多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的主观感受中,这口气在他心中游走了好久好久,足足可以与我们民族五千年漫长的历史相抵。他压抑着,忍受着,沉默着,但毕竟是“火山的缄默”,终于有一天是会喷发而出的。他向某种“同胞”发出了警告,即便是铁树也可以开花,当我的“火气”爆发时,你可不要害怕!

  就这样,在诗的“白日梦”里,憨直的闻一多完成了他复仇式的宣泄,尽管他最强烈的最忍无可忍的情感最终还是简化成一个偏正词组:咱们的中国。就在这一短促的感叹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犹疑与果敢,现实与理想都得到了最恰到好处的表现。

  从形式上讲,《一句话》也较好地代表了《死水》诗集所特有的那种“矛盾”。诗结构整齐,十六句分为两节,节与节,行与行,对仗工整。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至六行字数相等(九个字);两节的最后三句用词也大致相同,有民歌式的复沓效果;就音节而言,两节中一至六句的音组结构大体相当(每句都大致分为三顿);全诗一韵到底,这种给人整一均齐的效果,属于理性精神的产物。不过,由于句子短,却又使人感到节奏强烈、韵律铿锵,尾韵去声字居多,这又分明包孕了一种内在的情绪冲动。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