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垣  

 

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八种)》

作者:刘乃和/周少川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年轻时在广州读书,接受进步思想,投身于反清斗争。1907年考入基督新教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后又创办光华医学院并转学光华。1912年,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次年到北京。进京后曾担任三届议员和教育部次长,但对北洋军阀把持下的政治却渐失信心。1917年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发表后得到中外学术界好评。1923年《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进一步奠定了他的史学地位。抗日战争期间,陈垣身处沦陷区,坚贞不屈,著史不辍,1945年写成的《通鉴胡注表微》,标志其史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此后分别被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聘为教授。1929年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并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解放后,陈垣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第二所所长,为一、二、 三届人大常委, 于1959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

  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袄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一生所写的宗教史论著共六十余种,今谨选其代表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等九种,按时间顺序,略作介绍,藉此可见其概貌。

  《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 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袄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 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袄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袄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 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陈垣将以上四篇研究外来宗教的文章,合称为《古教四考》。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修改成文。陈垣以其精熟的年代历法学, 考出回教始至中国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纠正了前人因不知中回历法换算而误植太宗贞观二年(628 年)之谬。文中历数唐以后有关回教的记载,举凡回族名称的起源演变及其武功、科考、人物、译书、碑石、建筑、通商、风俗等等,考述綦详。

  《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年3月写成。 书中考揭明末清初身居云贵两省的士人怀念故国和逃禅不仕的事迹,褒扬其精忠大节。陈垣把治史与抗日结合起来,以古讽今,表忠贞,斥降臣。其深沉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清初僧诤记》,1941年1月写成。 本书写清初东南一带佛教的一个侧面,讲述法门之争,主要是探讨法门中故国派和新潮派的矛盾。说明这些矛盾实际上是民族斗争在宗教内部的反映,是政治上降与不降不同倾向的反映。这也是当时抗敌斥奸、有感而发之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年7月完稿。本书考述南宋初年, 北方宋朝遗民创立全真、大道、太一三种新道教,藉以团结训练、自谋生活、不在新朝做官的史事,阐明这批士人义不事敌的操守。以上三部著作,作者合称为《宗教三书》。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完成于1942年9月。书中评介的佛籍, 包括中土僧人撰述的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5类,共35部。 每书详介其名目、撰人、卷帙、版本源流、内容体制以及与研究历史有关的材料,并纠正了《四库提要》等书著录佛籍的一些错误。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广稽材料,排难解纷,开一代风气,供后学取法。他还从宗教史研究的角度,阐释了诸多政治史、文化史问题。这些丰硕的成果,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和利用。



(原载光明日报199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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