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网刊按语：
其实这本书内的文章早已陆续在网上发表过（有几篇未收入），现在编辑在一起正式出版，可以更系统地说明我之“杂学”的意向、背景和意义所在。80年代时，我确有机会成为一些学科内的“专家”（甚至于电影理论专家），而我凭借理悟本能坚持走了“我自己的”通学之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进行“有效探索”。刺激我“坚守”人文科学“地盘”然后朝向“跨学科、跨文化”之通学方向的动力有二：一是朝向世界学理之主流，批评性考察当代人文科学义理之真实价值，以“一步到位地”将其引入中国学界，此可谓人文科学之“内学”；二是不为成说所囿，批评性考察人文科学理论和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此为人文科学之“外学”。当时社会方从旧时期学术上“一穷二白”中走出，我遂不得不受制于各路权威和能人的束缚。80年代最难以忍受的两种人事经验是：西学青年的普遍私利主义和海外华人的势利主义。其后海外十来年又陷入另一套人事磨擦：我一向视为品位较高的西方学界，原来其自利主义不落人后。大家共同的倾向就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追求己利。“以文会友”么？绝无其事！这样一来，我们还怎样期待人文科学的发展？奥妙在于，如果以求利代替求真，只要“操作”得当（商业运作技法纯熟），总能够达到取利的目的，实无关于学术真不真之事。这样当我于新世纪伊始再次返国后，我对中国学术界同行，特别是青年一代，还能抱什么期待呢？怀抱着这种事事戒惧的心理，新世纪的几年间我竟渐渐体验到一种“新事物”正意外地出现于大陆学界。旧世纪80年代，我对青年一代避之惟恐不及（他们都曾上山下乡，锻炼有素），而新世纪10年代竟出现了另一批“青年人”，他们没受过“文革”洗礼，而是呈现出我本来在现实中极不熟悉的一种“传统精神”：正义感的流露。“义”是与“利”对立的。他们以义（真理追求）对利（名利追求），表现出另外一种动机倾向。近年来在互联网上颇遇到一些青年人“以文会友”之通联。他们中间不仅是表达一些学术同情之意，而且有些人进而“伸出援手”。他们看到我于国内外学界中的困境，竟然主动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乐于惠助。这是什么精神呢？这就是传统上的那种“义”精神！这个“义”字，我在海外人文学者中极少看到（已故电影理论家麦茨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我必须告诉国内读者一个事实：西方人间几乎没有一个人重视或欣赏什么中国传统上的“困学之义”。港台美华人士间也几乎没有。他们一方面大谈儒学义理，另一方面所操行的却是商业化时代的“利学”。近年来我几乎没有收到过一封港台美华未识青年的“学术通联”，此一事实证明：他们对你的学术探索毫无兴趣！但国内青年一代中却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在关注新知新学，而且甚至于关心那些颇为复杂的学理问题，从而表现出一种在人人求利时代极其不俗的精神志向！（在西方也极为少见的现象）我于是看到，“仁学”种子仍然埋藏于中土，埋藏于那些不甘心碌碌无为一生的莘莘学子心间。
《忆往叙实》是个人切身经验谈，作者却希望能使青年读者“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既然倡言今日世界（不只是中国）学界的问题，首先是“心术学”问题，现代学术史的问题也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史的问题。必须检讨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曲曲折折，里里外外。不能都靠著“客观原因”来掩蔽自身的“主观原因”（客观的负面事实，结果往往成为掩蔽个人负面心术的“不二法门”，其直接效果就是：客观的“乱”成为主观的“私”加以利用的对象、工具和渠道）。新世纪、新时期的中国学术将来，是一个学界“匹夫有责”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也只有心志足够“诚和刚”（认真），认知才能足够“深和广”。本书“附录”纳入了最早在《学灯》刊出的两篇文章，强调了中国人文科学必须“全方位”朝向“全世界”。仁学是“致天下”之学，不是抱残守缺之学。这哪里是港台当初狭窄的学术气局所能想象和理解的呢（可惜他们不能诚实对之）！最近我看了所谓港台大片《赤壁》，竟以如此低俗作品来“忽悠”大陆文化界；我由此想到，一些海外抱残守缺之人文学术，如也打算以其“汉学本位主义”来“忽悠”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未免太小瞧大陆学人的智商了吧（须知：并非人人都“崇洋媚外”）！中国新一代学人不会再如此没有见识了！但是我们也得清楚什么叫作“任重道远”。对治于此，首应按照仁学教诲“朝向其大”，也就是按照仁学（而非按照博士制度）“大立其志”。心术学起自“立志”。为此请读《论语》。西方有“理之学”而无“志之学”。现在我们要把此奇妙地延存了2500年的“仁学之光”创造性地发射向全人类人文科学理论之深部，为其“把脉”和“掌舵”。这是我们仁学者的责任所在。为此我们首须“正本清源”，把“真仁学”和“假仁学”加以区分，也就是随时贯彻孔教“紫朱之辨”。每个个人之能力都是有限的，而“尽其在我”足矣！仁学是大公之学（朝闻道），是方向如正即可自安之学（学为己）。因此仁学实乃“无入而不自得”（非“学为人”）的信仰之学也。
《忆往叙实》序言
为什么学人要写回忆文字或传记文字？为后人留下个人的经验记录，固然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但在迟暮之年花时间写一部所谓个人自传，对我来说，似乎并无什么吸引力。因为我这一生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外部事件。值得记叙的东西全部是思想性、学术性、精神性的。它们大多数也已经发表于个人的著、译作品之中了。不过，个人学术经历中的许多私人性观察和体验，有其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们可以作为学术思想的补充，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反映人际关系与学术思想方式的密切关联。而我的特殊“弱势”地位，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也使我掌握了独立的观察和体验的角度，让我有了“以小见大”的机会。所谓“小”是指心迹，所谓“大”是指学术方向。我的个人经历与经验则呈现了众多“心”与“学”之间的联系点。现在，我通过若干片断的记叙把这些联系点钩连描画出来，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学术世界的另一侧面。这也是我几年前在网路上陆续撰写片段性回忆文的主要理由之一。
这些回忆文的主要部分是我和若干中外学者交往中的特殊经历。我本仁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态度与国内外学人交往，而慢慢发现学术世界的普遍功利主义规律，与我在府右街隐居读书时期形成的人生态度很不一样。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许多人际冲突，另一方面，使我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一些学人的行为和心迹的关联方式。我遂认识到：今日世界的全盘商业化趋向，可能会结构性地阻碍人文科学的进步。我并发现，恰恰是反功利主义的仁学精神，有可能成为当代人文科学健康发展的关键。世界人文科学的现代化革新，需要一种伦理学指导。中国思想史上的仁学传统，为未来世界人文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了正当的“态度学”型范。我于是在本书中通过一段段具体经历之“素描”，展现我的一些独立观察和分析。有关个人早年生活的点滴回忆，则可作为读者了解我的性格和思想倾向如何形成的背景资料。
与许多“老师宿儒”不同，我虽已高龄，实际的学术年龄却仅只有30年整，可以说完全起始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没有这个新时期，我虽可在社会之外坚守学术志趣，却绝无开展“学术生命”可言了。从“旧时期”生存于社会之外，过度到新时期进入学术社会，通过的是一道道桥接新与旧的窄门。三十年来，有三次偶然的事故，使我仅差几秒、几十分、几小时，就可轻易地失去继续生存和问学的条件。1986年初，因独自在四合院居室过夜煤气中毒，友、邻如晚一两小时破门，则已离世而去（那样的话，我日后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翻译、符号学工作、仁学构思等等，都不可能发生了）；1998年在旧金山湾区骑自行车购物，在过十字路口时，与一辆待转弯的汽车正好撞上，只半秒、一秒差距非死即残；2002年冬在北京患感冒去街道医院注射青霉素时反应强烈，而医生误诊，坚持继续注射；后来在友谊医院非常偶然地（一念之间，才决定多等一会ㄦ）加看了一个专家号，结果被命令立即住院输液抢救，医生告“捡回一命”。这三次个人事故使我体验到，个人生命延存实为极偶然之事。但留得生命，意义何在？意义绝对不在于个人短暂之“生存享受”，而在于个人如何有效地参与集体精神生命之延存。精神事业，就是为人类共同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的一个积极工作过程，而不是一个为个人短暂生命怠惰乞福的过程。因此，学术思想，不是什么个人扬名立万的事，而是参与推动人类理性精神提升的事。不是为了在此过程中争取别人的“承认”（另一种名利观），而是为了把个人心得有效纳入集体事业，如此即是尽了本分。这个本分，不是指你在此过程中得到什么回报，而是指你克服万千阻碍以争取自己对人类精神事业参与的机会，即做出贡献的机会。有人不愿意你参与此精神奉献，你就得借助孔孟的智仁勇智慧，积极争取此类贡献。
困学20年，进学30年，总共50年的学术生涯中，包括了国外20年。我竟于生命最后阶段，于新世纪伊始，看到了世界人文科学大家庭内“中国学术区”所具有的独特机会和责任。似乎还真出现了“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民族性之精神使命。我通过最近20年的亲身学术实践，独立地发现了最古老的东方伦理智慧和最现代的西方思想方法之间的历史性结合点：仁学将成为人类精神事业的“指南针”和“发动机”。民族性的仁学思想要想有效实现于世界，必须先正本清源：端正心术。无论是南宋书院还是明清之际书院，其精神传统，都相关于正本清源的心术学目标（所谓诚学之建立）。只可惜前科学时代，人们有仁学之动机，无实现之手段，虽不能成就事业，所遗留的精神，仍足以鼓动后世继踵前贤。要想在今日千百倍扩大于、复杂于古代的环境内正确地发挥仁学精神，首应深悟“慎独”之学：所谓慎独，实乃调整人己关系之意。一部《论语》精华全在于此。而仁学就是要用正面人性来平衡反面人性。不是指什么荒渺无迹的个人之“业、罪”，而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所应持的正当态度，这也是人本主义之真义所在。读《论语》，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些读了《论语》而加倍急功近利之徒，实乃仁学之敌。我这一生，既无功业可言，也无名位可言，在万千世界学术乱局中，更谈不到学术之贡献。但回顾一生，仅有一项差可自我欣慰者，这就是:50年来我从未放松自我学习的努力（也许是源于中学时代信奉的一个俄国文学口号：“自我完成”）。
这些回忆文都是几年来陆续先张贴于网站的，少数已发表于刊物。现在集结起来，形成一个临时性的文本整体，可使读者更系统地了解相关的叙述和论旨。非常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国际合作部的陈进先生安排了本书的出版。正当我刚完成费时十年撰写的专著《儒学解释学》之后,和准备参加我参与筹办的今秋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之前，突然获得了对自己一生跨学科、跨文化学术探讨经历和经验进行总结和发表的机会，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最后也要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领导批准了这样一本纯学术类文集的选题。
李幼蒸 2008年8月18日于旧金山湾区
《忆往叙实》，李幼蒸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目录
序言
80年代我的治学方向回顾
少年岁月：幼时经历素描
中学：我的“文学时代”
我的“1957”：走向哲学的那一年
我与北京图书馆：北海旁，读书记
记文革前我与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交往二三事
杜任之和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亲历记
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
80年代初与李泽厚谈孔子
回应李泽厚-兼论孔孟学为心术学
记八、九十年代王浩助我二三事
80年代我与甘阳交往的片段回忆s
我代贺麟为罗蒂书写序
我与现象学家泰米尼卡交往的回顾
在德倡建新型汉学研究所努力之失败
我的“解释学”经历——解释学探讨30年之回顾
读书与藏书：五十年来我与书
附论
国学、汉学和百年来的留学生文化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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