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坚持历史实在论，这是坚持唯物主义合乎逻辑的结果。他们在进步观、发展观、历时性变迁，以及在社会系统和整体结构中理解研究对象等等观念的指导下描述历史，认为进步、发展、变迁等等事实上乃是被描述的客观历史具有的本质属性。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缺少对历史观念和历史认识的系统性反思，最终将自己认定为历史发现者而非建构者，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的研究则起到的就是望远镜、显微镜或者测深锤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的史学实践仍然获得了历史学应有的现实意义。

　　德国思想家梅尼克曾在《德国的浩劫》中认为，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政治生活中盛行着两股潮流：其一是社会主义；其二是民族主义。当社会主义预言 的革命并未到来时，民族主义先声夺人，并在一些强国成长为帝国主义。[1]极度膨胀的民族主义带着极度的自信和狂妄，将欧洲领入了大战之中。当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以文明之兴衰替代民族国家的线性发展，充当历史阐释的宏观模式，它对西方传统学术思想的冲击，本身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危机已经到来。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在实践中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样式，社会主义思潮由此进入了一个发展期。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潮流的支撑理论之一，毫无疑问，它的发展同样与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展开密不可分，尤其在20世纪前半期，各种政治思潮的激烈交锋与西方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更加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回避政治立场，它恰恰是要通过对社会历史及其构成成份的重新阐释，来表达自己对当前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与对待现实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带着政治热情，而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在表面上仍然表现出追求客观历史的面貌，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家会如何调和政治与学术这对看似矛盾的要求，使自身能够在表达政治立场之外，同时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这可以是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的一个出发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他们所持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正是其政治立场与学术态度的最好表达。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历史（history）这个观念有着双重含义。它一方面代表作为研究对象的过去，尤其被认为是一种有着客观实在性的过去；另一方面表示对该对象进行研究的实践活动，即俗称的历史学。这种双重含义的区分看上去比较清晰，然而，当代西方对“历史”这个观念的认识论研究认为，被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并非独立于研究的实践活动之外，相反，它是随着人们史学观的转移而变化；换句话说，史学观对历史观的制约，总是只有在历史学家的反思中才露出端倪。倘若如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主题上，我们是可以用“历史观念”去概括动荡的20世纪中那个特定的群体——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并且可以在他们各自的特殊表现中，寻求他们作为整体的边界。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念首先体现在他们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对他人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反批评之中。

　　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将用“经济决定论”这个词来简单地概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且不论这个帽子戴得是否合适，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要通过社会经济领域的历史分析来回答社会面临的问题，同时发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会同意“经济决定论”这样一个武断的判断，如果曾经有一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坚持过这种观点，那么，在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看来，它也只是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霍布斯鲍姆还指出，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也涉及以下内容，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历史规律和历史必然性、从马克思感兴趣的问题中寻找研究课题等等[2]；并且，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年，都在多数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扩大其影响，不过，在霍布斯鲍姆眼中，这个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主要产物，却与马克思的思想并无特殊联系。[3]

　　我们很难想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可以按照某种保持其原貌的方式得到传承。如果对于某种思想的接受，这本身与接受者的时代要求息息相关，那么象霍布斯鲍姆在判定所谓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并非源自马克思的思想时，他仍然没有脱离19世纪以来的实在论历史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前人思想还保存了得以原汁原味承传的可能性，只是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要想实现这一点，接受者必须具有超乎常人的理解能力和解释能力，当然，霍布斯鲍姆自认为是具有这种能力的。

　　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本人思想对历史编纂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呈现了一种包含不同“层次”、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模式。霍布斯鲍姆认可这种模式中有着深邃的洞察，也存在错误的假设，而这样的错误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发展的契机。于是，后人在接受马克思本人思想时阐发的那种不变与变的灵活策略，就在霍布斯鲍姆的简单概述中显露出来了，这是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追求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努力，同时也是融合决定论与历史学家自由意志的努力。

　　不变与变如何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体现出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想要进行阐释的首要问题。不变中延续传统，变化中孕育发展，唯有处理好这个辩证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才能既保留“马克思主义”之名，又不在时代变更中被认定为泥古不化。霍布斯鲍姆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既始终坚持社会结构的实际存在，又坚持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亦即重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4]在此，社会结构的实际存在乃历史之不变，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乃历史之变。这种巧妙的对应关系使得后者因为“内在”动力而获得了独立于认识者的变化。当社会结构的不变与变均非出自解释者，并且与解释者无关时，马克思的思想就被在霍布斯鲍姆眼中显露出一种客观性，从而具有了超越时间的永恒价值。

　　毫无疑问，霍布斯鲍姆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一直坚持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为此，他将这种洞察赋予了马克思，视为马克思的思想本真的存在，他自己则不过是一个历史真实的发现者和继承者。

　　爱德华·汤普森是另一位发现者。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中，他将阶级看成一种历史现象，一方面，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另一方面，它是基于某种不断变化着的历史关系[5]。阶级的变与不变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汤普森以导游的身份领我们进入一个客观的历史之林，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要求我们关注的不是那个已成的结构（现成的阶级），而是那个结构永不停息的构造过程（阶级的形成）。

　　即便人们认为，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霍布斯鲍姆、汤普森、伏维尔等，他们从文化观念、阶级意识、集体心理这些方面来赋予自己的研究对象一种动态生成过程，但这些过程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静态结构一样，仍然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实际存在着的。因此，相对于被研究的对象而言，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是发现者，当然，他也会是解释者，只是这种解释目的在于使得被发现之物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这样，在被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与上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史学关系，我们用相应的个体来简化要做出的推论，以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例，分析工人阶级、马克思，以及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对于汤普森来说，他阐述的工人阶级的动态生成过程如果被他认为是一种发现，并且作为研究对象被证明是在社会和文化中逐渐形成的，那么，汤普森的史学实践就不可能影响到这种动态生成过程的本质；如果历史研究的对象都具有这种独立于研究者的共性，同时又可以用一种动态生成过程或现象来说明它，那么，我们就该问，这样的认识到底是汤普森及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具有的，还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事实上，按照实在论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汤普森只能是作为动态形成过程的那种阶级的发现者，汤普森在行文中总是这样来揭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这种认识为基础，那么，就意味着从马克思到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而只是对动态生成过程的重新发现、只是汤普森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6]。并且，当汤普森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的对象时，这些研究对象也应当被证明为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性产物，拥有一个动态生成过程，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理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相应的位置。这样的话，汤普森自己对工人阶级形成之历史性的认识若是要归属于马克思本人，那么，当人们按照这样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对象时，它本应具有的动态生成过程就将变成静止的；若是这种认识归属于汤普森本人，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发展的产物，它就不可能被看成是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加以简单推衍的结果，它的产生必定离不开汤普森及其社会和文化环境。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汤普森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现象，历史对象就不可能是被发现的，而只能是汤普森在其时代情境中的构造。换句话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动态生成过程在汤普森描述它之前，未必是实际存在的本然之物。不错，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不过它不是一种无须证明的、作为客观的并且独立于研究者的意志的历史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学）的现象；它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它不是可以客观描述的对象，而是历史解释的产物；它不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结晶，而是动态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只可惜，“发现”通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对历史事实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

　　显然，在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我们很容易找到实在论历史观，这种近代主流的历史观念与这些思想家的独创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若是将这种冲突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社会实践情境中去理解，据此提出的问题就会是：在坚持马克思的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力量如果才能体现出来？也许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会这样回答，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即他们的研究始终会围绕着资本主义批判这个大问题展开；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批判当前变化了的资本主义仍有其重要价值。这就好比毕达哥拉斯定理在古典时期被发现后，目前仍然有其价值，于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造性力量就体现在不断地磨砺马克思主义，以彰显其真理性这个过程之中，这样才可能是与“发现”一词相吻合的有关历史学家主体性的恰当解释。

二

　　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曾就历史认识提出一种问答逻辑的方式，即如果我们要了解一种思想何以产生，就应当努力理解这种思想产生之时所面对的问题，了解它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什么问题而做出的解答。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那种思想作为答案也就得到了理解。按照问答逻辑的方式来理解的话，激发出思想家的独特性，或者令他产生问题意识的因素，乃是来自于思想家当下情境的刺激。如果这种独特性正是在赋予历史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解释，那么解释历史就意味着构成历史[7]。这是一种可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在论构成挑战的理论。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许多论述中，看到他们对历史的新理解，那么，这种新理解之所以呈现出来，到底是因为史学家们对历史的认识有了进展，发现了过去未曾发现的历史的本质属性？还是现实中的新问题刺激了认识者，使他们抛弃以往的认识，而产生了有关历史的新认识，同时构成了新的历史？对前者的肯定回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选择的答案，而对后者的肯定回答则是唯心主义史学家要表明的立场。我们在此将集中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研究目的上仍然保持了一种历史连续性，即它总体上仍然十分紧密地和资本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研究主题上，革命、阶级、劳工、社会结构等等依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关注的；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更多地以一种整体的眼光去判断和理解所研究的对象，强调事物的生成必须在一种整体情境中才可能得到理解。主题与方法的结合，更体现出一种“自下往上看”或者“从底层看”的眼光。以整体的眼光去关注下层社会，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背景和前景相辅相成的总体效果。

　　1945年之后，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造成的心理震撼、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权在西方世界的逐渐普及、弱势群体寻求社会安全并越来越多地获得法律上的保障、社会整体发展更多地考虑到各阶层的利益协调并做出弥合贫富差距的初步努力等等，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当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其文本中表现出对下层民众的高度关注，通过历史写作的实践来为民众请命，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过去曾经被认为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得到了极大的缓和，其中多少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自下往上看历史，其本身也可以看成史学家顺应时代的政治诉求。

　　在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提供的历史文本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作者为底层民众争取权利的呼吁，如果这其中表现的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话，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史学家们比以往更加注重遵循历史学的规范，以避免1945年之前存在过的那种史学政治化造成的恶果。他们运用传统史学方法搜集和整理资料，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献，这些无需我们赘述，任何一本霍布斯鲍姆、汤普森、索布尔或伏维尔的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不少是或者曾是共产党人，作为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史学家，他们有许多成就同样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家所仰慕的，这至少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高超史学技艺的体现。

　　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自觉的实践活动理应发挥其社会效用，同时，历史研究也应当符合史学研究的传统，要避免言之无物，因而处理特殊的、具体的对象，通过细致分析得出结论。然而，要从对特殊对象的分析中演绎出普遍的教益，这似乎是违背逻辑的事情。这种逻辑上的矛盾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通常就以政治与学术之间存在着张力的方式体现出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实践中成功地满足了这双方面的要求，其中一些优秀史家不仅调和了其中的矛盾，同时也藉此阐发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

　　我们注意到，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有过这样一段告白，他向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道歉，因为他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没有提到他们。汤普森说：“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当心，不把英国的经验普遍化。”[8]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汤普森是在强化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将它的功用范围限制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如果以为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局部现象进行研究，就能够了解了西欧或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根本性质，汤普森会认为这种观点不足取，因为要证明存在一个性质一贯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那不会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能够完成的任务。然而，这样一种史学研究，其实践价值又在哪里呢？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于汤普森而言是他力所能及的研究对象，但他对这种具体而微的现象进行研究的目的，绝不单单是要呈现英国工人阶级在限定的场合中动态生成的那幅精彩图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当然是汤普森感兴趣的题材，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作者可以更恰当地向读者表达某种历史认识的题材。这种认识包括：一方面，汤普森“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9]这种非“结构”、非“范畴”的“东西”实则是一种“认同意识”，它与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解释社会发展的历程时，在经济因素之外，进一步证明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能够构成互动，这对于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而反对非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经济决定论”，将有着颠覆性的功效。

　　汤普森遵循了现代历史学规范，这表现在他用历史学的家传技艺来研究一个具体的对象，而这样的研究之所以可能获得普遍的价值，却往往是通过读者可能从汤普森思路的逻辑延伸中获益而实现的，方式就是：既然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其它研究对象是否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汤普森意义上的历史现象，从而按照他提供的这种“历史现象学”方式来理解呢？汤普森自己随后在《共有的习惯》的各个论题中贯彻了这种思路，以证实它在其它题材中的可行性。这些题材以习惯为中心，涉及到道德经济学、时间、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等等[10]。汤普森在对这些题材进行研究时，也在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荒谬，例如：时间就是金钱、工业社会的计划性、以经济增长为纲而无视人的自由；这些借助于历史题材的阐释，非常容易地架构出历史与现实对接的桥梁，因为我们所处的现实和历史题材有着共同的问题。当汤普森强调历史中文化的发育及社会意识的成长时，读者很难不反思当前社会发展是否存在作者所批判的种种弊端。

　　汤普森论证了工人阶级是一个动态生成过程，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成物，这些关系中除了经济关系之外，文化关系和历史关系都很重要。汤普森曾经明示，“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11]显然，在汤普森的历史想象中，历史要呈现的是一幅流动的图景，其中各种关系纵横交错，而这幅图景的真实性源自于承载着流动性的真人真背景。至于那真人真背景是否为真，那是证明的结果，在此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在汤普森那里，在这样一种已获得证明的真人真背景的基础之上，流动性成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可是，这种流动性难道不是历史认识的产物吗？黑格尔曾经说过：“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12]当汤普森说静止的历史关系不可分析时，我们倒是可以根据黑格尔的那种看法，认为汤普森在对工人阶级这个具体的对象进行认识之前就具有了看待另一种世界的眼光，这令他在历史学实践中面对了一种与前人不同的工人阶级，进而以他的理解将一个动态生成的阶级呈现在我们面前，即这个工人阶级是汤普森构成的工人阶级。在黑格尔的认识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结合柯林武德对于思想连续性所作的说明，他认为：“我们的思想一直在推进，它不是猛地从点到点的推进，而是连续性的。”[13]有了这样一种连续性的思想，我们才可能将世界理解成动态的，才不会出现阿基里斯和乌龟的悖论，才不会在我们的世界里出现一个特定的静止下来的时刻，更不会有这个时刻下的静止的历史关系，使得汤普森感觉不可分析。依此而论，汤普森正是具有类似于柯林武德所说的这种连续性的思想，才有可能、有能力表达出那种作为动态生成过程的历史。

　　将历史看成是连续性的，看成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这不仅是汤普森的眼光，同时也是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共同拥有的智慧。一旦历史被解释成动态生成的过程，它同时就意味着历史观念中存在着一种进步观和发展观，也意味着变化。在此，我们没有过多罗列不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表现了这样的认识，毕竟进步观、发展观，这些融入了历史观念之中的东西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然而，恰恰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对于历史实在论的坚持，类似于汤普森眼中的历史的一切连续性与动态生成过程，都会被看成是该过程的本质属性，以此来保证历史的客观性，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则再次接受发现者这一称号，他们在历史中发现了历史具有的这种本质属性。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历史观念的一些共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历史实在论，这是其坚持唯物主义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此外，进步观、发展观、历时性变迁、在社会系统和整体结构中理解研究对象等等，这些都可以包含在其历史观念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其历史观念中的这些内容用来描述历史，进而认为进步、发展、变迁等等事实上乃是被描述的客观历史具有的本质属性。

　　20世纪有关历史实在论的批评不计其数，的确，在现实的历史学实践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历史。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的历史客观性意义何在？或许，这种情形可以用康德有关超验原理的说明来解释。康德说道：“超验原理就是通过普遍条件而先验地表述出来的原理，只在这样条件下，事物才能一般地成为我们的认知对象。”[14]按照康德的意思，像汤普森描述的工人阶级的动态生成过程便是在一种超验原理下进行认识的结果，而这一超验原理乃是历史是客观的。如果我们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样认定史学家的认识不过是对客观历史的本质属性的反映，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们追求的历史认识结果乃是一种不含认识主体的结果，并且，他们总是以分离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方式来确保历史的客观性。纵然康德认为我们绝不可能在经验范围内证明一种超验原理的存在，但假定超验原理的存在仍有其意义，因为它是我们的认识不可或缺的前提。历史的客观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便是如此。如果关于历史的超验原理假定了历史的无限性，那么，历史学家认知的有限性自然难以完整地表达无限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认识逻辑。我们熟悉的绝对真理和客观历史总是作为一种超验原理被设定下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开始了自己认知世界的征程。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确缺少对于历史观念和历史认识的系统性反思[15]。在实践中，他们始终将发现历史、解释历史当作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且，这是两个层次的任务。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历史认识者的认识与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前文有所论述；如果我们不再用“解释历史即构成历史”去取代“发现历史”或“确定历史”，而是将解释历史视为发现/确定历史之后历史学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一个崭新阶段，那么，他们在研究实践中体现的新认识便可以更多地呈现出来。

　　这样的历史新认识首先表现为在整体的视域下理解社会历史，它不仅是要关注社会整体中不同阶层之间纵向的关系，也包括社会整体中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横向的关系。在这样的视角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拓出了新社会史研究。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用“自下往上”看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社会各阶层，这种做法除了想在解释历史是强调下层民众的重要性之外，它本身也是想以一种大众史观颠覆传统历史研究中的精英史观，重要确立促进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给予文化、心态的因素更多的关注，将它们与经济、政治等因素组合在一起，为历史提供更加综合的解释。在这些方面上，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希尔是其在英国的代表，索布尔、伏维尔是其在法国的代表，古特曼、埃里克·方纳是其在美国的代表。

　　其次，注重文化、心理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无疑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个极好补充，同时也更好地促使人们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例如，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要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思想，要弄明白人民对一个理想社会，或者甚至是可以忍受的社会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他们想从这样的社会中得到什么[16]。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历史学家们更多地了解人民的心理和欲求，更多地了解文化如何确立社会阶层的秩序与群体间的认同，心理如何激励人们行动。这些要素在社会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又是否成为社会变迁的直接推动力量。

　　我们已经知道，确认/发现历史、解释历史，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可的历史研究两个步骤。在其中，解释历史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原因表面上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试图确立自身的立场和意识形态，从而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破旧立新；事实上，其根本因素还在于，马克思主义遵循着质疑一切历史表象，并相信唯有在不同社会力量的相互冲突中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冲突各方的根本要求和价值取向，从而反思现有社会秩序的奠定过程，以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可能的突破口。就此，伊格尔斯提供了一个证明，他在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时曾认为，“在这部书中，阶级冲突占据舞台的中心。这一冲突尽管有其文化的成分，却是根源于经济体系之中的。若不是如此，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就薄弱了。”[17]

　　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来解释历史，并呈现出他们理解的客观历史。如果说这些理解和解释不能构成历史，而只是对某种客观历史的澄清，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起到了望远镜、显微镜或者测深锤的作用。若是以自然科学来类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话，它便是一种物理性活动，而非一种化学性反应。物理性的活动使我们确定/发现了历史，而那些与历史解释相伴随的文化批判、历史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则指向的是未来。历史学家们以被发现的历史为平台，眺望着自己心中那个理想的社会，历史由此获得其现实的意义。

注释：

[1]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页。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167页。

[3]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69页。

[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70页。

[5] 参见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6] 这种发现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阐释而完成的，这一点在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批评中尤为明显。

[7] 有关解释历史是否便是构成历史，西方历史哲学家戈尔斯坦、沃尔什、托波尔斯基都做出了积极的回答。可参见陈新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选编了沃尔什、托波尔斯基的相关文章。

[8]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第6页。

[9]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第1页。

[10] 参见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第1页。

[1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3]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Dussen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67.

[14]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

[15] 霍布斯鲍姆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与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及其它》可以说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反思的最高水平，但他们仍然更关注对研究主题的学术批判，以及有关历史学的作用、历史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历史学的题材及叙述方法等泛泛而谈的论题，不足以构成类似于柯林武德那样的一种历史认识论的系统研究。

[1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248页。

[17]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