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贤语录～
梁启超：“自命为孔子之徒者愈多，而孔子之道乃愈暗。”
梁启超：“姚江学派披靡天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前古。”
章学诚：“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黯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我事而已。”
章学诚：“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呜呼可哉？”
～时代处境～
伦理情境：
生存张力：求义的自由心志vs求利的制度世界
智慧方向：
基本抉择：回归古典心学；朝向知识结构合理化；坚守人文理性主义
新年展望：
中之新解：在中土“折衷〔中〕”全球人文学理
我所说的“仁学三书”是指：论语（删第10篇和第20篇）、孟子、和传习录中卷（阳明八书）。我用仁学，不用儒学，作为孔子伦理学思想的标称，前已多次解释。我不用“五经”，而用“四书”中的主要两书，作为中国伦理学的主体思想，也已多次阐释。现在，我不用现成的“四书”全体，而在孔孟之外加上阳明语录，以构成一个新的“仁学实践学系列文本”，理由何在呢？有关思考背景涉及众多方面，也非属本文主题。本文要讨论的是：仁学、人文学者心志、人文科学方向，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问题。“新三书”意义在于：从万千中国典籍和悠久历史经验中选择一组最坚实、最有效的实践伦理学之“立志经典”，用以“面对”庞大的西方理论世界。虽然是东方古典文本，这三部书都含有真实的现代“可对话性”。“五经”，显而易见，没有这个“可对话性”。今日你用“易理”和西方理论家对话，没有任何可行性。大学、中庸么？时当二十一世纪，还想和“全球人类”谈儒教王权时代的“修身齐家平天下”，其结果必然会在世界上损坏中国人的智商形象。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之学”应该以“世界人文学”为对象和对话方呢，还是应只与世界上一个学科---汉学为对象和对话方呢？“国学”今日应该指什么样的学术？是指创发某种“中国应有之学”、还是指重复“中国传统学术”？前者的眼界和对话方是世界主流学术，后者的眼界和对话方是国际汉学。国际主流学术比国际汉学大一百倍（而不止）！经此解释，学术规划者应该知道孰轻孰重了吧？希望在全球思想界有发言权者，应该如何规划学术发展方向，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这就又归结到我常谈的一个题目；发展中国人文科学事业，特别是其中的理论科学，乃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在上世纪新时期开始时，由于长年的耽误，我们那时一流学者的知识比起世界水平来，都有（不是二三十年而是）百十年的差距。有趣的是，这个差距也同样发生在海外华人地区。因为五十年来他们正是把“国学”（以及国际汉学）当成了世界学术主流。对世界学术现实能做到如此“视而不见”，也还真需要一种顽冥自蔽的定力。今日“国学”名目的兴起倒是和民初又有不同。汉学、国学、儒学，所有这些打算以封建两千年学术文化为主要对象的研究系统，都不能相当于“中国人文科学”。今日“中国之学”应当指“中国人文科学”之全体。国学和儒学，作为学术科目，都只是其组成部分，而其全部内容必然须包括全世界主流人文学术。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不信有人能够对此一判断进行否证？如果不能进行逻辑的否证而又功利主义地坚持“抱残守缺”之己见，结果反成为不折不扣的反孔学者。孔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不知、浅知为已知，岂非违孔？（如果把今日之应知的范围当作古代之知识范围，就成了双倍的违孔）然而今日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和学术建设的关键在哪里呢？为了有效面对全球主流学术，首先恰恰是应该“端正态度”，也就是要诚实地回归真孔孟，而不是先急于追逐各种国外时髦理论。而这个诚实的回归（诚学），决不是要你去“泥执”（泥执的本质就是不知“权”，而不知权，就等于不诚）；今日之泥执，又不同于上世纪初表里如一的“迷信与愚忠”，而是出于商业化时代的功利意识和意志的软弱。
现在我们可以把同一问题反过来讲。反对“泥古”，不仅不是反对古典优秀思想，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贯彻国学中之真精华：仁学。为此必须区分国学中的高低优劣和轻重缓急，不能唯狭隘民族性、唯封建血缘性、唯“学术古玩商品化”为依归。特别是应注意到：今日学术民族主义，骨子里其实是西方商业主义；学术民族主义成为国际人文学术市场上提供“东方文物商品”者：传统学术被当成了与西方利益交换的手段。为什么会如此？正因为如此利用国学者，正是用孔反孔者。仁学或孔孟如何与儒学、儒教区分？我愿提出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检视学者之心态。求名利与否？趋炎附势与否？我还可将此标准进一步简化为：学人有势力心与否？孔孟本文与其他儒家经典最大的不同处就在于；没有“势力心”充斥于字里行间。士而势力非士也！反过来看，孔孟心志学之坚定性（此孔学之所以特著一刚字），正因为仁者无势力之心，故可不趋炎附势。而今日世界人文科学之大弊岂非均源于趋炎附势？如果王国维因真信奉而迷执，今人则是为了“求利”而偏执。有趣的是，此民族主义不仅具有全球化眼光，而且暗中早准备好了参与全球学术商业化大潮。一个具体的前景是：以趋炎附势为心的国学与西学，有朝一日可能会达成势力划分协议。因为如果双方均属以学术求名利者，最后结果可能是：达成学术界的势力范围划分。结果，就会在学术界又出现：“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那末，今日世界人文学术与古代仁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孔子倡“朝闻道”、“学为己”，孟子倡“义利之辨”；衡诸今日，相当于学术求真理，而非学以求名声和利益。放眼学界，不分海内外，今日学者们在追求什么呢？考试、分数、名校、博士、教授、讲座教授、奖项、主编、评委、知名度、学派权威……。那一步不和名利挂钩？那一步不是“名利成功度”之指标？今日人文学术已然全盘制度化了。制度化，法制化最终给人文学术带来的只能是获得初、中级学术质量的保证而已。制度化与人文科学高层的真理探索不仅无关，反而会形成障碍。二十世纪上半叶时局面尚不至于如此，全球商业化之今日，学术名利观已成天经地义。学术制度化和学术市场化越趋严格，学术思想的个体自由度必定越受限制。学者将成为市场机制内的“规律运作者”。结果不再是人创造学术思想，而成了学术市场机制（学术机构为其核心部分）在塑造学者人格和目的。“思想”遂被“物化”，而为全方面技术化之环境所吞没。学者也就成为市场机制所决定的“知名度”（社会“承认度”）竞求者。今日国外新实用主义岂非已为此商业化人生观做了“论证”。
今日国学和西学之间其实存在着密切的辩证关系。国学，作为研究对象不谈，作为精神潜力，其精华所在正是仁学。我们为此仁学选择一套经典：论语为其理念之基本；孟子为其实践之原则；理学之心学为其立志之发端。“仁学三书”将可用作中国伦理实践学之守则。就人文学者而言，将可视其为有效端正人文科学方向的指南。一般看来，在现代高科技社会，一切当然均应朝向学术制度化发展。不久前哈佛大学新校长誓言要贯彻哈佛学术求真理之校训。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人文科学而言，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天世界人文科学的前途能够由世界名校的一流教授们组成之集体来决定么？绝对不能！这个道理今日国际学术权威们并不了解！他们不了解的一个技术性原因是由于学科分化制度有利于他们的专业本位主义；而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伦理学性质的：权威们同样忘记了学术真理至高无上的古训，而是以制度内的运作成功和等级地位的提升当作了学术真理（谁的地位高、知名度大，谁就掌握真理；谁就“说了算”！）。换言之，学术真理这个词成了学术成功的代名词，结果人人均朝向于成功之追求，而成功的定义并不挂靠在真理标准上，而是挂靠在制度认定和市场接受的标准上。这个人文学术的名利制度怪圈怎么才能打破呢？如何从“成功”、“公认”等社会性实用主义标准回归到个人求知实践的真理标准呢？我们在学术制度框架之内看不到解决之道，结果，不得不在特定的层次上回归仁学之古典。
为了回归此仁学，却必须首先纯化其内涵。第一步必须正本清源，也就是划清仁学和儒学或儒教的界限。仁学是一种伦理学思想，儒学儒教则是一种社会制度和一种前科学时代的形上学。纠缠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有三件不同的事情：人本伦理学、制度意识形态（经学系统）和理论意识形态（玄学系统）。后二者已经完全不合于现时代的人类生存条件，而仁学伦理学则不同。不仅不同，还大有其发挥国内外精神引导作用的潜力。过去二十年来，由于社会商业化的全面扩展，世界学人的心态已趋于高度功利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其治学之动机不再朝向自由的真理目标，而是朝向规律的市场目标。博士制度成为学术制度化的必经途径，其终点是就业市场。当此之时，如何使学者转变其功利之心、朝向热爱真理的动机呢？学术现代化指的是逻辑原则和方法程序，而无关于个人心态。今日人文学界当然仍然充斥着“真理话语”，此真理话语不过成了学术名利场上的运作材料，成了学术“品牌”比高比低的渠道。哪里有商家之间不追求自家品牌“独大”的呢？学科、领域、学派、学会，最终都成了推销和保卫本集团和个人品牌利益的手段。提呈新的理论，相当于提出新的参与竞争的品牌，后者的成功将意味著其他人的相关品牌之“失败”。因此学术对话成了学术竞争，竞争之胜负取决于“手段”之有效，此时哪里还有什么大家都须服膺的学术客观真理？结果学者的“心窍”无不迷失于学术市场内优胜劣负的竞争游戏！学者之间不是共同“向道”的“同志”，而是相互竞争或相互结合参与竞争的“争利对手或求利伙伴”。在此情况下，学者要想不成为“学术商人”也难。更严重的是，世界商业化大潮浩浩荡荡，学者已视之为“自然”和“规律”；久而久之，学者渐渐失去爱好真理之心，因为此向学之“良知”已被浓厚的功利意识所糊满。就像是一个（被名利心）去势者失去了对异性的“兴趣”一样，学者也会失去对真理本身的兴趣。当然，真理话语本身永远具有吸引力，自家的理论获得了市场占有率，自然要为其加封真理之桂冠，使自家“真理话语”成为维护自家利益的“挡箭牌”或装饰品。但在真理和利益之间，多数学人一定以利益为优先。因为利益是直接与个人得失挂钩，真理却是一个集体性的“受益”。只有对真理本身有“本能爱欲”（不免而能）时，我们才会把真理追求当作第一目标，而不是把个人名利当作第一目标。有了真理至上目标，我们才会遵循学术道德，才会尊重他人的创造真理话语的权利。孔曰“三省吾身”，也就包括促进“正向地”积极进取人文学术，“反向地”在此过程中“争之以礼”。全球商业化使得全世界成了“一个平面”（世界是平的！）：名利追求之平面。孔学之所以古今一体，正因为所关注者在心术层面：人生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其他人的问题。这一基本点同样支配着学术思想世界。由于把学术当成追求个人名利的手段，学者必然会以邻为壑、嫉贤妒能、党同伐异。
所谓“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今日，不是说学术现象中话语皆伪；实际上学术话语中不可能不包含着来自几千年、特别是来自近百年的大量“真陈述”、“真判断”。“真知识”当然仍然是人文科学内容的主体。只不过这些真知识零零散散，其中真中有伪，实中有虚，既欠缺系统的整理，也欠缺有效的更新，结果人文学术难以充分成为有效的“人文科学”，其理论系统和应用方式往往错误。因此，历史上的真陈述、真判断必须纳入与时更新的、恰当的运作系统，才能发挥实效。今日学术实践程序必须经受合理化的改进，才能系统地、有效地继续产生真陈述、真判断。功利主义意识却导致学者急于将一己一时之成（各种半成品）纳入学术市场以使其成为被市场认定的“成品”。于是大量的“半成品”占据着市场，被当成权威性“标准”和“基础”，有意无意间成为他人学术真理探索中的限制和阻碍。
今日所谓“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也不应当被当成由几个学星垄断的新商标，而应视之为学术批评、学术整合、学术创新的一种运作方向之“泛称”。人文科学的新认识论、方法论只是强调着对各个领域的学术话语系统进行“大拆大合”：即先分解，再组装。也就是，如上所述，不把古往今来各种学术“名牌”当成各种最终“成品”，而应视之为各种“半成品”，其后诸半成品将被继续拆拚后做成新的“成品”（实际上是前进了一步的新的半成品）。如此拆合之间，材料俱在，真知识元素俱在，而原有的“品牌”或“奖项”的“含金量”（知名度、权威度）却难免会自然降低。此一过程无损于、且必有利于全人类，而可能“不利于”学术“品牌”持有人，并不利于万千循既有品牌阶梯上攀的学术求利者（市场上学术品牌一成立，学术权威一树立，立即自然形成一个求利集团，其目标就在于保卫品牌和建立本集团创发新品牌的特权及其产品的“市场形象”。
如何在此商业化时代期待此不可能之事呢？当然不可能在学术市场机制内完成。如何使学者拒斥商人心态而朝向“仁者”心态呢？仁学心术学所关心者在此。但是，这个仁学不是一般所说的儒学。或者说应该是“儒学”中的“仁学”，其核心即孔孟心术学，而心术学可归结为诚学：自身心术之检视。我们前面所谈今日世界人文学术危机，岂非根本上都是一个心术问题？读者因此可以领会（我希望）何以说现代人文科学方向会与东方古老伦理学发生关系了。在一切历史信仰系统中只有仁学把心术学放在伦理学的中心（历史上仁学为什么在社会性、政治性问题上失败是另一个问题，此非本文论题），而恰恰是这种态度相关于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的命运。结果，古老仁学不是要退出历史舞台（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是封建主义儒教），反而是被历史赋予了扩大的使命；将心术学从中土扩及“天下”。当然这只是一种微小的可能性，因其阻力正为不可逆转的全球商业化。即使如此，也没有别的选择，而是只得“知不可为而为之”。何况并不必然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相应的（在伦理学层次上）成功的历史经验。学术界的仁学心术学是希望：在世界科技工商庞然大物之旁坚定地出现和持存着以真理追求为目标的“一小撮”人文学者。也就是在科技工商的大世界之旁生存着一个独立的人文科学小世界。
为什么要说“不愤不启”？仁学不是算术，学了就会掌握。如何服膺仁学，是一个直观悟解、刚强立志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逻辑证明的问题。心术学无关于如何明白“道理”，而是有关于如何自愿接受、自愿亲近此道理。现代科学提供的是技术性知识，而不是人际关系态度学智慧。社会民主化和经济的发展导致知识分子的平均知识程度大增，传统上少数人误导多数人之事渐渐难以发生。但是更有力的环境制约力量产生了。这就是全球商业化时代学术制度化的副作用问题。因此，传统上仁者对治乡愿的问题，今日变成了在不可避免的商业化大潮中如何自处的问题。结果，当此后现代化时代，我们反而须在特定的领域回归古典。也就是今日之事，必须在“心”上下功夫，而心是可以外接于万千事务的。（顾炎武辈有关心学和实学的辨析，由于时代知识局限，混淆了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层次。）
如果一般心学研究是指如何欣赏孟学、陆学、王学的之诗学化美文，那么新心学强调的则是如何在生活与学术实践中将其予以真实的贯彻。心学是仁学之“动源”，欣赏美文是平面的功夫，贯彻实践是立体的功夫。比如仁学实践原则之一是义利之辨，我们如果徒知记诵和赏鉴辞语，有何意义？而如果要求贯彻又谈何容易！仁学的心学要求学者在动机深处“自省”，确定个人之基本价值选择标准，然后用以衡量各种出处之择。这就叫“立志”，即一种个人进行独立选择的内心机制，从而内心“有主”，个人才成为独立有效的伦理价值“选择者”，而非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者。不要以为自己一定不属于后一类。个人所处社会场，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元势力场，你的各种公私选择正处在此势力场中。对于内心有主之人，随时会面对个人仁学价值标准与各种社会势力标准相互缠结冲突的问题。在此张力关系中，个人的行为选择基本上就是一个能否贯彻义利之间二中择一的问题。客观之势，就是由潮流、制度、名利目标等形成的强大吸引力和压迫力。大多数人都是不假思索地“趋炎附势”，即顺从最易于得利的势力方向。就文化学术界而言，同样存在着各种强大的势力潮流，学人大多顺势而行，很少考虑独立的方向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人和学人均于不觉中将“趋于势”当作自然之理。趋势（“大势所趋”）也就自然是趋利，而趋利“在逻辑上”却难免要“背义”，这个义在此就是指以学术真理为实践目标。
就学术界而言固然仍然存在着一个乡愿学（权威个体通过特殊言辞运作法以达哗众取宠、控制徒众的目的）现象，但民主科技商业化时代呈现了对学术义利之辨的“结构性”新挑战：高度物化的文化环境之压力。人人都不得不生存于此普遍技术化和大众化的文化环境内，其主体包括：媒体、娱乐、畅销书等。在古代这个雅俗文化二分法，各不相扰，中国三千年的文化精华得以由居于少数的士人所创发和延续，特别是大众绝无兴趣的学术部分。今日民主时代，不同文化环境已经打成一片。“读书人”主要是指读科技书人，他们成为社会文化方向的决定者。今日的大众文化不仅是指广大群众喜欢的通俗文化（报文、影视、歌舞、畅销书〔科幻、武侠等〕），而且是指高科技集团（他们的主要文娱趣味之一就是武侠、科幻、体育）对社会文化方向的控导。在此大文化环境内的“高级项目”则是绘画、音乐和通俗小说等非思想性文化品。结果高层科技精英和广大技术化的群众之合力，导致文化环境的“浅平化、娱乐化、具象化”。轻视人文科学，自然成为广大技术人员及其控导的世界媒体的共同倾向。而人文科学本身固有的缺欠，又加重了世人对其轻视的理由。在本身局面不振和世人轻忽的双重压力下，人文学者实际上面对着空前的人生选择危机。如果仅视人文科学为一种职业，上述危机感就不会发生，因为人文科学作为教育和研究活动，存在于校园里，被科技工商财富所供养和管束，自有既定的行事规则，并可作为一种“话语商品生产方式”，存于学术文化市场之内。因此人文科学方向亦须受到大文化环境内的学术市场“规律”之控导。人文科学不再被视之为“科学”，而渐渐被视之为“学术类话语鉴赏商品”（在此普遍风习下，东方古典学术必然成为在国际市场上争一席之地的另类文化商品。）在这样的国际大文化环境下，仁学的义利之辨“顶得住么”？如果你的学术选择和国际主流不一致，难以获得“国际法定的”奖评认可，你会觉得“失落”和低人一等么？如果你把获取国际奖项当作自己学术成就的客观指标，你就必须符合某种由权威们或“大众们”规定的学术标准，而当这个标准已为你的“良知”判别为不符合“义”之方向时，你是屈己以就势，还是择善固执、独善其身？今日世界人文科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尖锐挑战（即普遍遵循趋利方向），当此之时，过去和现代的个人和学派往往通过人为的操纵以获得某种“垄断”的学界地位。我们所说的各种学界不正之风，差不多都和一些人企图以排挤、抄袭、盘剥那些“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同业”为手段的行为有关。不是“学如不及”、“以学为安”地一己之至乐，以同业为共进之学侣，而是视同侪为对手或工具，也就绝无见贤思齐之意念。今日全球化时代，争名夺利的手段也就国际化了。如果学者以企业大亨们为榜样，党同伐异遂成常态。
因此，技术化导致的通俗化之文化大环境，成为对人类人文科学发展的巨大挑战。人文科学是影响人类生活观念和方式的学术，其主要宣讲对象及事业后继者为广大青少年。而处身于同一文化环境内的青少年已是电子时代的生存者：二十年来的全新一代人类。其知识固然绝对以科技工商为主，其人生观更是朝向“发财有理”。这样，从一开始，他们的心思里就充斥着名利欲念。国内外媒体表面上批评物质至上，每天着重报导的却又都是“名利典范”。崇拜名势和物利已经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当此之时，人文学者该如何自处？当大众文化和学术精英纷纷朝向反孔孟的名利目标时，人文学者该如何因应？和光同尘乎？逆势而进乎？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新时代的天祥一问：“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仁者之学是“为己之学”，是“份内事”，是“求道”之学，是追求真理之“大欲”，岂能为区区名利世界所淹没！然而此类“迂腐”言论岂非恰足为世人所讪笑？实际上，按照仁学精神的“逆势而行”，今日并非不能有为，代价反而比古人在类似危机情境下要小得多。因古人须以仁义对生死，今人仅须以仁义对名利。
什么叫读圣贤书？不是强调历史人物是“神人”，我们是愚众，信奉了“教主”我们才有了智慧。仁学是人本之学，智慧在人人内心潜藏，“圣贤”（不过相当于理想化的品德之范型，而非确指历史人物）所为不过是启发此潜能而已。仁学所学是要反复考辨和实践义理之心态和心术。此仁者心态和心术之“品质学”才是仁学者真正的目的，而此仁者之“品质集束”，正是通向万千事务的“心源”。仁学者要时时回归此基本心术区，“正本清源”，以使得各种外接实践渠道随时“打通”和“摆正”。所以这个仁者的心术区，才是学者朝向真理事业的基础和检验。应该说，仁学是中土特有的一种实践伦理学，为西学所无，却是中国思想传统未来贡献于世界的重大历史精神资财之一。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要在孔孟学之外加上王学。在中国儒家经典中，论语孟子二书独一无二地具有着的人类普适性（易、书、礼、春秋等经典则绝无此普适性）。而今日之孔孟读解却不能完全相等于古代。我们今日应该透过其中的“历史语言媒介”来体其中所含有的普适伦理学意涵。此历史语言媒介本身为先秦政治学语言，透过此政治类关切所表达的却是一种普适性伦理学思想。我们的解释学读解应该将二者分开。而儒学泥古者以为我们在两千多年后仍应尊奉其儒家政治学主张行事，视之为圣哲命令。儒家泥古者因此而隔膜于古典之深意和时代之需要。今日仁学实践的直接对象应该从古代社会性实践转化为现代人文科学实践。也就是仁学今日不可能再直接通向政治，却应该通向世界人文学术。古典仁学当然无关于现代学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是相关于学者之治学心态：实践伦理学。“物学”必与时更新，“心学”则古今如一。动机应是不变的，方法则是必变的。学人如果以追求市场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为真实目的，其学术实践即朝向于利而非义。为了获得各种利益，学人必然、必须趋炎附势。学术机会主义者会把世界上的各种势力分解，打破地域、时代区隔，分别从不同势力源选择对自己有力的各种力势依靠：今日左、明日右；在此事上左，在他事上右；在此领域内依靠某国，在彼领域内依靠该国之对立国；总之把天下“好处”，不分左中右、不分青红白，像中医抓药一样，进行全面的取势搭配，以从不同来源积累个人的最高知名度（此类炎黄子孙今日在海外比比皆是，这就是牟宗三当初讽喻其海外弟子之言）。青少年们从小以他们为榜样，结果无往不以“名利”为念归趋。
仁学之新心学，即欲朝向人文科学事业中这个根本中的根本，就要逆学术商业化方向而行，而其直接目的只在于提出时代之“诊断”，指出在学术制度之外存在有更根本、更高层的精神目标。为此必须指出学术之“仁义”与院士、奖项、身价等追求不是一回事。当院士和奖项已成为学术势力集团地位之指标和名利之工具后，仁学者所面对的学术环境就自然是由各种势力关系所组成。为了“求放心”，为了能“集义”，学者就须不断亲泽仁学原典，以从中汲取历史精神滋养。新心学经典读解实践的目的正在此。两宋理学是儒家向仁学归附的重大演变，但其经学制度学背景和道学玄学化背景，难以“现成”应用于现代。今日必须通过解释学的转化来读解理学文本。心学对道学的批评——“支离”，在此可以理解为其“理论”的外在性，即“失当性”。良知学的形上学认知固然一样为历史上之偶然，但其求“良知”的“起信术”所具有的直接性，正好可摆脱一些不必要的历史形上学残余。但是今日良知学不应当潜在地和禅学同化，而应该直接和孔孟之心学挂接，二者均朝向人际伦理关系问题，而不是朝向超越性、出世性目标（孔、孟、王，三者必须在全面互动〔相互牵制〕中读解）。现代读者可以根据孔孟人本主义路线来从良知学的力源汲取意志和勇气。换言之，阳明学可直接地上挂到孔孟文本，而不须上接五经系统。重要的是，心学所经营的是“心田”，此心田在古代外接于儒家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而今日应可外接于千百倍之大的新世界。这就是我们强调的要把仁学和儒学加以区分的必要性所在。
在后秦汉时代的仁学文典中，我们只选择《传习录》中的一段，是有特殊考虑的。阳明语录和诗文，固然颇多佳作，但我们也要避免选择其中接近于禅学和儒家政治的内容，以维持仁学实践学在心学层次上的运作纯粹性和一致性。也就是使其“良知学”和“知行合一”之教，尽量有效地运作于心域（顾炎武不理解此心域实践和外在事功根本不必相互冲突）。作为历史上的理学心学派，阳明的“知识论”不是完整的学术结论。例如，阳明关于其早年的“格竹”之喻，实在幼稚不堪（类似的知识性言论当然也可发现于孔孟文本，凡此均不能拘泥理解）。阳明学话语必须在特定的心学领域内，才能领悟其具有普适性的伦理实践学意涵。我们在强调仁学实践学的孟子之外，加添进“传习录中篇”，正是欣赏其更具可行性的一种“诚学”技术学。今日我们最欠缺的就是产生“诚意”和“良知”的方法。我们的困难比宋明人更大，因为我们陷入的社会文化势力场比古人更复杂、更强大，而我们的教育学识含有的伦理学意涵则更稀薄、更空洞。放眼全球，我们生存于一个全面制度化的世界，在此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经济人世界”里，社会性的法律规范概念已经取代了客观性的伦理真理概念；顺势逐利的功名观，已经取代了独立选择的自由观。
现代以来，自从最后一位“国士型”学者梁启超之后，学者之“治学规模”日窄。从博反约，似乎才是学术正途，今日世界博士制度亦无不朝向专家型窄化方向发展，因此学者日益视他学为身外之物。但是，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在政治领域，个人可以对国家命运如此关心，尽管本业非常“窄小”（教师、职员、工人等），谈天下大事者比比皆是。为什么此时一介公民仍可以放眼于政治之天下、而一介学者却不可以放眼于学术之天下？一个学者是和政治之天下近还是和学术之天下近呢？况且，政治天下和本业未必直接相关，而学术天下实际上与本业息息相通。孔子说君子“素其位而行”，虽然士以天下为己任，而着手处必须是运作上“相关者”（relevant）。公民关心天下事，而所关心者大多非自己所能胜任，为什么此时并不觉得对此类大事之关心为无谓呢？反之，对于学术天下的大局和前途，学者们为什么反而觉得事不关己呢？人文学者本来应该象公民关心天下般关心学术之天下；再者，对此学术天下之关心也直接相关于个人专业方向之正确选择。学术真理之念必然同时反映在改善本人专业方法和关注“学术天下”形势这两个方面。公民本业极其窄小但均希望以一己之力贡献于国家整体之进展。此种个人社会观为什么不能同样施诸于学术天下呢？没有对学术天下之关心，正因为没有对学术真理之心念。如果学者作为公民而能克服一己之私而勇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怎么反而没有勇气和见识来成为学术天下内的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具学术通识者）呢？这样，仁学学术学和仁学心术学，都希望人文学者能怀有两个创造性的“真理朝向”：个人专业的和学术全局的。正如关心天下大事者不必无所不通一样，关心学术天下者也不须无所不通。对大多数有追求学术真理之念的学者来说，要求增加对整体局面的关心；对占有位置的学者来说，要求则可以更高：有蔡元培之心，即首先要愿意在共同追求学术真理活动中“平等待人”、“服务群体”。因此，今日人文“学术天下”之“大事”，尚不在庞大理论知识之内，而在于个人方寸之间。
再来谈一下：为什么要在孔孟之外增加上传习录呢？孔孟作为先秦文本，是前历史时代的“哲理史诗”，而传习录是有史时代的真实记录，表达着真实人物的真实心态。阳明等在一个儒教功名时代能够造成一批士子朝向真理而不朝向荣华富贵的心态，这就是巨大的人性成就（如即使师生间以“谈空”为躲避功利的之手段，仍为人生之一得），至于其社会性和文化性效果，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说阳明学无助于社会政治改进，王安石、朱熹、陈亮等又能够产生什么具体事功来呢？阳明学的意义岂能像明末清初人士那样去“实解”呢？把明王朝的政治腐败不放在封建主义的制度上，而怪在一批伦理诗学家身上，再次表明不可能相信前科学时代知识分子的因果分析能力。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只在于其论述域的“唯心性”，也就是其朝向“诚”之心学本身。在形成心学和诚学的过程中，积累了伦理实践学的技术性方面，后者仍可以施用于现代伦理学实践。今日阳明学不是指赏读阳明师生语录之美言，而是吸纳其中的向真心志力。具体来说，心学的对象为心本身（其排除格物学正是为了直接面对心本身），从而在技术上可自然排除功名之念。当“功名心”（名利心）无处不在之时有人能背其道而行，不论社会效果如何，只就其摆脱名利心之一刻而言，即为心学的莫大成就。阳明学对于今日世界的象征性意义岂非正在此处？如果阳明学被当作心学和诚学的技术学，正可以上接孔孟学，而共同构成一个仁学动机学历练的整体系列。（如果在此加入朱学，即有“支离”之虞，因他的理论话语不能直接用于现代，新儒家天道观、性理观之误正在于此）
由仁学三书所代表的新仁学，表达着现代仁学实践学的新方向。原始仁学是通过历史政治实践环境体现的。由“仁”的实践学所代表的基本价值是人际关系性的（义作为方法正当性），而其实践学目标是政治性的（正如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目标是志在成为官吏一样）。现在同样的人际关系性的“义”，扩大了和转化了其社会性目标：从政治域转向学术域；从社会性之“爱”目标，转化为学术性之“真”目标。仁学的任务，今已空前地提高到了人本学真理探求的高度上（从古代的社会性“良吏”类型转化为今日求真“学者”类型）。新仁学在目标上的转换，是发生在全球化的新世纪的；新仁学目标是仁学全球化的产物。《论语》全书的第一个字——“学”，遂可成为深富象征性意涵的仁学之总标示：学就是理性，学就是知识，学就是人本，学就是信仰。仁学将成为引导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方向的“学之伦理学”。新仁学的“道”也就从古代的政治性目标（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行动者”意象）转化为新世纪的学术性目标（追求学术实践中的“求真者”意象）；朝向学术真理之“道”。仁学对人文科学世界的涉入，不言而喻，将可根本地影响人文科学的方向性：从追求功利转回到追求真理。其丰富的引申涵义将启示社会、文化和学术的方方面面。仁学、心学、诚学，都是处逆学、都是对势学，都是在庞大学术功利场中的择善固执选择。而所面对的挑战不是生死之决而是义利之决。今日学术仁者的“决志代价”何其微也！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和希望。古典的抗势孔孟伦理学，今可用于学术功利世界中的逆商业化潮流的学术真理追求。勿因其欠缺昔日戏剧性激情而轻忽之！人文科学是人类新思想基础的“生产基地”，而其方向关系到人文科学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其意义实在无比重大和深远，影响所及，当然又远不限于人文科学本身了。仁学的历史人本主义根源，使其宜于成为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探索之“精神引导”。仁学的心学和诚学，也就是阳明的良知学，有朝一日，它将可通向人类学术世界的四面八方。区分仁学和儒学，正是为了从儒教中“解放”孔孟学和有效地开发此“仁学”，以使其有可能发挥引导人类伦理精神的作用。
而今日伦理精神之重建，必须根据理性主义人文科学之中介。五四时代尚未能明确区分三大学界：自然、社会、人文。五四时代之社会人文科学知识仅属思想现代化之初阶，新世纪必须将其全面予以更新。五四时代的理性主义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五四时代的现代知识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当时出现和形成的现代人文学术成果均受此眼界之局限，因此其学术结论的价值仅具高度临时性。当我们说当时一些理性主义方向的“大师”曾受此知识论局限和误导，不等于说当时一些信仰主义方向的“大师”反而正确了。80年代的“启蒙主义”也完全如此。因为当时“先进者”多无意于先补课自强，而是知解稍趋于前，即自得于担负引领潮流之大任。现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性格，其实正是中国人文学术难以提升的主因之一：向外逐物为易，向内求诚为难。
孔子精神召示后世，人生大事首要在“学”；此“学”字今已非指古代文学之学（尤其不可指时至今日仍然流行的各种“编故事”之学），而是指人文科学之学（理性之学）。后者又必须是在全人类范围内定位之人文科学。“人能宏道”，此“道”无他，即指人文科学最高学理之探求是也。只有仁志坚定时，才能在古今中外繁杂思想学术面前：辨明是非、有为有守、择良去劣。如果逐利而为，则只能随波逐流、满足虚荣。在追求学术真理的道路上，没有古今之别、中西之别，只有正误之别、好坏之别。西方包含左中右，立场各不相同，还包含比东方人还要迷恋东方文明者；东方也含左中右，其中迷恋西方者远超过西方人自己。至于学术界，个人主义，更是不分东西，其中投机、肤浅、党同伐异者一点也不比东方少，只不过比较隐蔽、虚伪而已。重要的是，西方的学术投机者与东方的学术投机者，乘着同一方向的风势，可能客观上合力地阻碍着人类追求学术真理的事业。结果，学术界，尽管国学兴起，毕竟西风的势力远大于东风的势力，如果西风压过了东风，别以外是什么立场的区别，不过是“风势”大小之别而已。任何一种趋炎附势，都是人类朝向学术真理努力的主要阻力。于此“心（术）学”处，可以领悟为什么东方古典仁学可以和现代西学“挂钩”了。
最后，我们举出历史文典作为今日学术伦理实践之“守则”，我们的学术理性信仰却不可朝向对经典作者的个人崇拜。一切历史文典，不管来自传说作者，还是真实作者，其内容的可贵性均因它们反应着人类共同的理性精神。重视历史典籍，乃因其历史性存在意味着典籍文本经受过长期的历史生存考验，具有着历史的真实性。今人所真实信仰的对象，不应是圣贤作者本人，而应是由其作品所体现的普在人性真蒂——所谓“理性良知”。我们的最终“信靠”永远须是理性本身，而不是历史上体现此理性精神的诸个体本身。仁学三书，不过是表达着三套人本主义伦理学体验之历史记录而已。
按：本文系为网刊《学灯》2008年元旦第5期作。时间匆促，欠缺组织，重复拖沓处，读者请谅。本文感想，将来再继续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