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锐（1977——），男，汉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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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1日至22日，由山东大学、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文史哲》编辑部共同举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此次会议因为牵涉到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等诸多热点问题，加之著名的《文史哲》杂志此前已经连续数期刊登讨论“古史辨”问题的文章，而主办方为力求充分交换意见，控制了会议的规模（正式代表仅五十余人），故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主办方筹办此次会议，有许多创举。他们不仅设计了会徽；而且将顾颉刚先生的名言“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刻在小比例仿制的宝丰鼎上，赠送每位代表作纪念；会议讨论不分组，每位代表都面向所有成员阐发自己的观点，并接受评议；会议期间更有小型讲座，由陈启能、李幼蒸先生主讲，便利青年学人增强理论知识；会后有旅游，便利不同意见者增进交流。会议论文分为四大主题：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疑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古史辨”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会代表则上至高龄学人，下至青年学生，既有文、史、哲、考古等专业的学者，也有民俗学、符号学等领域的专家，既有顾颉刚先生的亲人、助手，也有李学勤先生的学生，还有不少独立学人和持不同见解者。几天会议下来，大家既体会了短兵相接的凝重，也亲历了世交友谊之动容，饭间有交流，会后有游历，让人闻见了学术的超越性。
可惜会议结束之后，殆因种种原因，相关的报导并不多见，许多同仁不得其详；而《文史哲》继续刊登的一些文章和晚出的会议报导，似未能反映会议的全貌。
因此，李幼蒸先生在信中提议，让我“对山大会议进行一次独立的报导分析，以显示不同的角度。”李先生不以我对他文章的追问为不慧，反嘉许我的理论兴趣，令人感佩。然而笔者忝列会议，叨陪末座，意在学习，所闻所得固然甚多，却也深知有些问题尚难以解决。因为学术经历、心理情景、专业背景乃至研究方向的不同，对于有关的问题，就会有见仁见智的看法。
不过笔者一贯对学理讨论感兴趣，而此次会议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笔者决定从自己的角度，谈论对一些论文的感受，作为侧记。笔者更希望有更多的与会者及关心者，从自身的角度，深入讨论有关问题，摒弃意气与成见，为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付出努力。
下面的介绍，以会议论文集中各篇论文的先后次序为序，继之以散发的单篇论文。
会议论文集和散发的论文中，复旦大学的陈淳先生提交了《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和《疑古、考古与释古》两篇文章，着重探讨上古史重建和考古材料的问题。陈先生回顾了考古学史的背景，认为中国学者有把考古学作为历史学附庸的观念，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问题。进而探讨了新考古学和新史学的趋势，指出中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作实质上远落后于国际水准。
陈先生的文章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一是中国特色与国际潮流的关系。从中国特色出发，往往会在考古学研究中借助中国的文献材料；而若依据国际潮流来指导考古学研究，则大有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独立之势。陈先生长期在国外留学，作为中国人，他非常希望中国的考古学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文章得到了山东大学从事考古工作的方辉先生的回应。方先生的主要意见是，年轻的学人现在对于考古学理论的兴趣越来越大，但是实际的发掘工作则存在诸多的困难，建议今后多加强交流。
笔者以为中国特色还是有必要照顾，当然不是说以此为排斥国际潮流的籍口，而是以之作为检验国际潮流的标准。国际潮流要紧跟，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根，紧跟国际潮流是为了返本开新。此外，鄙意历史学与考古学既当有明确区分，也可以交叉合作，不能因为国际上不流行年代学讨论，就放置有关的历史、考古材料不用。至于陈淳先生所谈到的疑古的问题，笔者以为他只是以此为自己话题的引子而已。他以为疑古辨伪是一种科学思辨的方法、目的是为了求真等观点，则恐怕还需要认真讨论、论证。至少，学界对于顾先生的“不立一真”，就有不同的认识。
山东大学张富祥先生提交了《“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一文，并附有《〈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一文。前一篇已经刊登在《文史哲》上。张先生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认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理路上存在偏颇；“考古验证”、“天文推算”、“金文历谱”等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科技测年、金文材料相矛盾时，宁可相信后者而弃用前者的原则，“在学理上是不周延的”。张先生自己的方法是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及鲁国纪年，推校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年代，“得出与工程年表迥乎不同的西周年代系统”。据此，张先生认为“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张先生文章的重点，其实是在于说明自家由鲁国纪年所得西周年代系统。其实，类似的文章，以及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推定年表等做法，早已有学者论及，张先生似未严肃地清理。学者们提出一种三代积年的框架相对容易，但是要照顾到尽可能多的文献材料，则存在诸多困难。至于说工程以“走出疑古时代”为指导理念，恐怕未必符合实际。张先生明确说过，“按目前的认识，大家对三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年代框架大体上已有比较确定的看法，在这方面其实用不着‘走出疑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常玉芝女士提交了《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一文，分析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帝”字的用法，指出帝有指禘祭、天神上帝、庙号的用法，而绝不指人间的帝。由此认为“黄帝”并不是人帝，以申顾先生之说。
常女士的文章很给人启发，但是“黄帝”也曾被称为“黄后”，这些称呼，可能只是后人根据情景所加。常先生认为作为人帝的黄帝“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对于今人很难证伪，但同样也很难证实。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维明先生提交了《汤都郑亳说的优势——附记郑州商代牛肋骨刻辞“乇土”》一文，根据牛肋骨上的刻辞“乇土”，指出汤都郑亳说更可靠，所依凭的是“二重证据法”。但是山东大学方辉先生指出这一刻辞是采集品，是否属于早商时代，还有待确定；另外，“乇土”如何释读也存在分歧。
《齐鲁学刊》编辑部杨春梅女士的《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一文，曾经在《文史哲》上刊登过，影响较大。杨女士从“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入手，分析了其包含的三个领域，讨论了“释古”的内涵，介绍了“走出疑古”之后的“证古”、“正古”、“现代古史史料学”之说。杨女士指出：“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一言以蔽之，就是借考古材料和新出简帛替古人鸣冤，为古书翻案，进而重新确立古书及所载古史的可靠性权威。”
据杨女士介绍，她作此文，是因为看到流风所及，有青年学生以“疑古”为妖魔，令她颇为痛心。杨女士的真诚，让人感动。然而任何一种风行的学说，从来都有变异的末流。“疑古”风行之时，“信古”者何尝不被视作朽陋！学界所缺的，正是自由之学术与独立之精神。
杨女士的文章，分析颇为深入。但是所说“后疑古时代”的导向中，有的导向并没有实践，而至少应该补充裘锡圭先生的“重建中国古典学”之说，以及李零先生的有关论述。此外，“走出疑古时代”是否有一定规则，似不应当以李学勤先生为唯一考查对象，而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从一开始就不是李先生一个人的事情，正如同“疑古”也不是顾颉刚先生一个人之事一样。
杨女士文中，对“走出疑古时代”含有批评，且认为“走出疑古”的某些观点本属于“疑古”题中应有之义。这该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似还有待研究。笔者以为她也或有某些未能深究李先生本意的地方，譬如论及李先生赞同炎黄同源、三代同源的谱系，吴锐先生说李先生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杨女士认为这“看来也是合乎事实的”。
但李先生心目中的三代同源说，揆诸其原文，显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三代同源，不是简单地“信古”。从他推荐邵望平从考古学上论证“九州”的文章来看，李先生是基于文化区系观而提文化同源说，是认为炎黄文化的区系，不仅相当早，而且分布广，由此认为三代同源说有文化基础。
不过，近来裘锡圭先生根据上博简《子羔》、《容成氏》等材料，指出顾颉刚先生打破三代同源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确有见地——这从侧面表明，支持“走出疑古时代”说的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从《子羔》篇还可以读出新的内容，笔者拟另文讨论。
可以说，“疑古”之后有“走出疑古”，“走出疑古”之后有批评，这是很正常的学术发展之路。如果大家都专心于学理讨论，真诚地发展学术，多有怀疑精神，少些意气之争，平正地对人对己，中国古典学绝非“去向堪忧”。
《文史哲》编辑部李扬眉女士的《“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一文，已经在《文史哲》上刊登。李女士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位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无法“拿证据来”，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李女士指出：这里“史”的概念，“所指的乃是可以征信的历史记载。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发生问题的并非是东周以前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本身，而只是保存在历代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的对相关时期古史面貌的描述。”
李女士的这一观点，比较到位，可以参看下述李幼蒸先生的符号学理论。李女士的文章，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把握得比较仔细。但是，对于“东周以上无史”，她主要只谈胡适、顾颉刚先生等对于三皇五帝的打破，而其实顾先生晚年对于周初史事颇有研究，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证商史，更是据直接史料证某些历史记载之可信；此外，胡适先生固然有很多精彩的文章，但是其能够“暴得大名”的策略与心理学研究，以及影响，或也应该关注。李女士之文极具了解之同情，却不无为贤者讳之嫌。
上海大学朱渊清先生提交了《在变与不变之间——读〈顾颉刚读书笔记〉》一文，因故未能到会。此文分析了顾先生读书笔记中20世纪20年代中到1937年间的殷商史研究，以1928年为分界线，朱先生认为顾先生后期对殷商史研究兴趣减少，而且完全不顾甲骨卜辞，在殷墟发掘的情况下，此举是放弃了古史研究的最前沿方向。但是朱先生认为顾先生《皋兰读书记·序》中所说的“葛氏”乃指傅斯年，与会代表指出这不符合史实。
社科院历史所吴锐先生的《“禹是一条虫”再研究》一文，批驳朱渊清先生《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一文，对于“禹”字和“鲧”字做了“说文解字”式的分析，并结合考古材料分析夏族的来源、起源地，拿竹简《容成氏》作分析，还批评了朱先生的“方法论”，最后提出要建立21世纪的“新疑古主义”。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李若晖先生指出，吴先生文中的文字分析有错误之处。在泰山之颠，听故宫博物院的林小安先生说到，除文字外，吴先生在考古材料运用上也有不妥之处。
吴锐先生的文章中，对李学勤先生多有批评；但是在会议期间的小型研讨会上，吴先生提及他曾经准备报考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
社科院文学所施爱东先生的《顾颉刚故事学范式的回顾与检讨——兼议顾颉刚之后的中国故事学学术路向》一文，是专门研究顾先生民俗学的文章。据施先生介绍，写作时他曾多次与该领域内同仁讨论，因为他是唯一的民俗学代表，很担心自己的发言是否妥当。施先生指出：“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代表的‘顾氏演进法'”作为一种学科范式，其意义众所周知，但是“传统的历时研究方法在故事学中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表现为故事流变的无限多样性与文献记载的偶然片面之间的矛盾。这是顾颉刚先生早已意识到了，却无力解决的大难题。”施先生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在会上，施先生提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属于不同游戏的说法，博得满堂喝彩。其实，施先生文中，对于顾先生的赞扬与批评，同样精彩。笔者以为，施先生鲜明地指出了顾先生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利用有限材料，按时间顺序建立一元的演化序列，这种方法对于演进中的“突变”，缺乏解释力度——“突变”前的故事常被当作之后故事的唯一源头。施先生的研究，对于古史研究界应该也有启发意义。
山东大学博士生彭国良先生的《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一文，已经在《文史哲》上刊出。对此文，笔者不能赞同，已经与彭先生交换过意见，但是未能得到沟通。从标题来看，彭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要说明张荫麟先生对顾颉刚运用“默证”之批评平反，认为“默证”之说是伪命题。但是彭先生的文章中，只是说明张先生所说“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彭先生不是批评张先生提出的主要问题：顾先生在使用“默证”，而是纠缠于无关大小的枝叶。进一步说，张先生认为存在“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根据《史学原论》的说法，并且说“吾观顾氏之论证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也就是认为个别默证或许还未超出适用限度。彭先生则根据现代哲学的进步，认为“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命题”，不可能达到限度。其实他对于顾先生使用“默证”，没有异议——而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与彭先生交流的时候，一位大家比较敬重的先生说“默证”就是不需要证明、大家都清楚的东西，着实让人惊诧。
日本池田知久和西山尚志先生的访谈录《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一文，已经刊登在《文史哲》上面。池田知久先生未参加此次会议，在山东大学留学的西山尚志先生与会，但未作发言。池田和西山谈论了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日本的文献批判主义、当代的中国古典研究、关于出土资料的使用四个方面的问题。池田知久先生谈到疑古派的主要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就是对于传世文献所描述的古代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信，想要批判地加以研究”，一是文献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古代的典籍果然就是文献所自称的时代完成的作品吗？对此也要进行批判的研究。”池田先生推举疑古派的疑古精神，指出“做学问的人都应该遵循疑古的精神”；同时也指出疑古派工作还不够彻底：数量上不够，方法上只有“层累说”等，太单一。池田先生认为批判疑古派的人不少“都带有心理上的倾向，即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疑古派对这样辉煌的中国历史进行质疑是吹毛求疵”，而其实“‘疑古'与民族主义并不相抵触”，“顾颉刚先生的民族主义是与五四运动相共鸣的民族主义”。池田先生还指出白鸟库及等一批人都质疑尧舜禹，但是却从未像顾颉刚先生那样提出过系统的方法论。
关于“‘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先生指出：“关键不在于结论本身，而在于导出结论的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实证。疑古派的工作就是想要用科学的方法确立古代历史”，而疑古派“做学问的方法、学术观点、科学态度”已经“被那些批判疑古派的人所遗忘，或者说疑古派所追求的那种精神已经消失了。”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外国学者，池田先生的忧虑无疑是发人深思的。然而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只有疑古才具有科学精神，也就是池田先生所持的观点是否确定无疑；一是对于中国学者是否可以作出多种区分，至少池田先生所指的“批判疑古派的人”，如同池田先生模糊地使用着的“古史辨派”和“疑古派”一样，过于模糊。另外，有一个关键问题，池田先生曾经指出过：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的记载有时是与史实相吻合的。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譬如以此“吻合”为基点，可以有多种态度，包括继续对“吻合”本身怀疑下去。
无论如何，《古史辨》的成绩，举世公认。其实现在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于对“疑古”进行评判，大家可以继续做研究，尤其注意不要给后来者强加教条，要让年轻人自己提高理论素养，自由地探索，在实践中进行探讨，相信后来人自有公论。
山东大学曹峰先生的《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一文，指出了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讨论了出土文献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因为出土文献能否改写中国思想史，与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区分了思想史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真实”，对于一些研究也提出了批评，很具有参考意义。
不过，笔者有个别不同意见，也曾经与曹先生交流过，不妨在这里再提出来。曹先生引用了裘锡圭先生提到的“二重证据法”不成功的例子[1]，就是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常见的“弘吉”，说《周易·萃》六二爻辞的“引吉”是“弘吉”之误，但是后来有学者指出卜辞的“弘吉”，其实是“引吉”的误释。笔者以为，这并不是“二重证据法”这个方法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学者在运用时出了问题。曹先生还引李若晖先生关于“二重证据法”存在缺陷之说，“只能针对微观事实”，“在宏观把握上的无能为力”。但是笔者以为这所谓缺陷要看如何讲，要反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要求一个方法在微观、宏观上都适用。当然，曹先生、李先生文章的本意，是反对某些研究者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无限夸大。
旅美学人李幼蒸先生的《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一文，是本次会议上最具理论性的文章。身为国际符号学协会副会长的李先生，在文中运用符号学理论讨论了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并讨论了“顾颉刚和王国维”，在划分中国史学的学科类别之后，指出要超越“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学科的局限，并指明了中国古史学的世界学术意义。
李先生指出，西方学界在晚近区分了“历史1：作为历史实在过程（史实）；和历史2：作为表达此过程的文字表现（史书）。”这一点，不少研究顾颉刚先生学术的学者已经谈到。李先生进一步指出，古史学家的“真正”对象是历史2和历史1之间的“意指关系”，也就是历史2如何“指涉”历史1、这种历史学科所需的研究原则，恰恰相关于现代符号学的思维倾向：即一般话语之“表达面”和“内容面”之间的意指关系。李先生此文，所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其跨学科的视角与高屋建瓴的概括，发人深思之处也有很多。
但是根据李先生对于“意指关系”的重视，笔者以为“二重证据法”正有确立历史2和历史1之间的“意指关系”的作用，譬如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卜辞证商代帝王谱系，结果是表明史书所载史实大致不差，小有舛误而已。当然，“二重证据法”在使用时，需要注意所讨论问题的有效性，不能仅根据春秋铜器上出现的“禹”，否定顾颉刚先生对于西周时期“禹”的判定；但是根据甲骨卜辞分析商代帝王世系，应该比较可靠。而李先生认为，“‘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笔者以为，李先生在实际的论说中，较多地谈论了对于历史2的研究，其评价顾颉刚先生的学说以及对于“二重证据法”的评价等，都是重视文本实体的辨析，没有贯彻他对于“意指关系”的重视。
社科院历史所的顾潮先生，作为顾先生的女公子，所作《〈古史辨〉与新文化运动》一文，指出《古史辨》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有关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顾颉刚先生和那个时代，有着很大帮助。
社科院历史所刘俐娜女士的《中国古史讨论与〈古史辨〉》一文，回顾了现代学术转型期的中国古史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张越先生的《〈古史辨〉、“古史辨派”与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理论价值》一文，着重阐释有关《古史辨》的几个关键概念，对于今人辨析相关问题，厘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很有价值。
会议期间散发的论文中，上海大学谢维扬先生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而作》一文，分析了古书成书、流传的复杂性，谈论了这一问题对于古史史料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裘锡圭先生根据上博简《子羔》证明顾颉刚先生三代不同源的观点，谢先生指出《子羔》篇也记载了孔子承认三代始祖禹、契、后稷均为舜之臣。
浙江大学的童教英先生，作为童书业先生的女公子，所作《顾颉刚·童书业·古史辨派》一文，则回顾了童书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有关交往，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古史辨派”的有关问题，具有很大价值。童先生的文章，由顾潮先生做评议。说至顾颉刚先生因童书业先生过早离世而概叹时，顾潮先生泣不成声，童教英先生亦泪流满面，在场的学者无不惋惜。当时会场很静，学术穿透历史的厚重感及其超越性在此凝结！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竹元规人先生的《论1928年左右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学术路向及其分歧》一文，主要探讨1928年顾颉刚和傅斯年分裂背后所存在的史学方法论、学术史上的问题，分析得很深入，细节也很翔实。
山东大学陈峰先生的《古史辨的先声：1920年井田制辩论》一文，笔者是评议人。此文研究1920年的井田制有无之辩论，指出了胡汉民、廖仲恺与胡适在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上的差别，并介绍了后来的结果。笔者以为，此文通过井田辨这个小切口，进行了很深入的分析，揭示出背后所存在的大问题，指出了胡适为什么要辨，分析了两派的差异与方法高下，尤其是指出了辩论的双方相同的地方，非常有典范意义。对于考察后来的疑古派，也很有参考价值。譬如，陈先生指出了胡适在井田辨中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所运用的种种方法，尤其是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便怀疑其真实性，“釜底抽薪”。这种策略，其实也见于以后疑古派与人的辩论之中——材料的真伪判定，由他们掌握着，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
与会的代表还有一些文章，不乏精彩之处，但是与本次会议主题并不完全契合，也有代表未提供论文文本（或许作者未曾获得），本文就不一一介绍了。至于拙文《疑古和重建的纠葛：以顾颉刚与傅斯年对于三代以前古史态度的差别为中心》，主要以对于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为视角，通过考察上古史研究的时间、空间两个方法，指出傅斯年与顾颉刚、王国维的不同以及所受的影响，说明顾颉刚、傅斯年二人在论证方法、对于史料的真伪、时代判定以及对于出土史料价值认识上的异同，分析顾颉刚疑古背后的建设和傅斯年重建背后的怀疑，从而揭示岀顾颉刚的疑古和傅斯年的重建之间的张力。通过学术史回顾，拙文也指出了怀疑、证明对于重建上古史的重要作用。但是笔者以为“疑古”并非是一种很科学的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对于自身缺乏公正的怀疑态度。我们应该提倡怀疑精神，但似乎没有必要以“疑古”当之。
总之，此次会议第一次让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们坐在了一起，围绕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疑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古史辨”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等主题，彼此交流，认真地讨论有关问题，这是非常有益的。本次会议对于今后史学的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注释： [1]参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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