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包括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团队，这在过去或许只分中西两方，但是俱属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却是渊源有自。他们之间本来应该是互补性的，然而这么多年来却渐行渐远。
遥想当年贺麟先生撰述《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之时，对于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均有真知灼见。而今世易时移，变化多方，正未知后话如何。
以笔者之浅陋，本不敢妄论此等问题，然而事关中华学术精华之兴衰，匹夫人人有责，故斗胆进一言，或供一哂！限于见闻，本文只略谈研究中国哲学的团队这方面。
这几年研究中国哲学的团队一直在壮大，也很热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了一个热点。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过了时的话题，或者说是一个小题大做的炒作。当然，质疑总好过闭门造车，自卖自夸。
金岳霖先生曾经区分了中国的哲学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并批评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的关键问题是质疑中国古代在实架子论理之外，有没有空架子论理，它与欧洲空架子论理的关系如何？余英时先生却以罗素对胡适《先秦名学史》的赞扬，来反驳金岳霖，并说“金的西方哲学造诣不可能在罗素之上”。但是这种批评完全是文不对题式的为贤者讳，因为罗素是就胡适作品对于西方填补空白的贡献来说的，金岳霖是就胡适的写作时所持有的哲学成见来说的。我们不必怀疑胡适先生的哲学水平，但是他研究名学方法这种空架子的实践，没办法贯彻到中古以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虽经陈寅恪、金岳霖先生的褒扬，却也同样是以西方的哲学框架，来剪裁中国古代的史料，如同解剖陈尸——然而在种种情景下，也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今日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哲学史的学者，无法接受自己的专业名称被质疑的现状，通过各种方法来为自己正名。但是真正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在西方范畴之内，给出中国哲学的定义，也许能容忍一点特殊性，但是绝对不能以西方中心主义等托辞来回避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检验办法，则是出现一批哪怕一本中国学者写的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的哲学著作，进入西方哲学的主流，成为后世中西方从事哲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思想资源。
哲学确实是在西方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奇观，有它内在的规定，但是也在不断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吸收了不少人类思想的精华，也产生出了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流派分枝，欧洲各国有不同的研究偏重。
中国的学者曾经做过种种努力，想运用嫁接的方法，通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怀特海、海德格尔等这些大家，把中国的古老思想整体搬运进去。但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难以获得足够的认同。因为这些大哲学家也只是西方哲学之一体，而中国古老思想本身是一个整体，难免削足适履。
也有中国学者深入到西方哲学内部进行学习，然后从事中国哲学的重建工作。这项工作从解放前就已经开始了，也曾略见成效，然而无论是金岳霖先生的《论道》还是其他人的著作，或不免“模仿”、“依傍”的痕迹，或不免粗糙简陋。然而，也许模仿正是开始前的准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模仿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前者哲学价值远不如后者，当时法国哲学的思维深度也远不如德国。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批判，德里达等一批学者硬是凭借德国哲学之助登上了世界舞台，法国如今已经成为新思维的发源地，有所谓巴黎咳嗽，美国已经感冒之说。可惜，中国连模仿的传统也逐渐中断了！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具有模仿的资质了！我们不仅缺少西方哲学的背景知识，而且缺少研究中国古典学问的能力。我们的哲学工作，已经被学院制度学术分科，中西分离，被逼迫得进入了文献学、史料学的陷阱。少数学统没有中断的，弟子们也多只不过努力延续老师辈的辉煌，脱离了哲学发展的大道。
也有学者如张东荪等从语言等角度分析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指出中国没有出现哲学的原因。然而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一直在西方战斗，用外语写作、思维，并有一定成绩。可惜不少人所从事的多是文献方面的工作，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抱负未能实现，或还未见实现。中国哲学也只是在西方汉学这个边缘地带栖息着，并未进入西方哲学院系，登堂入室。
而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史学化，从事越来越细的梳理工作。这种史料整理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已经越来越没有哲学的问题意识了，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思想了。还有一些哲学兴趣的，最多也只不过是跟着西方哲学的步伐亦步亦趋，经过西哲研究者的转化，慢慢吸收一些新的气息，做一些比较或者比附。或者得其迹，而忘其所以迹；或者邯郸学步，数典忘祖。
目前真正发展中国哲学的，似乎来自西方哲学内部。且不说海德格尔吸收中国古代理论这种公案，美国郝大维、安乐哲的合作，以及近来翻译的一些西方学者研究孔子、中国古代人性论的著作；现在中国哲学界一些热闹的问题（甚至很可能包括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也多数是由海外舶来的。当然，这种关注还未必是西方哲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确实是西方哲学界在其问题意识内，通过比较哲学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的古代思想。这并不算太坏的事情，至少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考察角度。但是却未必能成为我们效法或讨论问题的标准。
我们缺少的还是具有中国哲学意识的原创性作品。
这个问题不是通过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的，要靠的是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中哲、西哲、马哲研究者们共同努力来解决。在学科体制目前还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只能靠学者个人自身提高东西方哲学素养，立足于生活情景和学术困境，熔冶创新来实现。
也许，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彷佛佛教输入中国一样，经过几百年，不断地翻译佛典，甚至有唐僧西游苦学，在无遮大会上折服群雄，但这还不是中国佛学。种种机缘，最后的结果是出了一个慧能，这才出现了中国禅，再引导出了新儒学。如今，中国禅的变种日本禅已经进入了西方世界，中国哲学却还在西方的门外徘徊，我们还在借西方的观念来阅读中国古代的思想。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唐僧，把西方哲学的精神及其种种变型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西方哲学照目前这种情况看，可能不会像佛学那样出现在本土衰落的景象，因此今日之中国不能像唐朝那样足以自豪地停止译经活动——才可以期盼在出现一个慧能式的人物，把中国古代的思想特质和西方思想联通，在世界哲学之流中，注入泾渭分明的中国的源头活水！
当前，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也许是把中国古代的各种哲学范畴，通过某种方式使它们“复活”，使它们彼此呈现动态的关系，展现内部相互依存的结构。自先秦之后，中国古代的思想范畴已经逐渐僵化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被淡忘——虽然宋明理学在“理”的大框架下，智者还偶尔有所体会，还能开出一些新的命题。近代以来，尤其是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借助西方哲学的“格义”，我们已经不能通达这些范畴了，它们彼此之间也似乎完全没有多大关系——道、性、物等等范畴，虽然被一个个地加以研究、条分缕析，但是彼此似乎没有内在联系——似乎中国哲学有的只是一堆散乱的史料，各人挑其所好，补缀成史。然而也许，是我们疏离了鲜活的哲学，选择了哲学史料——如果我们相信人能在千载之后为往圣继绝学的话，那么古代的中国哲学依然是鲜活的，只是我们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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