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或者哲学和西方的哲学能够交流和互相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对黑格尔的信仰者不成问题：一个是思想发展的较低阶段，一个是思想发展的更高级阶段，思想的自主发展会自然从低级过渡到高级。但是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自然从本能上对这个说法怀疑。这个问题对提倡中西思想同源而分流的学者这可能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它们既然是同源的，那么不同的支流所流淌的就是本质上相同的东西：加之一定时间和善意的输导，在理论上，二者就可以汇合为一体。
但是，假设它们是不完全同质的，假设它们根本上考虑的不是同样的问题，那么这种交流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假设，是针对以上两种人们常常持有的看法而提出的另外的可能性。要证明这一点却是需要极其深入的考察，和更加严谨的论证。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作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谈中西思想交流，那么可以设想，在最不理想的时候，中西思想交流的效果大概就是“鸡同鸭讲”。因为，我们所思考的问题，甚至连构成这种问题的思想基础，在“他们”那里都是不存在的。不同的问题视域使得对话和交流变得困难重重。
不过，也许思想交流的前景并非如此黯淡。我们可以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外国，因为同样是人，所考虑的问题最终都是涉及到人自身的。人的生活和实践是思想文化的基础和根据。在这一点上，无论中西思想都是一样。那么，尤其是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变得也越来越相似，面临的重要问题也会有共同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具有了越来越迫切的必要性，同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当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体的时候，交流会有越来越少的障碍。毕竟，我们都要求过好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基于当下的生活和实践，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视域。这同时也产生了思想上的“大同”的可能。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如果前瞻生活的未来，对什么是“好的”和“善的”，我们和“他们”有各各不同的理解，并认为没有唯一的终极至善，那么，设想一种世界大同的思想意识，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对未来的设想会决定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并决定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对未来的幸福、道德善等生活实践和生活目标的设想如果不同，则不同文化要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同。而前瞻的视域恰恰又是来自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和“他们”有不同的过去，又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仅仅基于现在面对的共同的具体的生活问题，就不能做到一种视域彻底的相互交融。这意味着，在思想层面上，我们和“他们”就仍然没有共同的话题。这样，也就不可抱有这样的愿望和目标，我们的学者真正以自己的问题在西方主流思想中得到体现。
如果我们进一步参考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历史思想文化给我们造成了不待我们自己选择就有的先入之见，或“前见”。这是任何理解和解释赖以发生的前提。就在这种视域中，我们去主动理解和解释西方的传统，积极介入他们的问题，形成新的问题视域。在这种问题视域中来发展我们的思想文化，也许是更恰当的做法。
我们对西方哲学和思想的理解，如果足够彻底和深入，总会是一种带着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特征的理解。同样，西方对我们的哲学和思想的解释也总是一种带着西方思想特征的解释。这非但不是对外来文化吸收中的缺陷，反而是应有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这种文化成为本土的，在本土生根。在将外来文化纳入我们的视域中的时候，我们的视域和“他们”的视域产生了伽达默尔所谓的“交融”。视域的扩大就是通过这种交融来实现的。而且，这种交流免除了人们的一种担心，就像全球化给人带来的恐慌一样，是否人类在全球化市场中使用着同样的商品，过差不多的生活，我们的思想也贫乏和单调到成为唯一的一种？到那时候，人们不再需要交谈，因为你所想的，我全都知道，那也就是我所想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不会因为思想文化的交流而发生。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还似乎不是思想文化的积极的相互交流的局面，而是有强势的思想文化和弱势的思想文化的外在差别。这种外在的差别使得交流的双方不是完全平等的。在一种强势文化的压力下，弱势文化的保有者或者放弃自己的文化，或者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思想和文化的交流的现象表明，交流不会消灭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不会因为对话而使思想文化变成单调的一种形态。但是这需要我们不放弃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文化，不被某种强势语言所阻断并主动地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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