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
经过长期战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这个仅仅依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后就土崩瓦解。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到汉武帝刘彻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两汉四百余年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和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陷入长期分裂和战乱状态，但汉文化却一直是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核心。
秦王朝统一文字的措施为其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但“焚书坑儒”又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学校教育的废弃又几乎中断了文化的传承，诗歌教育几乎荡然无存。西汉王朝建立后，文化教育得到恢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孔子的“诗教”理论也随之被发扬光大，诗歌教育成为政治教化的途径，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此后，尊孔崇儒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儒学也绵延不绝，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进入了第一个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繁荣时期。因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和七言诗逐渐形成并走向格律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诗篇，而且涌现出许多才思敏捷的女诗人，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因此，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
第一节 秦代的诗歌教育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军队战斗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从公元前230年起，秦国用九年时间相继消灭东方六国。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秦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皇帝——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维护专制统治，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采取了巩固统一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
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当时“宝”字的写法有194种，“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在百种以上。各类字体或柔婉流动，或疏密夸张，或体势纵长，或结构狂怪，对思想文化交流带来了许多不便。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废除了原来六国使用的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规范文字。后来，又进一步推广笔画更简单的隶书。小篆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秦朝统一文字，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繁荣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众多，但使用的文字是一致的，这与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密切相关的。
为了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既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又作为推行小篆的范本，供人学习临摹。这三本教材与西周的识字读本《史籀篇》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编排体例上一脉相承，其主要区别仅在于字形和写法不同。据《汉书·艺文志》：“《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近年来出土的汉简上有关于《仓颉篇》文字的记载：“已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从中可以看出，它采用韵文形式，每句四字，都是字词罗列，与语意无关；字词之间、句与句之间不具备语言上的逻辑关系，大多不表达完整的语意。这些特点都与《史籀篇》基本一致。这三种教材均已失传，只有一些语句保留在西汉初年闾里书师的《仓颉篇》中。这些教材运用四言韵文形式，是两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的先驱。
秦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焚书是秦国很早就实行过的政策。商鞅变法时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秦朝一统天下、统一文字为全国性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便利的基础，但秦王朝历时甚短而且“焚书坑儒”，因此，中国古典文化进入秦朝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官府外，民间只准保留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籍，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上交官府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一概处以死刑。秦始皇不仅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还一举坑杀敢于批评他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焚书坑儒”是秦朝在文化教育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秦朝在教育上实行“以吏为师”和“禁私学”的政策。秦王朝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浩劫和一次倒退。虽说秦始皇实行焚书令，但民间藏书者、讽诵诗经者仍然有许多。焚书令虽然为儒家经籍的流传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断经学的流传。实际上“五经”都各有传人，而且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为西汉经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专制统治的严酷，秦代的文学教育几乎停顿，因而秦朝在文学上乏善可陈，只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作为代表。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久已失传。但秦朝的碑刻文学却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峄山（今山东峄县境内），刻立《峄山刻石》；后至泰山，刻立《泰山刻石》。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至琅邪山（今山东胶南），立《琅邪台刻石》；又至之罘山（今山东烟台西北），立《之罘刻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境内），刻立《碣石刻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刻立《会稽刻石》。
现存秦代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秦始皇将其立于名山之巅，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表达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等所书文字，都是标准的小篆字体，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
如《峄山刻石》：“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这是秦始皇东巡的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
《泰山刻石》三句一韵，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夡，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两句一韵，曰：“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夡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罘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东观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髃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碣石刻石》三句为韵，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髃臣诵烈，请刻此石，垂着仪矩。”
《会稽刻石》三句为韵，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髃臣诵功，本原事夡，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毝猛，率觽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闲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髃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以浑朴为体，气魄雄伟，文字典雅，庄重凝炼，然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词庄严肃穆，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短小精悍。《琅邪台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间。《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内容系赞颂秦德、指斥六国、明定法规、端正风俗，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刻石文的体制上承《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秦代碑刻文学堪称一代碑铭典范，直接影响了汉魏碑铭的发展。
从形式上看，这些碑刻文字都采用了四言诗的形式，或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句式整齐一致，文字典雅凝炼，内容则都是为秦王朝歌功颂德，劝告百姓遵守法令，安享太平，充满了统治者居高临下、教化百姓的意味。这应当看作是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鸊弦之。”由此看来，秦始皇也并非不知道诗歌的教育传播作用，只是对学校诗歌教育重视不够而已。
第二节 西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节俭，奖励农桑，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汉武帝大力向外开拓疆土，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统治疆域，解除了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西汉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西汉王朝初期，多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比较简约宽松的政策，大规模收集文化典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诸王门下集聚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指责中央，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十分不利。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还十分活跃，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曾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因此，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并专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儒家经典，并在政治制度上把士人读经和仕宦密切结合，从而有效地遏止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现象。至此以后，儒家典籍被抬到“经”的地位，使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历代统治者运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汉代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学。从根本意义上说，孔孟之道只是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皇权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统治理论。
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种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局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初步重视的时代。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就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征召入宫。文人因文学才能被赏识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汉代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由于武帝的提倡，辞赋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
西汉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学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学体裁——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形式上发生过许多变化，如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西汉后期，在辞赋创作中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赋》在《诗经》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词语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这种用典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碑铭、连珠、吊文、哀辞等，在后来大都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了大量作品。
诗歌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发展。汉武帝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乐府”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词被称为乐府诗，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也称为乐府。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为士人普遍诵习，但除了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四言诗外，四言诗体却逐渐退出文学舞台。而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则以楚歌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王朝的新气象。
秦朝灭亡后最早的楚歌，应是项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对个人的能力越保持骄傲和自信，就越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这种感叹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风歌》却也贯穿着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当年曾“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深刻的悲哀。
汉武帝刘彻写出了著名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作为一个强大帝国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帝王，汉武帝深知自己也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因此，在诗中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二认为此诗为“《离骚》遗响”。《秋风辞》是汉武帝的代表作，也是咏秋的名篇。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产生。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在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却越来越重要。
就五言诗来说，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楚辞》中的一些诗句若去掉语气词“兮”字就更普遍。但西汉初年才出现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是虞姬的《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汉初陆贾所撰《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诗，始流传至今。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虞姬还有两首四言诗。一是《采芝操》：“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树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处，以为幄茵。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往矣，吾当安归。”另一首是《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贫贱之肆志。”由此来看，虞姬还是一位有相当诗歌修养的了不起的女诗人。
汉高祖姬戚夫人写有一首基本上是五言的《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汉武帝时期的乐人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善于辞赋，有良好家庭文化修养，她的兄弟伯、游、稚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她有一首《怨歌行》（又题《团扇》）是一首咏物言情之作，《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均收入，均题班婕妤作，写得非常出色：“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以秋扇见捐比喻女子遭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普遍悲剧命运，尤为新奇而警策，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其形象超越了宫怨范围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义，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钟嵘评曰：“《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汉初期的上层统治者都有深厚的诗歌修养，曾经受到诗歌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或者是民间的诗歌教育。
如果从乐府民歌来看，一般认为汉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这种现象表明，至少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民间的诗歌教育也是很发达的。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主流的诗歌形式，直到东汉以后才逐步兴盛起来。从此，五言诗逐渐代替了四言诗，在以后的两千年里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战国时期已经很常见。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则完全是七言。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可见汉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则是完整的七言诗。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展，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司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备了七言诗的形式。其一是：“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诗歌，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成为田园诗歌的最早源头。
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再加上秦汉之际战火不断，儒家典籍保存下来的太少，经籍的整理和传授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汉代经书的讲解和传授最重师法、家法和依据。经籍中的语言多是先秦的书面语言，和汉代口语差别很大，再加上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书非常困难，所以，记诵是一种很好的补救办法，治经的人必须通过记忆和背诵来学习，因此，当时的教育注重记忆和背诵。在学术传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条件下，要防止杜撰经文和主观臆断的解说，有效的保障就是严格辨明师传体系并恪守师说，这种重师法、重依据、重记诵的汉代学风，对当时诗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一定影响。
秦代曾经焚毁民间保存的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儒家典籍并未完全失传。《汉书·儒林传》记载：“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由于《诗经》是士人普遍熟悉、易于记诵的典籍，所以到汉代又得到广泛流传。《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鲁之申培，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鲁、齐、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有众多弟子，尤以鲁诗为盛。
《汉书·儒林传》载：“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汉书·儒林传》还记述了鲁许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传授鲁诗的事迹，其弟子“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可见鲁诗在西汉传播之广。
《汉书·儒林传》载：“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毛公，赵人也。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可见齐诗、韩诗传播也较广，而毛诗则逊色许多。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记载了西汉初贾谊学诗诵诗的情况：“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汉书·贾谊传》引用了这段记载。这段话表明贾谊在十八岁以前曾经学习《诗经》，并“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吴公的举荐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私学兴盛，官学衰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专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学说，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学说。《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在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西汉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时为了笼络广大儒生，树立自己的声望，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袭了二千多年而没有大的改变。这一时期，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制度，太学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新书·傅职》）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繁露·玉杯》）《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云：“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说明了官学的基本教材。《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汉代的儒生对《诗经》是极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学家扬雄在辞赋的创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这说明汉代学校教育对于《诗经》的学习十分重视，而且效果显著。
西汉时的学校教育重视进行各种文体训练，训练的文体有诗赋类、书表奏类、颂箴铭类、论说类。受当时社会风气及利益的驱动影响，汉赋倍受人们的青睐。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出身文学世家，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女辞赋家，她的《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更为真切地诉说了宫廷内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生动，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
汉儒教学大都采用“自学——提问——讲解——讨论——练习”的方式口口相授。为了配合学生自学，有的学者就记录、整理和汇集著名经师的讲授内容，形成了“传”、“章句”等阅读参考书。有了“传”和“章句”，学生不用求师，通过自学也可以学到最好的学问。
当时的教育特别注重朗读。《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新樵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呕（讴）道中。买臣愈以疾歌。”朱买臣的呕与歌就是朗读。这种朗读情动于衷，声情并茂，能够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融入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是古人非常重视的学习方法。
作为诗歌教育的特殊形式，西汉时期出现了更多采用韵文形式编写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
西汉初期，闾里书师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后人称为“秦三仓”）进行删改合编，去其重复字，以60字为一章，凡55章，统称为《仓颉篇》，用以教学童识字。如：“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苟辑成史，计会辨治。超等轶群，出元别异。”形式上四言成句，二句一韵。这本书在唐代以后逐渐亡佚。
西汉学者编写的韵文识字教材有史游的《急就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篡篇》、李长的《元尚篇》等。这些识字教材中，《急就篇》在语文教育史上影响最大。这些识字教材完整保留至今的只有《急就篇》，它是现存最早的识字和常识课本。
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以识字为主，同时介绍各类知识，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教材。今存《急就篇》用三言、四言、七言，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急就篇》共34章，前32章，每章63字，后两章每章64字，合计2144个字。史游写了31章，每章都是63个字，每句以七字、三字为多，也有一些四字句。南宋王应麟认为第7章、第33章、第34章是东汉人续写的。《急就篇》把相近的字分类编写在一起，讲究押韵，便于记忆；内容上注重实用，知识丰富，包括100多个姓，400多种器皿，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器官，70多种疾病药物名称，还有官职名称、法律知识、地理知识等，而且注重思想教育和读写结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二是“服器百物”，1100多字；三是“文学法理”，440多字。第一部分用三言，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二、三部分用七言，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饼饵麦饭甘豆羹。”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歌颂汉德，这段文字最为浅近可读，如“汉地广大，无不容盛。边境无事，中国安宁。”总之，这本书在开头几句之后，接着是姓名，然后是各种事物，再就是百官的名称和吏治有关的事情，最后写汉代昌盛的局面。如第一章：
“急就奇瓠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布局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从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急就篇》句式整齐押韵，整齐中又有变化。三字、四字句隔句押韵，七字句每句押韵。这样的句式整齐而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符合儿童的心理。章太炎《论篇章》中说：“详儿童记诵，本以谐于唇吻为宜，故古人教字，多用此种体制。”
《急就篇》到了东汉尤为盛行，一直到唐代还是主要的识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一中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作为一种儿童读物，其使用时间之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实属罕见。《急就篇》在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对对后世童蒙教材和国外的小学教材都有很大影响，后世盛行的《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都受其影响。此书自成书后就被广泛流传，并被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这本书曾经流传到日本，并产生过很大影响，如日本的《官话急就篇》就借用了此书的名称，采用了与此书相似的体例。
西汉时期民谣颇盛行。这些民谣是当时社会现实最尖锐、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往往具有强烈的讽刺性。汉武帝宠爱卫子夫，卫氏一族权倾天下，当时有《天下为卫子夫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汉成帝时外戚横行，民间有《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西汉后期奢靡之风日盛，长安童谣唱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这些歌谣对于广大人民认识社会的本质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西汉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政治更加混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赤眉军、绿林军推翻了新朝。公元25年，西汉皇室刘秀依靠地方豪强势力，利用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王朝。光武帝刘秀惩治贪官污吏，减轻农民负担，社会逐渐安定，经济走向繁荣。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在“光武中兴”之后数十年里，东汉保持了兴旺的势头。首都洛阳人口多大百万，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总结前人经验发明了造纸术，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传播。元初元年（117年），蔡伦负责监典校订经书，将所抄副本颁行各地，形成了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东汉中期以后，由于皇帝年幼，国家政权逐渐被宦官操纵。随着士人阶层的壮大，特别是豪门士族力量的壮大，士人的集团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要求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强调“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坚决反对宦官擅政。因而士人集团、外戚集团与皇权专制、宦官专权斗争非常激烈，“党锢之祸”不断，导致东汉中期以后上层权力结构很不稳定。桓灵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的打击日益残酷，士人的反抗也日益激烈。在黄巾军大起义的冲击下，东汉王朝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汉代的儒学自西汉初年就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西汉200多年间，一直是今文经占统治地位，朝廷所立的14家经学博士均为今文学家。西汉末期，刘歆向皇帝建议将古文经列入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博士反对，从而引起双方的激烈斗争，直至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两派学说，这场斗争才暂告结束。今文经学是官方学说，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古文经学是民间学说，虽注重阐释经书的政治和伦理原则，穿凿附会成分少，但地位一直不高。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脱离经书，专门伪造和推究神秘妖异的预言，其愚昧繁琐，导致今文经学的进一步衰落。东汉灭亡后，儒学整体上衰微，其中今文经学趋于灭绝，古文经学则仍保持着虽非统治性的却仍然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就《诗经》来说，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人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汉代是我国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过渡时期。当时虽还没有形成后世关于“文学”的观念，但却已把诗赋作为一个门类，并把《诗经》作为楷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离骚》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在汉代文学中一向并不显得重要的诗歌创作，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乐府民歌的长期影响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初步兴盛的局面。四言是《诗经》的主体，也可以说是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诗歌的主体。但从东汉时期起，四言诗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就逐渐被五言诗所取代。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体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东汉王朝继续设立乐府，采集民间诗歌。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东汉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高。在东汉乐府诗中，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五言诗的出现，可以大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和文人在民歌基础上的改造与提高，说明乐府诗的创作开始受到文人的重视。
东汉前期，楚歌已逐渐退出诗歌舞台，但还有个别作品值得重视，如梁鸿的《五噫歌》。此后，以班固的《咏史》诗为代表，标志着五言诗正式登上了文人诗坛，开始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歌的内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颂德之风已消歇。在抒情方面，东汉中后期的文人诗广泛地歌咏了夫妇或恋人相思离别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乡之情，尤其是对于生命短促的感伤和短暂人生的欲望，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特别是感慨人生的主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诗歌的中心主题。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文人的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虽然这个时期的文人诗歌还不足以取代辞赋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因而为魏晋时期以五言诗为主体的文人诗歌的高度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这两首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影响。《孔雀东南飞》全诗长达353句、1765字，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后人把《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及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新阶段。就诗歌的语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状况、表达的思想情调来看，其作者当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学素养的文人。在东汉中后期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一向以皓首穷经、报效国家为目标的文士们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们面临着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从西汉初年以来诗歌中反复咏唱的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进一步成为当时诗歌的中心主题。以感伤悲哀为基调，《古诗十九首》抒写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等内容。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十九首》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在先秦两汉是以民歌为主，到魏晋以后则以诗人的个人创作为主，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恰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梁鸿（约25—约104）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初的隐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这首诗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当时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敢于写这样的诗，显示了诗人的勇气。这首诗以它独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内容而流传后世。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时期著名是史学家、文学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诗歌教育。他的《两都赋》风格典雅和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咏史》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质朴，叙述简洁。诗人在叙述中表现出了冷静理智的成分，体现出文人诗歌的特点，对后来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后世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五言诗，但由于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项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项羽的宠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因此，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独创的五言诗。《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等，尤以《二京赋》著称。其《归田赋》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写出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四愁诗》全诗共四节，受《诗经》中民歌重章叠唱手法的影响，每一节略作变化，语言也比较质朴，具有浓厚的民歌风格。虽然它的个别句子有脱胎于楚歌的痕迹，但它在七言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节：“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诗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寻找自己的所爱，却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怀忧愁，表现出对美好爱情的深沉思慕，与《诗经·蒹葭》相似，风格婉转动人。这是第一次用来写情爱题材的七言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七言句式语调委婉悠长的特点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对以后文人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选》选入此诗。张衡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声歌》是班固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诗，而且语言技巧更为成熟。全诗内容如下：“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这首诗以新婚女子口吻大胆述说新婚生活的快乐，可以说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欢女爱的五言诗。其中“思为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历来受到人们喜爱。这首诗是古代情爱题材作品中的名篇，历来受到诗人、学者的重视。张衡的诗作所存虽不多，但描写男女情爱的特色却很突出。除以上例子外，《思玄赋》、《舞赋》和《定情斌》所附的四言诗或楚歌，都有语言清新典丽、抒情委婉动人的特点。张衡在各种诗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爱的内容，引起了东汉以后文人诗风的重大改变，促进了五、七言诗的成熟，对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蔡邕（139—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仕为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他是东汉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是东汉后期成就最突出的辞赋作家。文章清丽典雅，开创了一代文风。他的《翠鸟诗》，以翠鸟为象征，表达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护的感激之情，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名作。他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残存的则有十余篇。题材相当广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长。他的《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蔡邕当时二十七岁，被迫应召入京，未至而归。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更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对后来的建安文学产生一定影响。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他们都写有深切反映当时社会残酷状况的诗歌，这应当与蔡邕的教育影响有很大关系。他的《青衣赋》则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在赋中极写奴婢的美貌和对她的思慕，是在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学题材，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赋末一节采用四言诗的形式描写对恋人的思念，意境优美，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他的仅存残文的《协和婚赋》、《检逸赋》写男女之情大胆直露。前者中如“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之句，后者中如“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君”之句，其大胆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辞赋中未有的，可与张衡的《同声歌》相媲美，对六朝宫体文学的出现有一定影响。作为东汉后期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蔡邕的诗赋创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东汉桓帝时出现了秦嘉夫妇相互赠答的诗篇，其中透露出当时妇女接受诗歌教育的情况。夫妇以诗相赠，并能流传下来，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秦嘉写了三首五言体《赠妇诗》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徐淑的《答秦嘉诗》曰：“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那是无法想象的。
蔡琰（约177-？）字文姬，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她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养。《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载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卫氏，夫死归宁，在战乱中被乱军掳走，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赎回。今传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从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刘细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诗在汉代似乎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些例子表明，在两汉时期，至少在中上层社会，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们才能写出文采灿烂、语言优美的诗赋作品。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东汉儒学和文学的发展，与教育的初步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作为西汉的延续，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教育制度，但是学校规模更加庞大，受教育者更加广泛。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兴建太学。汉明帝刘庄曾亲自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汉质帝时，洛阳太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许多儒家学者的私学门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著录弟子上万人。这进一步表明汉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阶层的壮大。
以“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依然是官学和私学必学内容。因古代印刷业不发达，读书必须靠人工抄写，抄来抄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经书文字的现象。因此，汉灵帝熹平四年，著名学者蔡邕、杨赐、马日磾等建议，将儒家经文刻制成石经，供学官们正定校勘，作为向太学生讲授的标准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凡六十四石，计200910字。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才制作完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后汉书·蔡邕列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毁坏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屡遭破坏，至唐贞观初，几乎毁坏殆尽。《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刻制的《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2年刻制的《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汉代成就最大的经学家，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他一生不曾为官，将毕生精力完全付诸经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中。郑玄拜师求学时间之长在古代学者中是很罕见的。据《后汉书·郑玄传》，他少即好学，进入太学学习《韩诗》等儒家经书。后从师马融，专攻古文经学。三年学成之后，郑玄又游学近二十载，始归乡里聚徒讲学，弟子多至千人。他继承其师马融的学说，广采众言而又有自己的见解，在其经注中力求采纳各家之长。郑玄注释经书时摒弃了逐字逐句解说的章句形式，注释简明扼要，便于学习掌握。因此，郑玄的经学一时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很快得到社会的推崇，尤其是苦于浩繁章句之学和深严门户之见的儒生纷纷改宗郑学。
郑玄学习《诗经》，起初是学《韩诗》，后来又师从马融学习《毛诗》，他认为《毛诗》比《韩诗》好，就以《毛诗》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弃了《韩诗》之说。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的《毛诗笺》、《毛诗谱》是后世学习《诗经》的重要教材。《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两个婢女的问和答分别引用了《诗经》里的句子，“胡为乎泥中”一句出自《诗经·邶风·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诗经·邶风·柏舟》。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郑玄家里的婢女对《诗经》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随口而出，而且对答十分巧妙。其诗歌修养之高令学者惊叹，因此被作为风雅之事流传下来。郑玄开展诗歌教育的显著成效于此可见一斑。
《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些与诗歌教育有关的情况。如《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后汉书·马援传·马严》载，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社会的官宦子弟往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马续“十六治《诗》”就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
东汉时期的学者也采用韵文形式编写了新的蒙学识字教材，如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劝学篇》。班固的《十三章》每章60字，共780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说：“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历来都认为这句话中的“臣”是班固自称，他作的《十三章》应当是《训篡篇》的续写。贾鲂的《滂喜篇》被晋代学者与闾里书师的《仓颉篇》、扬雄的《训篡篇》合称为《三仓》。《三仓》以《仓颉篇》55章为上卷，《训篡篇》34章为中卷，《滂喜篇》34章为下卷，是我国最早的丛书，可惜已亡失。蔡邕的《劝学篇》多为四字句，内容侧重学习态度等思想教育。如“人无贵贱，道在则尊。”此书对后世影响较大，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流行的童蒙教材。
东汉时期，民谣十分盛行，往往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后汉书·五行志一·谣条》载：“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些歌谣往往尖锐地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成为人民揭示社会本质、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再如讽刺“举荐”制度的一首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东汉末年的黄巾军首领张角曾利用民谣来宣传民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歌谣在当时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他发动起义的口号。可见，歌谣的影响力十分强大，教育作用非常显著。
第四节 魏晋时期的诗歌教育
东汉末年，许多军阀割据一方，长期混战，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公元196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曹操陆续消灭长江以北的军阀势力，基本实现了北方的统一。208年，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大败，被迫退守黄河流域，统一全国的设想没有实现。公元220年，曹丕废汉自立，国号魏。随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孙权在江东称王，国号吴。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鼎立时期。
曹丕之后，司马懿逐渐掌握魏国大权。263年，魏国灭亡蜀汉。266年，司马炎篡魏自立，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掉吴国，实现了短时期的统一。由于皇族内乱，西晋国力很快衰竭。316年，内迁的匈奴人灭亡了西晋。第二年，西晋皇族司马睿重建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420年，大将刘裕自立为帝，东晋结束。
与历史上长期统一的王朝相比，虽然这个时期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显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围较大的局部统一，在动乱中有时间较长的间断安宁。中国传统的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各个局部地区仍有较大发展。尤其是东南地区，到汉代为止还相当落后。由于北方战乱，北人纷纷南迁，为南方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经过六朝相继开发，逐渐成为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也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魏晋时期，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政治集团间相互倾轧斗争，南北方相互攻伐不断，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经过汉末大乱，豪门士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到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进一步形成。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承认豪门士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两晋时期，士族地位进一步巩固。王、谢成为东晋时期最著名的大家族，人才辈出。民谣中有“王与马，共天下”一说。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对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思想领域，儒家独尊的地位被动摇，社会思想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各种思想在相互冲击中不断交汇融合，形成“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时代。曾经一统天下的儒学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而日益没落，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形成的厌世无为、放纵不羁的玄学思想日益发展，佛教日益兴起，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多元状态。玄学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社会上最为风行的学说。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不满和不合作。这股思潮，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个性价值的重视。从玄学论辩中发展起来的语言机智，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尤其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极大促进了魏晋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发展。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日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随着社会思想的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宣扬儒家政教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魏晋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时的作家第一次明确了文学的概念、本质和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提出了“文气”的概念，并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说“文章”包括诗、赋在内。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儒家经典相等的地位，对于文学的兴盛有重要意义。陆机在《文赋》描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灵感之去来，非意志而能控。来则文思泉涌，无往不得，去则笔底粘滞，苦索无获。”他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曹丕理论的补充和发挥。他强调了“情”对于诗的重要意义，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进一步揭示了文学的特征。
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关于诗赋写作规律的揭示，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的繁荣。魏晋时期涌现了众多著名诗人和大量诗歌作品，文人创作的中心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诗人群体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渊明等人的创作，在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段上又有新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显示了七言古诗自汉代以来的显著进步。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期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坛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文学上取得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而有很大突破和创新，如《善哉行》、《苦寒行》等继续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而《薤露行》、《蒿里行》则直接反映东汉末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传统。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犹如一幅历史画卷，概括了讨伐董卓战事失败以后民不聊生的事实。语言之简洁，气魄之宏大，感情之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而曹操的四言诗却异军突起，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都是四言诗。前者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全诗流动着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后者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曹操的这两首诗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优秀的四言诗作品。
建安时期，在把乐府诗从民间文学形式改造为文人诗歌主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乐府诗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诗歌风格与审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感情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很重视，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大约各占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抒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以委婉细致见长。语言虽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但华丽精致，通脱流畅。五言体《杂诗》二首的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其七言《燕歌行》二首在文学史上尤为著名，其二是：“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极力表现思妇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风格，又有新的创造。与东汉张衡的《四愁诗》相比，《燕歌行》则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是七言诗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标志。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时期的文学家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对后来文学影响最大。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曾受到曹操的偏爱。由于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练，他与曹丕的储位之争最终失败。曹丕称帝后，曹植受到严厉迫害，动辄得咎，空怀壮志，郁郁而终。曹植现存的辞赋有三十多篇，《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前期诗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中的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雍容华贵，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曹植后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其诗歌集中抒写人生的失望和对政治迫害的不满，情调深沉悲凉。如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美女篇》表达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抒写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最有代表性的《赠白马王彪》感情丰富复杂，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
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约占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能配乐演唱。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对后世这类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他也有许多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在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内涵更为曲折丰富。曹植的诗歌结构大多精致，自然景物描写较多，开始注重对仗和炼字，追求华美语言和细致描绘，对后来文人诗歌影响很大。
曹丕在《典论·论文》把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并称为“七子”，他们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王粲、阮瑀是文学家蔡邕的弟子。王粲出身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诗、赋均有成就。他少有才名，17岁时就写出了名篇《七哀诗》；又以擅长辞赋著称，《登楼赋》是其名篇，前人常以他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阮瑀、刘桢也以五言诗知名当时。
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名琰，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深厚修养。由于家学渊源，她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妙于音律，又善诗赋。蔡文姬传世的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她的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体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成一体。
曹丕的皇后甄氏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失宠后写了一首《塘上行》，表达了一个女子对丈夫一往情深的泣诉，哀婉泣绝，极为感人，是女子思夫诗中的名篇。
建安时期，诗人普遍使用五言诗形式并加以发展，使五言诗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最基本的形式。建安时期的文人诗歌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开始向文人诗歌的精致华美转变。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当时文人的诗歌中占了很大比例。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诗歌追求修辞华美，普遍运用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等表现手段，增强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艺术性，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以后愈来愈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
曹魏后期的诗人以阮籍和嵇康最为著名。阮籍是阮瑀之子，他的诗歌深受其父影响，作品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其《咏怀诗》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意义的反复思考，多用象征寓意，语言含蕴隐约。阮籍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个人的哲理思考融于艺术形象之中，使诗歌呈现出更加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这种以组诗方式抒发情感的形式受到后来诗人的重视，如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嵇康的四言诗《幽愤诗》、《赠秀才从军》具有个人特色，显示了四言诗的潜流。
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经过曹魏末期的政治高压政策打击，文学之士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个体意识与文学风骨明显地减弱，自建安以来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和对仗现象高度发展起来。但是，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诗歌创作在士人中进一步普及。在士族中，重视诗文创作成为普遍的风气，社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诗歌中的情感日益淡薄，语言艺术日益提高，诗句对偶现象日益增多。当时作家中主要是“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
最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的是陆机。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祖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受到北方士大夫的器重。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晋书》本传曰“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他的《文赋》形式上别具一格，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名作。陆机以“诗缘情而绮靡”为准则，语言上过分注重修辞，精心雕琢，文辞繁缛，华美典雅，多用排偶，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他少有才名，人品颇遭到非议。
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诗歌代表作是追悼亡妻的《悼亡诗》三首，感情真切动人，对后世悼亡文学有很大影响。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其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他的《三都赋》有“洛阳纸贵”之誉。他的《咏史诗》借古讽今，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是班固以来咏史诗的创变。如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的《咏史诗》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语言简劲，不重辞采，虽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直接抒写胸中不平之气，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在西晋作家中别具一格，《诗品》有“左思风力”之誉。
东晋时期，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东晋玄言诗多以抽象语言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附属。东晋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由于年幼时家境败落，他29岁时开始出仕后仕途不畅，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41岁时彻底弃官归隐。《晋书·隐逸传·陶潜传》曰：“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诗歌。他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田园诗，这些诗不仅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如《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之三意境最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诗中最著名的是《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精炼，朴素明净，简洁淡雅，自然真淳，呈现出平和宁静、清明淡远的意境。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田园诗，开拓了诗歌新的题材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对后世中国古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诗歌在宋代尤其受到文人的喜爱和推崇。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如《咏荆轲》和《读山海经》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也为后人称颂。他的《劝农》和《时运》用四言诗来歌咏田园生活，是《诗经》“国风”的继承和创新。
魏晋时期诗歌的繁荣，得益于思想解放与文化教育的普及。魏晋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政治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教育制度也相似，而且同样强调以儒学为先。董卓之乱中太学被毁，曹魏立国后承汉制在废墟上重建太学。《三国志·文帝纪》载：魏文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在洛阳刻制《正始石经》，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这部石经仅刻《尚书》、《春秋》和《左传》，每一个字都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成，所以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这部石经对于研究儒家典籍的流传具有很高价值。
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即《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简称《三临辟雍碑》）。《三临辟雍碑》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视察的经过，虽不无夸大，却也反映了西晋王朝对教育的重视，因而，太学在短期内再次进入繁盛时期。《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西晋还设立国子学，以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是中国中央管理学务机构之滥觞。西晋灭亡，太学复被毁。
东晋立国之初，重新恢复太学。《晋书·元帝纪》载：东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十一月于建业“立太学”。《晋书·成帝纪》载：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东晋学校教育开始呈现衰微态势。
虽然长期割据战争和政治斗争导致上层统治者难以顾及教育，造成官学处于时兴时废、时有时无的状态，而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也使得士人生活朝不保夕，不愿积极出仕，但是这一时期的教育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尊崇，虽然寒门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很难出人头地，但是，他们通向仕途、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左思就是一例。由于官学时兴时废时断时续，难以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导致私学进一步发达，培养了许多文人才子。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但魏晋时期的读经与秦汉时期的读经有很大的差异。两汉时期儒生必须通读儒家的典籍，而魏晋时期虽然也强调读儒家典籍，但又不作严格的要求，因此，士人读《老子》、《庄子》成为时尚，成为“显学”。由于老庄哲学盛行一时，宣扬道家思想的玄言诗也就出现了。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诗经》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初级教材。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
由于文学教育的普及，两晋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女文学家，如西晋的左芬、东晋的谢道韫。
左芬是左思之妹，以文才出众被晋武帝司马炎纳入后宫。《晋书》列传第一载：“左贵嫔，名芬。兄思，别有传。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及帝女万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诏芬为诔，其文甚丽。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以是屡获恩赐焉。答兄思诗、书及杂赋颂数十篇，并行于世。”如她答赠其兄左思的《感离诗》：
自我去膝下。倐忽踰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欷歔不自持。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
左思兄妹都富有才情，曾一起读书、一起吟诗。左芬对兄长的思念，也是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怀念。厌弃貌似华贵的宫廷而怀恋诗书自娱的生活，正体现了女诗人清峻高朗的志尚。
再如她的《啄木诗》：“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树，暮则巢宿。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此盖禽兽。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诗中以物明志，是咏物诗中的佳作。
谢道韫是东晋最有权势的谢氏家族里出现的一位才思敏捷的女诗人，她是古代最有名的女才子之一，从小便有过人的文才和口才，7岁时赢得了“咏絮才女”的美名。谢道韫所著诗文集原有两卷，后散佚，今存诗2首——《泰山吟》和《拟嵇中散咏松诗》。《泰山吟》大笔挥洒，气度非凡，充满阳刚之气，才华之高令人赞叹。《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载：“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又尝内集，俄而雪骤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道韫所著诗赋诔颂并传于世。”
《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还记载了晋朝的另两位女才子钟氏、陈氏的事迹：
“王浑妻钟氏，字琰，颍川人，魏太傅繇曾孙也。父徽，黄门郎。琰数岁能属文，及长，聪慧弘雅，博览记籍。美容止，善啸咏，礼仪法度为中表所则。”
“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辉，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
魏晋时期涌现的这些女诗人，除宫廷女诗人甄皇后、左芬外，谢道韫、钟琰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更多的女诗人已经隐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女诗人的出现，至少说明当时社会里的女子也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她们取得的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诗歌教育的状况。如果没有良好的诗歌教育，也就没有诞生女诗人的土壤。
西晋灭亡后，北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除前秦苻坚实现短暂统一外，北方长期处于割据混战状态。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人，重视文化教育。在他们统治区域内，儒家经书仍然是官学的主要内容。
汉国开国君主刘渊，字元海，其远祖是匈奴冒顿单于，其父是魏武帝曹操所分匈奴五部的左部帅刘豹。他自幼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学习《毛诗》等儒经，文武全才，深得当时名士的推崇。《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其子刘和、刘宣、刘聪都接受了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学教育。
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的儿子刘和“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渊的另一个儿子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
汉国第二代国君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自幼聪慧好学，汉化程度很高，武艺精强，文武俱佳。《晋书·刘聪载记》载：“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刘聪能写作百余首述怀诗、五十余篇赋颂，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
刘聪的两个妃子刘娥、刘英熟读经书，才貌双全。《晋书·列女传》载：“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恆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性孝友，善风仪进止。……其姊英，字丽芳，亦聪敏涉学，而文词机辩，晓达政事，过于娥。”
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出身羯族，是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杰出帝王。石勒采用了汉朝选官制和办学培养人才，下令各级官吏每年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通过答策择用贤能。他还亲自到郡县接见文学之士，对有才能的给以奖励或任用。在其都城襄国设立太学、小学十余所，把将佐豪族子弟送入学校学习；选用太学生中前五名为著作郎。他还下令郡中集学子进郡立学校，并制定了考试三次学业修成的制度。《晋书·石勒载记》载：“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勒巡行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他注意拢络重用有才识的文人，如张敬、张宾、程遐等，组成“君子营”，用张宾为谋主。《资治通鉴》卷八十九记载，他攻下幽州后立即重用名士裴宪、荀绰，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石勒的儿子石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晋书·石勒载记》载：“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可惜，这位后赵的继承者生不逢时，22岁就因石虎篡位被杀。
前燕王慕容皝崇尚儒学，重用汉族文士阳裕等人。《晋书·慕容皝载记》载：“（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这位前燕王能亲自编写韵语蒙学教材《太上章》和《典诫》，其文学修养之高可见一斑。
苻坚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出身氐族的功业卓著的杰出帝王。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他“八岁请师就家学”，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博学多才。即帝位后禁止传播老庄学说和图谶之学，建立学校，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士王猛、薛赞、权翼等人。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能与苻融、苻阳等大臣引用《诗》、《礼》、《书》等典籍对话，与群臣宴饮时常与群臣一起赋诗，能“歌劳止之诗”。《晋书·苻坚载记》载：“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坚于是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及王猛卒，坚置听讼观于未央之南。禁《老》、《庄》、图谶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在他统治期间，不仅使混乱的北方获得统一，而且使衰落的儒学得到兴盛，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在当时可谓一枝独秀。
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苻坚之弟苻融精通儒家典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苻坚之侄苻朗学问渊博，颇有魏晋风度，“神气爽迈，幼怀远操，不屑时荣。……不得已起而就官。及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临刑，志色自若，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著《苻子》数十篇行于世”。
刘聪能吟诗作赋，慕容皝著有韵语《太上章》，苻坚能“歌劳止之诗”，苻融著《浮图赋》，苻朗能临刑赋诗，可见在十六国中，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也绵延不绝。
正因为儒家典籍的传播和诗歌教育的延续，北方也出现了一些女才子，除刘娥、刘英外，还有宋氏、苏蕙等。《晋书·列女传》记载了她们的事迹：
“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逞时年小，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
上述两位女子都是千古奇才。如宋氏一样，能主持官办讲堂教授学生，古往今来，这样的女子中能有几人？苏蕙的文学才能尤为卓异。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苏惠的《璇玑图》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首巨型回文诗。整个十六国时期一百多年中，北方文学极为萧条，没有产生重要的作家作品，而这首《璇玑图》回文诗应当说是唯一的一朵奇葩。这首回文诗据说可以分解为两百余首诗词，问世后曾被诸多名家解读。唐朝武则天曾专门为苏惠与《璇玑图》撰写序文，宋代才女朱淑真也写有《璇玑图记》。这首诗魅力非凡，至今仍受到人们喜爱。
第五节 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20年，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南北方虽多次相互攻战却均无较大所获，因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南朝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依然享有很大特权，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宋、齐、梁、陈四朝由于统兵大将篡位导致政权频繁更替，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其破坏性较小，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桎梏，文学的价值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高度重视，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南朝历代皇帝中，很有几位成就突出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许多皇亲国戚也以爱好文学、招纳文士而著称。来自最高统治阶层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士族中，重视文学写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选入《文选》，王氏家族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出众的文学才华，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成为当时声名最盛的诗人。齐梁两代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网罗当时知名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萧衍、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诗人。沈约和周颙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形成了“永明体”，古代诗歌自此开始走向格律化。谢朓等人积极参与永明诗体的创作，促进了从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梁武帝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进一步带动了文学的繁荣。萧纲、萧绎、刘勰等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梁、陈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中继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钟嵘的《诗品》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十分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明朗的风格，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谢朓等诗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经趋向成熟，七律、七绝的雏形均已出现。由于南朝的帝王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他们的文学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上层文人自身的生活范围，尤其是关于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们更注重对形式美的追求。诗歌中四声的运用形成了诗的格律，辞赋的骈偶化逐渐形成“四六文”体制，而诗赋的辞采也越来越精丽工巧。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谢氏家族，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诗歌里以精美的语言对山水景物进行细致描绘，表达个人独特的主观情思。如《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谢氏家族人才辈出，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有诗名，分别以《雪赋》、《月赋》久负盛誉。稍晚的谢朓也以诗著称。
鲍照（约414—466）出身寒微，字明远。二十多岁时，在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因献诗而知名。他的乐府诗富有独创性，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并在诗中贯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是杂言体七言歌行的开创者，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因而对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影响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诗影响。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辞赋与骈文作家，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流传后世的杰作。其妹鲍令晖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
谢朓（464—499）字玄晖，“竟陵八友”之一。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后人以“大小谢”并称。他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引谢朓语）的主张，其诗歌语言精炼流丽，浅近易解。现存诗200余首，其中山水诗的成就很高，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清俊秀丽，最为人称道。“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诗句也脍炙人口。他的五言四句小诗清新流畅，如《铜雀悲》、《玉阶怨》等借鉴南朝民歌的形式，促进了五言绝句这一新诗体的形成。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自然流转，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曾在《金陵城楼月下吟》一诗里写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
何逊（？—518）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出身一般仕宦家庭。《梁书·何逊传》说：“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他的诗工于写景抒情，讲究声律，文辞清新，注重语言锤炼，修辞简练精当，对唐代大诗人杜甫影响颇深。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出身寒门。他的五言诗语言质朴，不务工巧，追求一种雄迈的气势，在当时影响颇大，被称为“吴均体”。《梁书·吴均传》载：吴均“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陈代最著名的作家，有“一代文宗”之称，与庾信并称为“徐庾”。他曾奉萧纲之命编成专收艳情诗的《玉台新咏》。《陈书·徐陵传》载：“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南朝还有许多早慧的诗人，他们往往出身名门世家或没落士族，自幼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幼时即以诗文闻名于世。如由齐入梁的著名诗人范云、任昉、徐勉，梁代著名诗人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筠、徐悱、梁简文帝萧纲等。
《梁书·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年八岁，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琰异之，要就席，云风姿应对，傍若无人。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尝就亲人袁照学，昼夜不怠。……少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每疑其宿构。”《南史·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祖璩之，宋中书侍郎。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云性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
《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遥，齐中散大夫。……（昉）幼而好学，早知名。”《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昉）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
《梁书·徐勉传》载：“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人也。祖长宗，宋高祖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笃志好学。起家国子生。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
《梁书·王僧孺传》载：“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长史。僧孺年五岁，读《孝经》……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
《梁书·张率传》载：“张率，字士简，吴郡吴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瑰，齐世显贵，归老乡邑，天监初，授右光禄，加给事中。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
《梁书·刘孝绰传》载：“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绘，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
《梁书·王筠传》载：“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与从兄泰齐名。陈郡谢览，览弟举，亦有重誉，时人为之语曰：‘谢有览举，王有养炬。'炬是泰，养即筠，并小字也。”《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有类似记载。
徐悱是徐勉之子。《梁书·徐勉传附子悱传》载：“悱字敬业，幼聪敏，能属文。”徐悱和其妻刘令娴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对诗人夫妻，二人的赠答诗载于《玉台新咏》。
梁简文帝萧纲是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之弟。《南史·简文帝纪》载：“帝幼而聪睿，六岁便能属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试，帝揽笔立成文。……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
当时彭城刘氏一门人才辈出，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世家，还同时出现了三位女诗人。其中，以刘孝绰、刘令娴（徐悱之妻）的名声最大。刘孝绰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作品很多，流传很广。萧统亲自选拔刘孝绰一人来编纂自己的文集并作序，可见他对刘孝绰的看重。《梁书·刘孝绰传》载：“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孝绰子谅，字求信。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也有同样的记载。
不仅文人诗歌十分繁荣，南朝时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按地域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楼和贵族宴会上由歌女们演唱的风情小调，内容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汉乐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写男女之情，绝大多数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对男子的爱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统治区域的社会风俗状况。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为主，其余的四言及杂言诗篇幅也很短小，其语言明快动听，善于运用双关隐语，或朴素自然，或浅俗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歌情调，表现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技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十分发达。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受民歌影响很大，雅俗结合渐渐成为从鲍照到齐梁间的文人诗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专门描绘女子美丽体态容貌的歌曲与宫体诗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南朝民歌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后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大诗人李白的很多短诗以清新自然见长，就与学习南朝民歌有直接关系，如他的传世名篇《静夜思》与《子夜四时歌》中“秋风入窗里”一篇十分近似，传承关系十分明显。直到清代为止，历代文人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南朝民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
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继魏晋之后又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南朝诗歌的繁荣，虽得力于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但与诗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学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南朝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虽然南北方战争和内部政治斗争不断，但上层统治者仍然十分重视教育。南朝宋文帝时，在官学中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诗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重视，虽然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也地位低下，但是，他们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因而私学进一步发达。学习诗文写作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出身寒微的鲍照就以因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而知名当世。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重视文学教育，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虽然《诗经》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初级教材。由于社会需要，学校教育重视写作训练，尤其重视骈文与诗歌的写作教学，要求学生要学会用典使事，写作诗文要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如何逊八岁就能写诗，后成为梁代著名诗人。
得益于诗歌的兴盛，南朝也出现了一群女诗人。《诗品》卷下中列入了两位女诗人：宋朝的鲍令晖、齐朝的韩兰英。其他较著名的还有齐朝的苏小小和梁朝的刘令娴、沈满愿。
《诗品》卷下中，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鲍令晖、韩兰英能被钟嵘列入《诗品》，可见二人在当时的影响甚大。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仅存诗六题七首：《示行人》、《题书后寄行人》和拟古乐府诗四题五首，诗歌成就历来多受称赞。韩兰英的诗文，则全部佚失。
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妓，风骨清高，美艳如花，才情盖世，生年十九早逝，仅有一首《钱唐苏小歌》（又名《西陵歌》）传世，《玉台新咏》中收录了这首诗，即“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其人其诗千百年来为世人传诵。历代诗人歌咏苏小小的诗非常多，唐代诗人李贺、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都为她写过诗。
刘令娴是刘孝绰之第三妹，徐悱之妻，生卒年不详，世称刘三娘。其二姊均有才学，而她的诗文尤清秀突出。其兄刘孝绰曾罢官不出，题诗于门：“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她为之续句：“落花扫仍合，聚兰摘复生。”《梁书·刘孝绰传》载：“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凄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有同样记载。其祭夫文曰：“惟君德爰礼智，才兼文雅，学比山成，辩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调逸许中，声高洛下。舍潘度陆，超终迈贾。二仪既肇，判合始分，简贤依德，乃隶夫君。外治徒奉，内佐无闻，幸移蓬性，颇习兰薰，式侍琴瑟，相酬典坟。辅仁难验，神情易促，雹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干，奠觞徒溢。昔奉齐眉，异于今日。从军暂别，正思楼中，薄游失返，尚比飞蓬，如当此诀，永痛无穷，百年何几，泉穴方同。”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凄惋感人，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其诗歌现存10余首，《玉台新咏》录其诗8首。她的诗多写闺怨之情，如《春闺怨》、《听百舌诗》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回赠丈夫徐悱的《答外诗》二首，如“落日更新妆，开帘对春树。鸣鹂叶中舞，戏蝶花间鹜。调琴本要欢，心愁不成趣”。诗中通过写景来衬托相思之情，情意缠绵，真切生动。
沈满愿是沈约之孙女。生卒年不祥，约梁武帝大同中前后在世。沈满愿有乃祖之风，善作诗，曾有诗集五卷传世。《彩毫怨》、《登楼曲》、《昭君叹二首》等是她的名作。
另外，南朝梁宫女王金珠也以善诗知名。这些女诗人均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从她们的成就来看，都接受过相应的诗歌教育。她们都是南朝诗歌沃土上成长出来的一朵朵奇葩。
南朝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兴盛推动了文学作品集的编纂。当时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总集《文选》和《玉台新咏》，不仅促进了文学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而且对我国古代诗赋创作和文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赋19卷，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选文分三类：诗歌、辞赋、杂文，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基本具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反映了编者独到的文学见解，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时尚。他将儒家的经书、诸子书，以及历史著作均排除，从而使《文选》的文学色彩更浓。这部书在唐代就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后世更有“文选烂，秀才半”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共十卷，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除第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余都是汉魏以来至南朝梁时的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其中大量收集了齐梁时代的宫体诗，是第一部全部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总集。这本书中保存了古代许多歌咏妇女的优秀诗篇，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即《日出东南隅行》）、《羽林郎》、《孔雀东南飞》等。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诗人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徐陵颇重视收录南朝时逐渐兴起的五言四句的乐府短歌，对于五言绝句这一诗体在唐代的兴起和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由于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多加窜改，所收诗歌总数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朝时期，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劝学篇》作为蒙学教材。由于统治者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一些出身低微的作家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学而优则仕”又是古代文人的主要出路，因此，一批学者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学童身上。他们编写了大量的蒙学教材，除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外，其它大都佚失。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周兴嗣的《千字文》。
《开蒙要训》的内容主要介绍自然事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饮食烹调、农业耕作、树木鸟兽等。形式上采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如“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解难忘。”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通俗，至五代时期仍在传抄流行。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梁书·周兴嗣传》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千字文》前的小序说：“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他奉梁武帝命把常用汉字编成《千字文》一卷，全文采用韵文形式，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极短的篇幅内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名贵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士人农桑、生活起居等。如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从开头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其行文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文采，押韵和谐，抑扬顿挫，具有四言诗歌的形式特点，即使完全当作诗歌来读也无妨。这本书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南朝时期生肖文化逐渐盛行。活跃于梁陈两朝的著名文人沈炯有一首有趣的十二生肖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蠡窗悠哉。”据说这是我国第一首生肖诗。这首诗在首字按排序嵌入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种动物的特点，可谓别开生面，文采娱人。这首诗对于生肖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第六节 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39年，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在孝武帝拓跋焘时统一了北方，社会逐渐安定。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尊崇孔子，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温子昇、邢子才、魏收等，其诗歌作品主要是模拟南朝文学，成就不高。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四个王朝。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这一时期虽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北朝后期，南方许多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如庾信、王褒等，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他们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诗赋作品，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王府，后来成为萧纲的东宫学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与徐陵并称为“徐庾体”。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而滞留北方。西魏和北周皇室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有盛名，因而颇受器重，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庾信前期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其诗赋抒发了自己深切怀念故国乡土，因身仕敌国而感伤、因不得自由而怨愤的情感，风格也转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他的《春赋》、《哀江南赋》是当时名作，《春赋》中诗赋结合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唐代王勃、骆宾王和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显然受其影响。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来到北方后又接受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他的骈文骈赋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的繁荣有重大影响。
王褒（约513—576）字子渊，琅琊人，出身名族，因旧交之情受梁元帝重任。梁元帝出降西魏，诸臣均被带到北方。王褒以门第与文才，受到西魏、北周重视，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领袖。他曾以七言《燕歌行》著称于当时，五言诗《关山月》也是边塞诗的名作。《渡河北》则是王褒诗中最著名的一篇：“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表现了对南方故土的思念和人生失路的悲哀，风格萧瑟苍凉。他的诗歌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
北朝文学虽然总体上不能与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权实行汉化政策、重视教育的结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历代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时，邢邵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后，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诗人魏收由魏入齐后，颇受重用，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北朝历代君王和上层贵族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对流落北朝的南方文士十分尊崇。如庾信滞留西魏时，很受皇室器重，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交。王褒出仕西魏、北周，以门第与文才受到重视，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当时北周与陈朝通好，允许南方流寓人士归还故国，因庾信与王褒久享盛名，北周君主坚决不准许两人南归。北朝政权对文士的尊崇可见一斑。
北朝政权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两汉魏晋以来的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曾一度改称中书学，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北朝政权在都城和各地设立官学，尊崇孔子，学习儒家经典，推广儒家学说，《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魏书·薛辩传附子谨传》载：太武帝拓拔焘时的河东太守薛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汉末魏晋以来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却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著名诗人邢邵曾任中书监、国子祭酒，直接负责中央官学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历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较深厚的儒学修养，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诗作赋；受到两晋老庄风行的影响，他们往往还学习《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阴平国遣使朝贡。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于京师。”“（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孝文帝不仅精通“《五经》之义”，“善谈《庄》、《老》”，而且“诗赋铭颂，任兴而作”，能与群臣一起赋诗，其文化修养可谓深厚矣。《魏书·郑羲列传附子道昭传》还记载了孝文帝与诸大臣赋诗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北魏前废帝元恭也能作诗。《魏书·前废帝纪》载：前废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赋诗曰：‘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首五言诗表达了他被逼迫退位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东魏孝静帝能文能武，颇好文学，连他的妃子也能吟诗。《魏书·孝静帝纪》：“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尉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北魏王公和宗室子弟也往往爱好文学，能够赋诗作文。如元晖业、元熙、元延明、元勰、元愉等宗室王子，均能作诗。《魏书》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魏书·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弼子晖业传》：“（晖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魏书·南安王桢传附英子熙传》：“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熙临刑为五言诗，示其僚吏曰：‘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与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始熙之镇鄴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
《魏书·安丰王猛传附子延明传》：“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
《魏书·彭城王勰传》：“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
《魏书·京兆王愉传》：“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
北魏时期的文人学士不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能赋诗者更多。如梁祐、董绍、冯元兴、鹿悆、常景、祖莹等在《魏书》中均有传。
《魏书·裴叔业传附梁祐传》载：“祐，叔业之从姑子也。好学，便弓马。……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
《魏书·董绍传》载：“董绍，字兴远，新蔡鲖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家四门博士，……绍悲而赋诗曰：‘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
《魏书·冯元兴传》载：“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因就中山张吾贵、常山房虬学，通《礼》传，颇有文才。年二十三，还乡教授，常数百人。领僚孝廉，对策高第，又举秀才。……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无根绿水上。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
《魏书·鹿悆传》载：“（鹿悆）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恒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
《魏书·常景传》载：“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其赞司马相如曰：‘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其赞王子渊曰：‘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其赞严君平曰：‘严公体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彻。'其赞扬子云曰：‘蜀江导清流，扬子挹余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
祖莹是当时著名诗人，以才思敏捷著称。《北史·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耽书，以昼继夜……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魏书·祖莹传》的记载与此相同。从祖莹的经历来看，神童之名的背后是接受教育和刻苦学习。祖莹的弟弟祖孝隐、儿子祖珽、孙子祖君信均以文学知名当时。
北朝时期，私学在民间仍相当发达。据《魏书》记载，张伟、常爽、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徐遵明等，都是当时名闻天下的私学先生，其弟子往往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孔子开创的儒家“诗教”传统绵延不绝。
《魏书·儒林传·张伟传》载：“伟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泛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魏书·儒林传·常爽传》载：“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
《魏书·儒林传·刘献之传》载：“刘献之，博陵饶阳人也。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己了，不复须解。……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经通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魏书·儒林传·刘兰传》载：“刘兰，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城南馆，植为学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
《魏书·儒林传·徐遵明传》载：“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也。身长八尺，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乃诣平原唐迁，纳之，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
《魏书》中还记载了当时一些著名文士幼年接受私学教育的情况。温子升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之一，与邢子才、魏收号称“北地三才”。《魏书·文苑传·温子升传》载：“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
裴骏、裴安祖的经历更能说明私学诗歌教育的成效。《魏书·裴骏传附从弟安祖传》载：裴骏家世以儒学为业，“裴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骏幼而聪慧，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弱冠，通涉经史，好属文，性方检，有礼度，乡里宗敬焉。”“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虽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独食。”《诗经》的影响可谓大矣！
《魏书·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这说明祖莹在十二岁之前接受的是私学教育，仅八岁就已经学会诵读《诗经》，可见私学教育的成效。由北朝入隋的诗人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词藻华美，时人称为奇才。由此可见当时诗歌教育的状况。
《魏书》还简略记载了两位奇女子的事迹。其一是房景先的母亲崔氏。《魏书·列女传·房爱亲妻崔氏传》载：“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魏书·房法寿传附族子景先传》：“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房母能“亲授经义”、“自授《毛诗》、《曲礼》”，可见其文学修养之高。在她的教育下，房景伯、房景先都成为当时的著名文士。
其二是崔巨伦的姐姐崔氏，她还是一位女诗人。《魏书·崔辩列传附逸子巨伦传》载：“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书诗数十首，辞理可观。”可惜其作品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北周世宗宇文毓能作诗。《周书·明帝纪》载：“丁未，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着文章十卷。”
北周猛将高琳也能作诗。《北史·高琳传》载：“周孝闵帝践祚，进爵犍为郡公。武成二年，讨平文州氏。师还，帝宴群公卿士，仍赋诗言志。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看来这位勇冠三军的猛将也有较深厚的文学修养。
《北齐·杨愔传》载：“杨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农华阴人。……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幼丧母，曾诣舅源子恭。子恭与之饮。问读何书，曰：‘诵诗。'子恭曰：‘诵至渭阳未邪。'愔便号泣感噎，子恭亦对之歔欷，遂为之罢酒。……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
北齐后主高纬虽荒淫无道，无治国之能，却非常爱好文学。《北史·文苑传·序》载：“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咏诗，幼时尝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北齐后主高纬的妃子冯小怜是一个才色俱佳的女子。北齐亡后冯小怜遭遇坎坷，在临死前曾作《感琵琶弦》一诗，颇为感人。《北史·后妃传下·齐后主冯淑妃传》载：“冯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从这首诗来看，她很有一点作诗的天分。她是女婢出身，受过严格的歌舞训练，应当有较高的诗歌修养。
北朝时期，《急就章》仍是蒙学教材。《魏书·崔浩传》载，“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北齐·李浑传附弟绘传》载：“绘，字敬文。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北齐·儒林传·李铉传》载：“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年十六，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
北魏时期，《毛诗》等儒家典籍也传播到西域地区。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甘肃人麹嘉据高昌为王，史称“麹氏高昌”，一直主动向北魏纳贡称臣，北魏封高昌王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麹氏高昌积极推行中原地区的各项制度，使西域地区进一步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北史·西域传·高昌传》载：“（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明帝遗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兵器有弓、刀、箭、楯、甲、槊。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昏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颜之推（531—约590年）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的集大成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家传有《周官》、《左氏》之学，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梁元帝肖绎时，官至散骑侍郎。梁亡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亡后，他归附北周。隋文帝统一全国，诏为学士。他的《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篇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从中可以看出，颜之推主张士大夫子弟自数岁起就要接受教育，学习《诗经》、《论语》等儒家典籍；并以自己为例说明学习贵在持之以恒。《颜氏家训·书证第十七》中大量引用《诗经》等典籍中的文句，可见他对《诗经》的掌握是多么牢固。
北朝时期的民间诗歌教育也相当发达。《敕勒歌》和《木兰诗》（《木兰辞》）流传很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北朝民歌流传下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少数民族民歌的翻译和流传本身，就是进行诗歌教育的很好证明。
北朝的民歌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艺术成就毫不逊色。现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少数几篇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这些歌曲中以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多，少数出于汉族。由于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的制约，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其内容或歌咏北地风光和游牧生活，或赞颂尚武精神和英雄气概，或反映战乱从征和徭役苦难，或表达对爱情与婚姻的热烈追求。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的感情表现直率粗犷，语言风格质朴刚健，诗歌形式也以五言四句居多，其余多为整齐的四言或七言，杂言体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北朝民歌中少数民族的歌谣是经过翻译而来的，如《敕勒歌》，据《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而《折杨柳歌》有“我本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二句，可见其原非汉语。
北朝民歌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也称铁勒，或称高车。这首民歌描绘了北方大草原广阔无垠、雄浑苍茫的景象，展示了草原民族水草茂盛、牛羊肥壮的幸福生活，表现了敕勒族人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情怀。其风格雄壮豪放，是描写草原风光的千古绝唱。据《乐府广题》载，东魏高欢攻西魏玉璧兵败疾发，士气沮丧，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军前高唱此歌，以安定军心，可见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大。
《木兰诗》一向被认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历来流传很广，至今仍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诗中塑造了女英雄木兰的美好形象，自古及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诗歌的语言浅近轻快，音调和谐，有浓郁的民歌风味，穿插在全篇中的口语化的对话，造成了活跃的气氛。“万里赴戎机”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锤炼的痕迹很重，说明这首诗可能经过文人加工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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