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扬雄所撰的比较方言词汇集《方言》，作为世界语言学史上的第一部方言地理学专著，对于越来越关注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现代读者来说，以前所能利用的最详最佳的注本或校本无非是钱绎的《方言笺疏》与周祖谟的《方言校笺》。在我的印象中，由于钱氏《笺疏》成书于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周氏的《校笺》也已经印行了近六十年，当今的学人早就期待着有一部既能全面反映历代《方言》研究成果而又能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集大成式的校注本，以适应今后学术研究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学诚教授推出了历经 20 余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以下简称《汇证》），并于 2006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自今而后，学界利用《方言》、研究《方言》和开展与此相关的其他研究，终于有了最新、最详的校释本，这当然是学界值得高兴的事情。
《汇证》汇集古今校释、详证绝语方言，不仅对《方言》进行了逐条、逐词的校勘、疏证，而且附录了详赡、精审的研究资料。此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方言》研究本身，自不待言，它在汉语史、训诂学、文献学等学科上的价值也有充分的展示。当我打开印制精良、品相绝佳的《汇证》的时候，最突出的印象是如下三点：
一是《方言》的古今版本几乎搜罗殆尽。《汇证》使用了6种影宋本、覆刻本、影抄本和重刊本，并且把作为底本的《四部丛刊》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李孟传刻本逐字作了复核。其中藏园覆刻宋庆元本卷十三末有“湖北黄冈陶子麟刊”八字，由此知此本即陶子麟覆刻本，另外还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影宋抄本，这两个本子周祖谟先生都没有能够见到。同时还使用了明清以来的刊本、抄本、丛书本和校注本，包括各种条校条释的札记，共34种，仅明本就有12种，包括清人误认为是宋代曹毅之本而实际上是明代正德己巳年间的抄宋本，至于王念孙手校明本《方言》更是第一次得到使用。
二是《方言》的训释资料几乎囊括无遗。历代学者的校注本得到系统清理，散见于其他著作或者笔记文集中的零星阐释也被大规模地挖掘出来，总之，举凡各家校注、历代辞书类书所引、典籍古注和现当代论著，只要是关涉《方言》疏解而且有一得之见的资料，均悉数征引，其中重点参考的有戴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王国维、吴承仕、吴予天、周祖谟、刘君惠、徐复诸家。
三是对“校”“释”上所存在的疑难问题做了积极探索。版本文字校勘和《方言》、郭注词语的疏解所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前人已经注意到而没有一致意见的，有些是从来没有人发疑而确实存在的，也有向无异词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作者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探赜索隐、稽古证今，试图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可谓异彩纷呈，足资参证。
此外，《汇证》所表现出的朴实学风，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底本的处理上首先体现了这一精神：《汇证》采用的是“底本式”而不是“定本式”，除避讳字依例直接补足笔划外，正文和古注均依宋本原文照抄，需要校改的内容在“汇证”部分说明，一律不直接改动底本。在具体的“校”“释”中也充分体现着这一精神：作者总是首先忠实描述各种本子的文字异同，客观引述各家的校勘意见，然后才用“按”字领起自己的校勘意见，词语疏解考证也同样遵循着这样的先后顺序。凡是遇到因资料不足或者因研究水平限制而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精神体现得更为直接：或者明确存疑待质，或者进行必要的梳理以供后来者研判，绝不强作解人、妄逞臆说。《汇证》作者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恭谨态度令人感动，其学风之笃实、态度之谨严，在学风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十分可贵。
不过，我作为对汉语方言史兴趣很浓的读者，仅仅读一部《方言》的最新校释本不可能十分满足；好在手边还有《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台湾艺文印书馆2000年版）和《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可供参考，前者是宏观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成果，后者是该学科第一部断代方言学史，这两部好书也是学诚教授的力作，跟《汇证》前后辉映，以立体三角之势呈现于方言研究的学术前沿。想到上述一系列著作使我获益良多，特就此机会一并向作者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