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有三个系列，为唐宋史料笔记、元明史料笔记和清代史料笔记，具有相当规模，广有影响。但是比较起来，元明史料笔记的品种相对少些，而元代的笔记，说起来勉强只有两种，即刘祁的《归潜志》与陶宗仪的《辍耕录》。刘祁为金末元初人，陶宗仪为元末明初人，都算不上真正的元人。元代笔记整理出版的较少，当与其整理难度大有关。相对于其他断代，元代史料涉及太多少数民族乃至域外的记载，很多整理工作非专业研究者莫办，因此长期以来进展缓慢。一直到最近《玉堂嘉话·山居新语》的出版，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玉堂嘉话》八卷，元王恽撰，《山居新语》四卷，元杨瑀撰，是真正的元代人写元代事，史料价值之高，是早被学界公认的。此二书的合订出版，对研究者来说是个大喜讯。
《玉堂嘉话》的作者王恽为元初名臣，曾“五任风宪，三入翰林”。翰林院又名“玉堂”，《玉堂嘉话》的书名即由此而来。此书内容非常丰富，除记述作者的亲见亲闻外，还抄录了不少同时代人的文字，如李世弼《金登科记序》(卷五)、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卷八)、刘郁《西使记》(卷二)、张德辉《纪行》(卷八)等，是关于金元时期翰林院、科举制、国史修纂与正统论，以及蒙古、西域地区史事的珍贵资料。书中还有相当篇幅是关于前代史事与名物制度的，具有学术笔记性质。《山居新语》的史料价值亦很高，书中所记有关元代制度掌故、民情风俗者甚多，关于文化科技、民族宗教的资料也不少，而所记人物也大多可补《元史》纪传之不足。此书与陶宗仪的《辍耕录》可以并观。
《玉堂嘉话·山居新语》的整理出版过程颇为曲折。2004年初，我向北大历史系的几位老师征询对“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的意见，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关于元代的笔记，他们认为首先应整理的就是《玉堂嘉话》和《山居新语》，又说历史系的余大钧先生十几年前已将《山居新语》整理完毕，交给了中华书局的姚景安先生。我知道余大钧先生是蒙元史专家，由他整理元人笔记，当然再合适不过。回来向姚景安先生提起此事，他告诉我：《山居新语》分量太小，无法单独出版，这些年来他一直想等有一个性质相近的书，和它合起来出版，但竟是等不来。姚先生又说：自然来稿没有，约稿也难，尤其是元代这样比较专门的领域。实在不行，只好自己动手。他决定整理王恽的《中堂事纪》，以便能与《山居新语》配起来。底本也复印了，标点也加了，与几个本子的校勘也作了，可惜受客观条件制约，没有留下校勘记录。后来退休了，身体也不比从前，若要将校勘工作重搞一遍，实在是力不从心。我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余大钧先生。余先生说，若论史料笔记，还是《玉堂嘉话》和《山居新语》配起来合适，就由他来整理吧。不料过了一段时间，余先生来电话，说身体病弱，精力不济，无法完成整理工作。他感到遗憾，我也感到惋惜。过了将近一年，到2005年8月，我始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晓春先生取得联系。晓春先生专治元史，旁及宗教、中外关系等，年轻有为，且热心作古籍整理的工作。他表示愿意整理《玉堂嘉话》。经过几次沟通，晓春很快进入正轨，并于今年春间将书稿交来。细致的版本调查，详尽的校勘，一丝不苟的分条拟题与标点，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热情与高度责任感，恐怕是很难在数月内完成的。虽然整理工作未能臻于完善，但是经过编辑的打磨加工，校对的细心审核，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质量应是可信赖的。唯一的遗憾，是余大钧先生已于今年4月18日去世，未能见到《山居新语》的出版。
写到这里，还想谈一些感想。一本书从写作(或整理)到出版面世，中间的编辑环节非常重要，编辑实是作者(或整理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以为，对于年老的作者(或整理者)，编辑应该做他的助手；而对于年轻的作者(或整理者)，编辑应该做他的朋友。对于年老的作者(或整理者)，出版速度相对比较重要，因此大量的案头加工与细节处理需要由编辑来完成。编辑自任其劳，甘当“助手”，需要有奉献和牺牲精神。从作者交稿到出书，小稿子尽量在一年内完成，大稿子尽量在两三年内完成。对于年轻的作者(或整理者)，他们专业较好，但超出专业之外的内容未必熟悉，而编辑是“杂家”，“面”上较宽，正好可以和作者(或整理者)优势互补。拿史料笔记来说，内容庞杂，以一人之力，很难说样样都懂，误点误断的地方便难免。如果整理者与编辑配合起来，一个对专业知识很熟，一个对文献掌故很熟，那么其整理质量便可较有保证。一本书编下来，对双方都有提高。最后一点，是关于挖掘和培养新一代的古籍整理人才。多年前有的老编辑已经发出“才难”之叹，一些很重要的古籍找不到合适的整理者。的确，时代不同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编辑还是应该积极动起来，走出去，改变这一局面，努力发现新人，培养新人。以天下之大，总还有许多怀才抱器之士，正有待编辑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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