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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参考 | 天 气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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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字律二种
辛德勇
光绪十三年坊刻本，竹纸１册
又光绪十年坊刻本，竹纸１册
"敬惜”字纸，也就是带字的纸，在我国有很久的传统。所谓“惜字
律”，就是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惜字律有不止一种传本，但我所见
到的每一种的首要内容都是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
文昌帝君是民间信奉的一尊神祗，它本身的来历实颇为可疑。“文昌”
本来是北斗之上六星的合称，名为“文昌宫”，在中国原始信仰及道教中
俱为主司命的大神。文昌六星中有“司禄”一星，又专主“赏功进士”。
而文昌帝君则本称“梓潼神”，是四川梓潼县一带信奉的一种地方神。与
文昌神出自天星不同的是，梓潼神是由凡人升举而来。相传梓潼神本名张
恶子，仕晋战死，在梓潼立庙祠祀。后来唐玄宗和唐僖宗两度入蜀避难，
均得到梓潼神佑助，于是被晋封为济顺王。至宋咸平年间，又受封为英显
王，影响日益增大，并由一尊地方守土神兼有了预知科举仕途和黜陟穷通
的功用，后又发展为专门司掌禄籍。这样一来，便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祠
祀。至此，梓潼神已取代了文昌宫司禄星“赏功进士”的功用，于是在元
延佑年间封授它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掌“判桂禄二籍”。梓
潼神亦从此与文昌神合而为一，俗称“文昌帝君”或“梓潼帝君”。
就是这样一位横死的武将，却稀里糊涂地成了主掌文人命运的神祗。
有关文昌帝君灵验的故事有很多，明代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中有《文
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一则，讲的就是文昌帝君为唐末才子罗隐添注禄籍的
故事。罗隐的故事时代虽早,出现却较晚，在宋人洪迈所撰《夷坚志》一
书中，则记有一些更早出现的灵徵事例。写字是文人的职份，因而这“敬
惜”字纸的工作便也归由文昌帝君来管辖。《文昌帝君惜字律》究竟传自
何时，我没有做过考证，所见收录此文的“惜字律”善书均为清末刻本；
过去的藏书家一般不收藏这种书，即使偶然收藏，一般也不会收入藏书目
录，所以未见前人著录有较早的刊本，因此无法借此界定其始见时间。不
过从清末普遍流行此书的情况来看，它的出现应当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
我书斋里的这两种惜字律，光绪十三年刻本名《惜字律》，光绪十年
刻本名《惜字新编》。后者钤"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朱文方印，知乃
清末扬州藏书家测海楼主人吴引孙故物。吴引孙藏书后售与北平富晋书
社。富晋书社出售时编有《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一一罗列吴氏所
有藏书。其中稍微像样一点儿的善书，均单独列在子部杂家类中；此外尚
有166种善书，则被富晋书社老板合列在一起，标价30元出售，在这当
中就有这部《惜字新编》。可见这样的书在当时实在不值得一提。又这两
种《惜字律》均非原刻，后者且在签条上就印着“重刻惜字新编”的字样。
这两种书都是以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开篇，但两种《文昌帝君惜字
律》的内容却颇有出入，可见决不是文昌帝君神授，而是凡世文人所编造。
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僧道遍传惜字律，慧眼自明六通出”一句，
后者作“儒者遍传惜字律，文章灿烂花生笔”。针对不同的对象，各有各
的作用，说不上孰短孰长，可能把二者合而为一，互补其缺，要更为合理。
最有意思的是虽然题为“文昌帝君惜字律”，但是其实际内容却是劝导诸
色人等传布惜字律的偈语，开篇即谓：“国家颁行惜字律，风调雨顺干戈
息。”结尾云：“一切发心刊印者，善报昭彰庆有余。”看来文昌帝君神力
实在有限，他的戒律还要靠国家颁行、大众传布，才能被芸芸众生所接受。
那么，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文昌
帝君”规定人们必须怎样“敬惜”字纸呢？按理说这两种惜字律书既然都
冠有“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字样，就本应都载有“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内
容。可是这两种惜字律书的内容却差别很大，所以很难断然判别。至少在
这两部书中，还找不到二者大体相同的可视作“惜字律”的内容。这种情
况说明所谓“惜字律”应完全出自民间，所以才会如此混乱。
相比较而言，光绪十三年的《惜字律》也许含有更多可以看作是“惜
字律”的内容。紧接在劝导人们传布惜字律的偈语之后，《惜字律》一书
刊有“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继之是完全以“文昌帝君”口吻
写的“劝惜字纸文”并附有“敬字十凡例”。所谓“律”的准确涵义无从
知哓，若作律令之“律”或戒律之“律”解，则“惜字律”应有强制性，
违之要受到惩罚。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视作“文昌帝君惜字律”的似乎
只有“慢字纸功例”。
"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都是用“功过格”的形式，分别规
定对各种敬惜或侮慢字纸行为的奖惩措施。“功过格”本是善书中常见的
供人自我约束的规条，写明做某善事可记若干功，做某恶事则要记若干过。
天日昭昭，到头来功过相抵，该奖该罚，自有报应。了解到这一因缘，所
谓“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又理应一体看待；而以文昌帝君口
吻写下的“劝惜字纸文”及所附“敬字十凡例”，既然说是出自文昌帝君
之口，更不可漠视，所以不妨都把它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
敬惜字纸最高的功德，是“生平以银钱买字纸至家香汤浴焚者”。不
用说穷人，就是一般中等人家，恐怕连人也用不起香汤沐浴，所以这决不
是谁想积就积得起的功德；也正因为寻常人做不到，“文昌帝君”才将其
列为可记“万功”之首功，凭藉此功，可“寿增一纪，长享富贵，子孙荣
显”。这里所说的“字纸"，虽然其本意主要是指带字的废纸，用香汤洗净
后焚化是为使神圣的文字免受亵渎，并不是鼓励烧书，但有两类书却明文
写在应焚毁之列。一种是“怪异淫乱”之书。在“敬字纸功例”中专有一
条明确规定说焚毁此等书籍，可以记录“百功”，并能使“本身增寿，子
孙贵盛”。另一种是残缺不全的书籍。敬、慢字纸功例虽无明文规定,但“文
昌帝君劝惜字纸文”所附之“敬字十凡例”中，已把“不全遗书、破残经
卷”与“淫词小说、恶款榜文”并列，要求人们随手捡拾，“随即焚化”。
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要毁掉许多被视作“淫词”的优秀文学作品；一
些罕传稀见的历史文献，靠残篇零卷，还可以保存一部分内容，或是以几
部残书配成一部全书。这样的残书，一旦被毁，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那些一心想要通过尊奉“惜字律”来积累功德的善男信女，无意中可能正
做了毁灭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惜字律”的流行，对于一些古代典籍的
散佚失传，应当起到了一定的不良作用。
不过总的来说，“惜字律”劝导人们爱护书籍，对于保存古籍，还是
有一些积极意义。如“敬字纸功例”要求人们“不轻笔乱写，涂抹好书”；
“不以书字放湿处霉烂，并扯碎践踏”；“慢字纸功例”中要求更严，如不
能“以字纸经书放船舱底并马上，令人骑坐”，违之要记“二十罪”，“生
毒疮，受人欺凌”；不能“以经书枕头”，违之要记“十五罪”，遭“穷苦，
受杖刑”；甚至“以不净手或便溺后不洗翻阅经书者”，也要记“三罪”，
遭“生刈指疮”之罚。如此说来，古代贤人如欧阳修者流如厕读书的习惯，
若文昌帝君有知定然会给以更严厉的惩处。
"敬字十凡例”中还有一条与古代典籍的流传有关，值得注意。这一
条主要针对刊印书籍，规定说：“凡抄刻刷印之家，一切样稿印板，割补
差讹，慎勿轻弃只字，久久自有福报。”时下在古旧书肆中偶尔还可以看
到一些古籍的试印样本或校样本，它们能够得以传世而不是被毁弃，在一
定程度上或即与此有关。我得到的一部武英殿聚珍版本黄山谷诗集，为试
印样本，本来满篇皆是上下乙误及讹字，却都被一一用字钉改正钤补。这
种做法费工耗时甚多，不如用改正后的书版另刷一部省事，如此不惮其烦，
很可能即与这种希求福报的观念有关。这些样本有时能够反映出作者定稿
的过程，加之刷印最早，独具特色，因而也是很有价值的收藏品。
《惜字律》的主要着眼点是“敬惜”写出或印出的文字。与此相比，
光绪十年刻本《惜字新编》虽然也有与《惜字律》相似的内容，却更侧重
于劝导人们在写字时要下笔矜慎，不要损害别人。
与《惜字律》相似的内容题作“惜字七十八款”，对“敬惜”字纸的
要求，则比《惜字律》的涉及面更广，几乎所有器物上都禁止写字、刻字；
甚至连卧房内也不能放置书籍。当时读书人大多有钱，有宽阔的书房，所
以才会有这样的戒律。要是在今天，书不能放在卧房中，又让放到那里去
呢？在焚烧所谓“淫秽”书籍方面，除了要“烧毁淫书艳曲唱本”之外，
还明确提出“若能劈板烧毁，功德更无量”。事实上清朝廷在禁毁所谓“淫
秽”戏曲小说方面始终不遗余力，《大清律例》中有明文规定，要“务搜
板、书，尽行销毁”（见《大清律例》卷二三刑律贼盗上），所以“惜字律”
中要求人们“劈板烧毁”，与《大清律例》正是一文一武，互为表里的事
情。
为了加强宣传效果，《惜字新编》列有“敬惜字纸富贵福寿之报”和
“不敬惜字纸穷苦夭寿天诛之报”两项内容，通过实例进行恫吓利诱，这
是善书中常见的老套子。至于所举事例是否属实，恐怕大多也都死无对证，
姑妄听之而已。“富贵福寿之报”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是宋人王曾因其父“敬
惜字纸十几年”而“中状元，做到尚书，拜宰相”。《惜字律》中同样记有
这个例证，再早在明末的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中有《愚郡守玉殿生
春》一则故事，也讲到过它。只是在这两部书中王曾其父不止“敬惜字纸
十几年”，而是“一生敬重字纸”；“凡是污秽之处、垃圾场中，或有遗弃
在地下的字纸，王曾父亲定然拾将起来，清水洗净，晒干焚化，投在长流
水中”，这才积下这般功德。王曾确是宋代有名的状元宰相，不过他幼年
丧父，靠仲父掬养成人，他老爹连养育的职责也未能尽到，至于为他积什
么“阴德”，就更属无稽之谈了。我读书甚少，不知王曾的故事最早出自
何许稗说，但至少正史中是绝无记载。
《惜字新编》中这些典型材料，今天读起来是很无聊也很枯燥的。相
比之下，《西湖二集》中《愚郡守玉殿生春》的故事却是一个非常形象、
生动的例证。故事讲的是宋孝宗朝宰相赵雄，本来痴呆不通文墨，老师出
题练习做对子，“一双征雁向南飞”，他对“两只烧鹅朝北走”；“门前绿水
流将去”，他对“屋里青山跳出来”。就是这样一个货色，却因为“有一着
最妙之事，是敬重字纸”，那“九天开化文昌梓潼司禄帝君”便认为他阴
功浩大，下降佑助，使他一路连蒙带撞，稀里糊涂地混了个“同进士出身”，
并一直做到宰相。作者写这故事的本意是说聪明常被聪明误，愚人自有愚
人福，主要不是为了劝人敬惜字纸，所以把赵雄写得过于愚蠢。其实赵雄
在历史上亦实有其人，《宋史》有传。他虽然不像王曾那样声名显赫，却
也颇有才干谋略，位至宰辅，决非低能如痴呆儿者。或许即因与史实相距
太远，这则故事才没有被收入《惜字新编》作为典型。
《惜字新编》收录的福祸报应故事自然多属无稽之谈，不过其中个别
一些事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可以用作研究社会生活史的资料，
值得重视。如“敬惜字纸富贵福寿之报”中有一个例子是：“山西靳大，
在北京开烟店，见各店都用字号，字纸撕裂抛弃。靳大自知罪过，即改用
花样为记。买烟之人，独认靳家。花样著名，一年利息数倍。复往南省开
布店、杂货店、皮货毡货店，都用花样，不用字号。敬惜字纸数十年，到
处驰名获利，遂大富。”“花样”也就是图案徽记，用作标志，直观醒目，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是通行的作法，古代文化普及程度低，识字的人少，用
“花样”作商家的标记，当然会比使用文字效果更好，与其是否敬惜字纸
则没有任何关系。研究古代商业史，这是很难得的绝佳资料。类似的史料
还有“惜字七十八款”中的首条，反映了清代州县衙署中文书档案的贮存
情况：“劝贤良长官，哓谕各房书吏，凡藏案卷，宜用木橱，以免鼠蚀虫
伤，切不可用木柜。近日州县府道各署内，案卷皆藏木柜中。书役等人，
日夕坐卧，甚属秽污。伏望贤良长官，作速哓谕，改用木橱。”这样具体
的资料很难寻觅，虽然不一定能够代表整个清代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但
编书的是钱塘和余杭人，它至少可以反映清代后期浙江一带的情形。历史
研究的许多重要资料都是来自这种无意的记述，所以搞这一行一定要广泛
涉猎各种古代文献。只有孤陋寡闻恣意游谈的无知妄人，决没有毫无用处
的闲书。
前面提到，明代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中的《文昌司怜才慢注禄
籍》一篇，讲了文昌帝君为罗隐添注禄籍的故事。在这篇故事中罗隐因生
性轻薄，出语下笔好嘲讽怨恨他人，弄得虽才兼文武，却迟迟怀才不遇。
后来一改旧习，不再触及人是非长短，文昌帝君遂托梦告以将慢慢添注其
禄籍，罗隐终于嬴得钱鏐赏识，做到吴越的谏议大夫。可见“文昌帝君”
不仅关注人们是否爱惜文字，还很在意文字的内容是否合乎法度。《惜字
新编》中有《文昌帝君惜字真诠十二则》，每则并附有正反两个事例，就
是劝戒文人下笔，不要伤害别人。在这里“惜字律”的“惜”字，便成了
慎重的意思。《文昌帝君惜字真诠十二则》中有“以诗扎讪笑他人”和“下
笔刺人忌讳”两项应当要“惜”的文字，就是前述故事中罗隐犯下的过失。
除此之外，要“惜”的文字还有“关人性命者”、“关人名节者”、“关人功
名者”、“属人闺阃阴事及离婚字者”、“下笔离间人骨肉者”、“下笔谋人
自肥，倾人活计者”、“下笔凌高年，欺幼弱者”、“下笔狭私怀隙，故卖直
道，毁人成谋者”、“下笔唆人构怨，代人架词者”、“下笔恣意颠倒是非，
使人含冤者”等。这些教条，对于当时的社会教化，或许会起到一定助益，
但其中的一些条款显然需要有限定性的前提，如恶棍歹徒的性命、名节、
功名，即使是在当时，也不应曲为保全，否则遗患社会，恐怕并不符合“文
昌帝君”劝人惜字的初衷。
惜字律的出现，估计可能与佛教信徒敬重经书的做法有关。《夷坚志》
支志甲集卷六有“兜率寺经”一条，讲一愚人因用《圆觉经》作卧榻单（也
就是现在所说的床单），便遭报应，得癞疾而死，说明人们一贯相信佛经
不可侮慢。《夷坚志》甲志卷一二“鼠坏经报”一条甚至还有老鼠因咬坏
《金刚经》而遭报应的故事。在《惜字律》收录的《文昌帝君劝惜字纸文》
中，“文昌帝君”说：“予窃怪今之人，名为知书，而不能惜书。视释老之
文，非特万钧之重；其于吾六经之字，有如鸿毛之轻。或以字纸而泥糊，
或以褙屏，或以裹物，或以糊窗，践踏脚底，或以拭秽，如此之类，不啻
相倍蓰矣。何释老之重，而吾道之轻耶？是岂知三教本一，而欲强兹分别
耳。吾自有善恶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纸之例。”显而易见，“文昌
帝君”主要是劝人敬惜儒家之字纸，而溯其渊源，则是取法于释、老二教
信徒为积累功德而敬重方外经书。
《惜字新编》卷末列有出资印送此书的信士的姓名和印送数目，共计
一次即印行6970部。古代木版刻印书籍，这已是天文数字。惜字律在民
间流传之多之广，于此可见一斑。但也正因为传本太多，过去藏书家和图
书馆往往对它不加理会。社会几经变迁之后，时至今日，特意想找一本来
读读，则已经不大容易。
1999年8月5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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