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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四峰堂诗抄、五百四峰堂续集
辛德勇
《诗抄》嘉庆元年众香亭刻本，竹纸８册
《续集》民国丙寅刊本，竹纸１册
藏书家专门措意于清人集部，初仅因关注明清易代之际史事而搜罗清
初诸遗老别集；雍、乾之际，恣意禁毁，待清廷覆亡之后，又有人以当日
禁毁书目为依据，专门搜求被禁毁的清人集子。当代藏书家中邓之诚和黄
裳对这两方面即均有偏好。另外有李一氓一派因专收词集也注重搜集清人
词集。至于广泛搜罗有清一代之集部，则当由郑振铎始开其端。据郑振铎
撰《清代文集目录序》和《清代文集目录跋》，知郑氏虽在1942――1944
年三年期间，“专以罗致清集为事”，在此前后也另有不少收藏，但所收清
集还是以文集为主，特别着意于清初诸遗老和嘉、道二朝朴学家的文集，
相对来说，对于诗集亦未多加留意。郑氏云其之所以“不收诗集而专取文
集者，盖以诗集多不胜收，清新之作少，而庸腐之篇则充栋汗牛。文集固
亦有滥竽充数者，而大体都为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订之作。而治经子
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绝之言，为我人所不能不取资者”。在晚近以来的藏
书家中，郑振铎的学术视野堪称最为宽阔，也因此为国家保存了多方面的
历史文献资料。只是一个学者个人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当时古刻旧籍充
斥书肆，他能放手收藏清人文集已属十分不易，不可能再大肆搜罗清人诗
集。然而，郑振铎的说法却并不完全合乎道理。因为按照他收藏书籍的宗
旨，是“竹头木屑，无不有用”，书籍的价值取决于是否具有研究的史料
价值。依此标准，首先对于清代诗史研究来说，诗集的价值就是文集所根
本无法比拟的。由于时代较近，没有经过充分的自然淘汰；加之印刷技术
的普及，便利了传播和保存，清人诗集传世甚多，其中固然有许多庸腐之
篇，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清人诗作的巨大成就，清代的杰出诗人如吴梅村、
王渔洋、龚定庵之类，前后辈出，指不胜屈，不能因为注重研究小说戏曲
便排斥清人诗作在文学史上固有的地位。其次，从研究一般历史问题的角
度来看，艺术水平低下的平庸之作，往往也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与文集
同样“为我人所不能不取资者”。在这方面，清人张应昌编选的《国朝诗
铎》，早已做出很好的范例；今袁行云撰《清人诗集叙录》，更能从现代的
学术视野着眼，抉取出有清一代主要诗集的历史研究史料价值，成为了解
清代文献学的必读书籍。
在目前的古籍市场上，清代著述总的来说是不受重视。这首先是由于
买者多侧重于版刻，而有清一代有名的精刻本又多是重刻前代旧籍。从内
容上受到重视的清代著述主要为花鸟虫鱼、金石书画、野史逸闻这些方面。
比较“正经”一些的书籍，得到个别人青睐，则主要是受到叶德辉、邓之
诚、郑振铎、谢国桢、黄永年这样一些人的影响。如以清人别集而论，像
沈涛《十经斋文集》和赵绍祖《琴士文抄》，在拍卖会上俱以善价售出，
就是典型的例子。清人诗集由于前人不大留意或在著述中很少提到，因而
即使稀见，销路也不是很好。我本来就买不起几本书，再加上读不懂诗，
所以也很少买清人的诗集。买下这部黎简的诗集，纯属偶然。前些年在一
家书店碰到这部书时，正刚刚在一本清诗台历上看到一首他描写岭南风物
的诗，咿呀读过，印象尚深，而这书初印原装原签，字迹舒展开阔，独特
的岭南方体字别具韵味，价格也还可以接受，便随一时兴之所至，收入寒
斋。
黎简是广东顺德人，字简民，号二樵，出生于乾隆十二年，卒于嘉庆
四年，年五十二。他是清代中期岭南最著名的诗人，身后入《清史列传》
文苑传和《清史稿》文苑传。黎简十岁即能吟诗，李文藻、李调元官广东
时对他均极赏识。然因患“气虚疾”，黎氏足迹未能逾岭，亦未能入仕，
毕生在乡间徘徊吟咏。此《五百四峰堂诗抄》收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十
年诗，共１８５２首，按照年代先后排列，有嘉庆元年自序，书亦应刻于
是年。《清史列传》文苑传谓“其诗由山谷入杜，而取练于大谢，取劲于
昌黎，取幽于长吉，取艳于玉溪，取僻于阆仙，取瘦于东野，锤凿锻炼，
自成一家，似非经营惨淡，不能成一语者”。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据
此集所收唱和诗篇，谓黎氏落落寡和，交游中岭南诸子外，唯于周永年、
黄景仁多所许可。周永年自视拙于文笔，于诗不足道；黄景仁则是清代中
叶第一流的诗人，才情笔力俱堪追慕太白。此《五百四峰堂诗抄》卷二四
上有《读翁学士所辑黄仲则诗集》一首，诗云：“平世最高名，通籍极卑
官。然且不可兼，使汝岁易殚。宁知东方士，岸绝十年冠。搔首天西北，
佳人渺云端。手剪云作花，风翻花作澜。偶随絮沾泥，游戏下人间。忽然
亦为人，卅年如弄丸。不知我生死，安忆我忧患。独往以独来，谁待将谁
欢。或言君厄才，仅得樵与班。君才挞万象，樵也小黠顽。类感倘云龙，
天授殊易艰。心气可遥通，期我乎道山。小技何足道，大化方就闲。骑控
朱方鹤，帔披丹穴鸾。”诗中坦言对黄景仁的衷心钦服，同时也表露出堪
与黄氏比肩的自负。我也泛泛翻检过黄景仁的《两当轩集》，姑且在这里
放胆讲句外行话，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黄景仁的诗。因为黄诗浑然天成，
酣畅淋漓，黎诗则斧凿之痕稍稍嫌重。当然艺术不能只有一种形式，黎诗
之清峭幽峻，亦非黄氏所能造及。黎氏同乡挚友黄丹书撰《明经二樵先生
行状》，谓黎简“才思最敏，所为诗援笔立就，而语皆深警，写物言情，
时发前人所未发”。所以虽“足迹不逾岭，海内名士想望风采，咸以不获
一见为恨。巨公来粤者，皆折节下君”。声名所及，甚至使得大学士翁方
纲常常在梦中与黎简相游处，并写信托岭南地方官员抄录黎简的诗集寄送
到都城，想要为之点定，同时还附诗云“寄与二樵圆夙梦，苏门学士待君
来”。其赏识之深，可想而知。林昌彝《衣隐山房诗集》卷七有《论诗一
百又五首》绝句，评陟顺治至咸丰间诗人，其论黎简诗云：“奇笔天风卷
海潮，生平字画亦孤标。岭南我定三家集，祧去药亭配二樵。”直欲舍去
梁佩兰而以黎简与屈大均、陈恭尹相并比，可见论及清中期诗坛的成就，
黎简自然应当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与黄景仁同列前茅。从这一角度来
看，收存黎氏诗集，其价值至少不应当在清代朴学家的文集之下。再说朴
学家的文集只能正襟危坐研读，不像诗集可供饭后茶余消遣，相形之下诗
集也就更适于把玩。有许多藏书家过度爱惜书籍，甚至连自己都舍不得翻
看。听业师黄永年先生讲，民国年间杭州的大藏书家九峰旧庐主人王绶珊
就是如此。王绶珊买书时请伙计包好后带到家中，一般即不再触动。而我
对待书则缺少这样的虔敬，买书的目的常常就是要把玩。闲暇时读古诗，
捧一册旧刻本慢慢吟诵，领略到的蕴藉和洋装新印本是大不相同的，相信
有机会这样读旧刻古籍的人，对此应该都有感受。
《五百四峰堂诗抄》仅此嘉庆元年一种刻本，谈不上稀见，可也说不
上很常见，在过去旧书店的书目上很少见到就是证明。真正比较稀见的倒
是晚出的《五百四峰堂续集》。《续集》刊刻于民国丙寅亦即1926年9月，
系由汪兆镛雇请“广州九曜坊翰元楼书籍铺雕印”，内封面则镌“微尚斋
刊”，卷末亦镌有“微尚斋”字样。案汪兆镛亦广东人，清末曾入两广总
督岑春煊幕府，后以吟咏著述自适，微尚斋乃其斋号。汪氏刊有《微尚斋
丛刻》，所收除汪氏自著四种外，为粤人吴兰修和陈澧的词集，疑此《五
百四峰堂续集》本亦在《丛刻》之内。检《中国丛书综录》所收《微尚斋
丛刻》无此《续集》，《贩书偶记》正、续编亦无单刻著录，知此《续集》
虽刊刻甚晚却流传较罕。《微尚斋丛刻》中除有一种是在民国三十二年排
印之外，俱为清末至民国初年雕版印行。疑此《五百四峰堂续集》刻成后
即遇1927年之广州起义，战火纷扰之际，书版受毁，故未能汇入《丛刻》，
印本流传至罕（《微尚斋丛刻》流布亦较稀少）。
《五百四峰堂续集》计上、下两卷，收诗84首，也是按年代顺序编
排。卷首有汪兆镛识语云：“谨按黎二樵先生《五百四峰堂诗抄》，编刻至
乾隆六十年止。先生卒于嘉庆五年。曩在友人许见其手稿，嘉庆元年、二
年诗凡二卷，篇首有‘二樵山人手存’六字。移录一过，置箧衍中，恐日
久散佚，兹付剞劂，以续前编。”今黎氏原稿及汪氏移录本俱无可踪迹，
黎简在嘉庆元、二年所写诗篇，或即赖此刻本得以传世，故虽刊刻迟晚，
亦未可轻易视之。我能够得到《诗抄》原刻本及此《续集》并储于一室，
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袁行云先生生前累年搜讨清诗别集，撰
成《清人诗集叙录》一书，也仅见到《五百四峰堂诗抄》，不知尚有此《五
百四峰堂续集》传世。据黄丹书撰黎简行状，黎简除善诗外，尚“兼工书
画印章。篆隶真草得汉晋人之髓，山水直造元四家堂奥”。又黎氏虽不以
文名世，《清史列传》文苑传亦称其“为文杂庄骚，不屑八家规范”，知其
为文一如为诗为人，均能别具风骨。
黎简著述除已刊之《五百四峰堂诗抄》及其《续集》外，尚有《五百
四峰堂文抄》若干卷、《药烟阁词抄》一卷、《芙蓉亭乐府》二册及《注庄
韵学》，见于《清史列传》文苑传及黄丹书撰行状，俱未刊，不知是否尚
存留于世。知此尤可见汪兆镛刊刻《五百四峰堂续集》为之延一线命脉，
实在是功德无量。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文苑传和《清史列传》文苑传
述黎简著述均作“五百四峰草堂诗文抄”，衍一“草”字，且黎氏诗文未
尝合刊，故所述略有差误；《清史列传》文苑传且直记作“《五百四峰草堂
诗文抄》二十五卷”，误已刊之二十五卷诗集为诗文合集，差误更多。
1999年７月３１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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