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代以前围棋

第一节 春秋至两汉:围棋逐渐普及

  围棋诞生之后,直到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一直未有确切的文字记载,这一段时间围棋发展和流行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值得欣慰的是,从后人的一些记载以及民族学和民俗学的一些资料中,可以大略地勾画出一个轮廓。

  围棋在古代除了娱乐竞技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用,即“一枰之间,方罫之内,胜负视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计较者。”(焦循《孟子正义》)也就是说,下围棋可以培养一定的算术知识和计算能力,有发蒙益智的特殊功用。

  张华《博物志》“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的说法,以及《孟子·告子》“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的观念,分别从正面和侧面证明古人是很重视围棋的这种功用的。数即算术,在周代是六艺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周王室及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事关德行教养,意义非同小可。《玄玄棋经》礼卷欧阳玄序说:“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比及弱冠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事偏习矣。他日因射之余意为投壶,且寓礼焉,因数之余意为弈,且寓智焉。”晏天章也说:“弈之为数,即六艺之数也。”可见古人在围棋与数和围棋与六艺关系上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20世纪初,日本学者青木文曾旅居西藏学习喇嘛教义。他在参观为未来的僧官和俗官而建立的贵族子弟学校时发现,那里的学生就是靠藏棋——一种与围棋极其相似的棋艺游戏,用摆放棋子的方法来学习和练习算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资料和民族民俗学的资料是在告诉我们,围棋正式诞生后,其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还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时,它的流传相当程度上是有赖于它的教化益智的功用,而且流行范围较窄,主要是在王室和贵族子弟中。其流传方式,除自学外,至少在西周时,还有设课教习的可能。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逐渐衰微,礼崩乐坏。紧接着的春秋、战国(公元前475—前221)时期,诸侯争霸,列国称雄,战争频仍;社会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出现了牛耕和铁器,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开始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在这个时期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渐趋活跃,最后造成了战国时期诸子之学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的社会环境,促使围棋跳出宫廷娱乐和教化益智的狭小范围,开始流传到民间,并逐渐传布开去。

  到春秋时期,围棋在诸侯士大夫中已流行得比较广泛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围棋的记载,时间是公元前548年。人们在谈话中使用比喻,都是选择互相之间比较熟悉的事物作喻材,这样才能使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更为形象,更为明白,对方也才能准确无误地领会。大叔文子用围棋作比喻绝非偶然,说明在卫国的宫廷和士大夫中,围棋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展,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卫国只是当时十多个诸侯国之一,地处当今河南濮阳一带。而这十多个诸侯国互相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周王室的联系都比较密切。这说明围棋在各国开展流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是都有所开展了。

  “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朴素的围棋理论,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它总结前人下棋积累的经验,概括了一个制胜之道:下围棋时,每落一子,必须深思熟虑而又要当机立断。若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就战胜不了对方。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可它却是当时人们对数百年围棋经验的精辟总结。从此后它成了棋手时刻必须注意的警句格言,也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一句成语。

  随着围棋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中的逐渐流行,它与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围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开拓人的思维,培养计算能力、判断能力和敏捷的反应,带来无穷的趣味和愉悦;另一方面它又因耗时费日影响人的其他活动,或者使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因此,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对围棋褒贬不一的议论。《论语·阳货》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是“仁”,而要达到这种境地,必须学“道”。他上面这番话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向弟子们讲的,意思是如果人饱食终日,于学“道”无所用心,则很难安排自己,必然要生淫欲以打发日子。不是有博和弈一类的游戏吗?如果从事这些游戏,还胜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生淫欲。在他看来,博和下围棋当然不能和学“道”相提并论,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如果能从事博和围棋,就会得到一定的快乐和满足,阻止淫欲邪念的萌生。他的观点和倾向性很明确,与《左传》中大叔文子的话毫无褒贬之意有所不同。

  还有一部叫作《关尹子》的书,传为周人尹喜所作,原书已佚,今本是宋人所辑,书中有不少谈及围棋的地方,如“道虽丝纷,事则棋布”,“两人弈,相遇则胜负见”等。其中还有这样的话:“习射、习御、习琴、习弈,终无一事可以息得者。”他是为了说明什么事都要坚持不懈才能达到目的,举学习射、御、琴、棋为例,指出这些技艺没有哪一样是不经过长期学习就可以学到手的。宋人辑佚此书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依据,但从所举的事看,都是周代六艺之一,可能也并非完全杜撰。这段文字本身虽无褒贬之意,但以围棋直接代表“数”艺,而且与其他几艺相提并论,其褒扬的意思就再明显不过了。战国时齐处士尹文撰有《尹文子》一书,原书已佚,今本是东汉人伪托,其中讲道:“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收放,在我者也。”认为围棋是智者的游戏,褒扬之意更为明确。

  战国时期,出现了对围棋贬斥得十分尖锐的言论。《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善事父母为孝,古人对孝极为重视,被视为人伦之大节,孔子就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敬兄)”(《论语·学而》)的训导。将围棋列为五不孝的行为之一,足见世上一些人对围棋已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孟子是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游历齐、宋、魏等北方诸国。五不孝的说法既然是“世俗所谓”,足见在北方一些国家的社会下层中,围棋已经流行开来了,而且以钱财作注赌棋的风气也开始出现,以至于有的人沉迷围棋而不顾奉养父母。

  随着围棋的流行和发展,著名的围棋高手开始出现,第一位见于文字记载的围棋高手,是战国时齐国的弈秋。《孟子·告子上》载: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非然也。

  古代有许多因技艺杰出而传名于世的人,都是以其技艺加称其名。弈秋便是这样。因为他名秋,围棋下得好,在齐国冠绝一时,所以称他“弈秋”。至于他的本姓则无人知晓了。中国古代没有专业围棋和业余围棋的概念,也没有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概念。我们今天只有以是否靠以棋为生来予以辨别。从《孟子》的话看,弈秋是在课业授徒,而且声名甚显。这表明战国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围棋已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而弈秋就是第一个留下姓名的专业棋手。这件事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围棋已开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棋艺精湛的高手必然会得到人们承认和一定程度的尊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统一了中国。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的建立,对社会的统一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却造成了空前的大劫难。秦始皇为保证嬴氏江山得以万代相传,防止诸生以其所学惑乱民众,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施严刑峻法和文化禁锢政策。规定除秦记和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之外,其它如《诗经》、《尚书》等典籍,以及诸子及百家之书统统都得烧掉;世人有相对聚语议论这些书的,处以死刑,而借用这些书以古非今的诛灭九族。围棋这时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是一种微艺末技,也没有出现专门的棋艺著作和棋艺理论著作,但因为它同天文、数学、阴阳、军事知识有关,经战国之后又很容易同纵横家学说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围棋至少是两人相聚,若是下注赌棋还会招来更多的人,所以虽然没有明令查禁,但人们为免招是非,也不敢下围棋了。另外,秦王朝设博士官职掌官学,严禁私学,因此也不可能有人课业授徒教授围棋。在这样的环境下。民间的文化娱乐根本无法谈起。本来就缺乏理论、还不够发达的围棋好似雪上加霜,完全丧失了活力,除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如宫廷内部的一些人中勉强生存外,几乎绝迹了。

  秦始皇的万世之梦,不过两世就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打破了。汉王朝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力迅速恢复并快速地发展起来。文化上,较灵活、开放,在儒家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道家文化也得到发展,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也开始传入和被消化吸收。这样,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二百年间及东汉(公元25—220)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史学、音乐、艺术和自然科学等都非常繁荣发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给围棋带来了勃勃生机,围棋出现了复兴局面,并有了新的发展。

  两汉时期,宫廷中盛行围棋,许多帝王都爱好围棋。西汉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就是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他们二人围棋行乐竟形成宫中习俗,而且出现什么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要取丝缕拜求北辰星才能免疾的神秘传说,可见围棋影响之大。戚夫人多才多艺,擅长鼓瑟击筑,曾击筑伴和刘邦唱《大风歌》,又会弦管歌舞,还会围棋,自然深得刘邦宠爱。为此,刘邦几次想废太子(吕后所生),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后因吕后阻挠,张良设计请来四皓辅佐吕后之子而未成。吕后对此深深忌恨,刘邦死后,便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害死了。戚夫人死后,她身边的宫女都被逐出宫。这些宫女在宫中或耳濡目染,或身体力行,自然都会下围棋,出宫之后,将棋艺带至民间,对围棋普及倒不无作用。汉宣帝刘询也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水平还不低。据《汉书·宣帝纪》所载,他“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与刘邦不同,是一个知书识礼的天子。他未作皇帝前,同杜陵人陈遂十分要好,陈遂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二人经常在一起下棋。陈遂棋艺略逊一筹,常常输棋,欠刘询不少棋注。刘询当皇帝后,准备擢用陈遂为太原太守,曾赐玺书一封:“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意思是太原太守官职不小,奉禄丰厚,这下可以偿还你当年输的棋注了。你妻子当时在旁边,那些事她完全清楚,可以作证人。结果陈遂深知为臣之道、今昔之别,不敢领此厚爱,婉言辞谢了。陈遂虽未受官,但此事亦算是历史上第一个围棋赐官的例子。汉宣帝还常与王褒等放猎,纵情享乐,辞赋为欢,朝中多有非议,他便借孔夫子的话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

  除了皇帝外,在刘氏诸王中,爱好围棋的也不少,如广川王刘去、淮南王刘安即是代表。刘去通诸经,史称“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喜欢方士,也极好围棋。他那著名的《淮南子》中,就常常提到围棋。如“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围棋击剑,亦皆自然”等,说明他是深谙棋理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中的围棋之风在文人士大夫中也得到响应。前面提到的陈遂,即是一例。到东汉时期,爱好围棋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多了。像桓谭、班固、马融、李尤和黄宪等,都是著名的爱好者。

  桓谭(公元前?—公元56),字君山,沛郡(今安徽濉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官至议郎给事中,是著名的经学家和哲学家。他著有《新论》,其中涉及到一些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理论,认为围棋与兵法相类;更视帝不懂兵法犹如不懂棋,结果使别人死棋得生、自己功败垂成。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先任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典校秘书,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喜爱围棋,对围棋的深奥道理和丰富的文化内容作了严肃的探讨,曾撰《弈旨》一篇,第一次对围棋作了全面的论述,对围棋的特点多有发掘,是一篇划时代的围棋理论文章。

  李尤(约55—135后),字伯仁,广汉雒(今四川广汉)人,累官兰台令史、谏议大夫、乐安相,是当代的辞赋家,被誉为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他有一首《围棋铭》:“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精炼地概括了围棋的特点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嗜棋之情溢于言表。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官至南郡太守,著名的经学大家,生徒数以千计。他十分爱好围棋,认为围棋源于兵法,作有《围棋赋》,抒发自己一介书生在三尺之局的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愉悦之情。

  这时期,民间的围棋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扬雄《方言》对地方语言研究颇深,所谓围棋“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本身就说明了中原地区民间围棋活动流行的程度。另据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陵在今西安南,属京兆尹。杜夫子名不详,既被称为夫子,或因学识过人,或因棋艺超群,没有频繁的交流比赛,他是不可能得到“天下第一”这样的称号的。这至少说明,长安附近及其周围地区的围棋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由于古代棋手的地位很低,围棋总的来说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因而棋手的姓名是很难见诸史乘的。一个“天下第一”的著名棋手的事迹都仅有几十字的记载,其他棋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被湮没了姓名的棋手,虽然不能传名后世,但他们为两汉时期围棋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两汉围棋的发展推动了围棋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棋谱的收集和整理。棋谱的记录留存起源于何时,尚难以考定,但两汉时期是肯定已经比较流行了。一些优秀的对局谱,经收集整理后成为棋家珍藏之物,对推动围棋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至少是从两汉后收集整理棋谱便成了棋艺研究的重要方法,几千年来一直为棋手所沿用。可惜的是,汉代棋谱现已无处可寻,唯从成书于北周的敦煌《棋经》的“汉图一十三势”一句话中,才知道他们在唐以前还广为流传,为棋手们所推崇。

  从当时棋手和围棋爱好者的籍贯和游历看,围棋活动在长江南北,即今天的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四川、江苏、湖南等地区都开展起来。而且根据一些资料推断,围棋还可能流传到了发羌、唐旄地区,即今天的西藏地区。西藏有一种藏棋,叫做“密芒”,意思是“多眼”,故又称为“多眼戏”。它的制式和规则除个别地方外,与两汉时期的围棋极为相似。围棋的历史早于藏棋,完全有可能是两汉时期或稍晚时候流传到西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