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

左丘明

生卒: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
时代:春秋
籍贯:山东省肥城
简评:春秋末期鲁国史学家


学术思想

  左丘明秉承儒家思想,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历史事件的评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立场。《左传》记录的语言可能是历史人物的实有之语,但材料的取舍、剪裁是受作者思想倾向支配的,而且在行文当中融入鲜明的爱憎情感,左丘明借笔下人物之口褒贬时事、阐述个人看法。特别是《左传》中的评论最能反映左丘明的思想。

  (一)天道观
 
  左丘明虽然尊天敬神,但更重人和人事。反映在他极力反对人祭、人殉,非常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把死后的鬼神放在个体生命的后面。左丘明的天道观总起来说是注重人和人事,远离鬼神和天命,把天和神作为虚设和外壳。他走出了西周时期的天神的神秘主义,注重现实,推崇理性。

  (二)政治观

  左丘明的政治观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是:以德为原则,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根基,辅之以刑。左丘明强调崇德、崇礼、重民,但是也不否定用刑作为辅助作用。左丘明主张量刑时坚持“慎罚”的原则。

  (三)人生观

  主张人要具有忠、孝、信、善、谦等品质。在他看来,人只有具有这些优良品质,才具备了理想人格。

  (四)历史观

  左丘明认为君主是天之子,由天选定,要求臣绝对服从君命。但同时,他对君的绝对权威也表示怀疑,从历史的交替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认为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国君不能以为权力乃为天授就胡作非为。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倘若不以民为本,为政不以德礼,就有可能被赶下台。

  情操高尚,君子之风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现在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为了著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鲁后孔子便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相传周公治礼作乐,鲁国保存了前代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代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因此,左丘明能够写出《左传》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也就不难理解了。《左传》的编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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