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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

吕思勉

字号:字诚之
生卒: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
时代:近现代
籍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简评:历史学家


生平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出生于书香世家,15岁入县学。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

  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家学渊远,遍读群书

  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为深厚。吕氏先祖原居江苏宜兴,明永乐年间才迁居至常州。吕家世代仕宦,先祖吕宫(字长音、苍忱,号金门),为清代常州第一状元,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清史稿》有传;高祖父吕子珊,嘉庆十五年庚午顺天乡试举人,曾任河南偃师知县;曾祖父吕佑逊,道光二年壬午乡试举人,曾任安徽旌德教谕。祖父吕懋先,国学生,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

  先生父亲吕德骥(字誉千),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梫(字仲芬),生于咸丰三年(1853),为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亦能诗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1卷。

  吕思勉自述治学经过云:

  “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律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

  “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

  “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之与元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予能自读书之始。”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以上四段,描写了他二十三岁前的学习情况:(一)他出生于史学气氛浓厚的家庭,幼承父、母、姊之教诲。(二)他从目录学入手。(三)他养成读书必读“元本”以及“自首讫尾”的习惯。(四)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他从注意“时务”、“推求”因果,而专意治史。

  1982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撰写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提到“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先生幼年起便系统地阅读了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的各种文史典籍,23岁后方专治于史学。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先生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于二十三岁青年之际,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传闻说先生一生共读过3遍“二十四史”。

  执教于常、苏、沪、沈

  1905年他应常州溪山小学堂创办人朱少堂之聘,执教于该学堂;1906年二十四岁时,由沈问梅先生介绍,赴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投,至暑假即辞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许星璧与士绅挥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在校二年又二个月,深受师生(如钱穆即为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爱戴。

  1910年,屠宽的父亲屠敬山在南通主持张誉创办的南通国文专修馆,培养办理公文的人才,邀请他去帮忙。他便到南通任教授。

  1912年,又接受杨秉锉先生的延聘,在上海商学公会办的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堂教应用文字,并教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因无教科书,他就边参阅日文书,边讲授。

  1914年7月由沈颐介绍进中华书局当编辑,因在书局专事编辑教科书、参考书的工作,感到乏味,很想远游。1918年秋,先生的表姊夫杨成能介绍他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于是辞去了中华书局的务。

  1919年冬,沈阳高师仍来延聘,乃于1920年初到沈阳。不久,他深感此间专制守旧,便提倡学生阅读新杂志书籍,认为“生今之世,总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并专门安排课时让学生阅读。

  20年代初,先生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史学家顾领刚先生对这部通史作了高度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可以说,《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进入光华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册”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张寿铺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张韵海、容启兆、颜任光、胡适、徐志摩、朱公谨、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廖茂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来光华执教。

  时先生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对学生的考核也别具一格,富有特色。下面录其一组试题,可见之一端:

  《中国通史乙组试卷》

  习惯、法律,村于离婚往往加以禁胆。其故安在?其得失若何?

  或谓社群制度为女子之友,家庭制度为女子之敌,其说若何?

  试述女系氏族易为男系之由。

  宗法之制,所联络之人,血缘关系实多疏远,何以仍能有亲爱之情?

  试述氏族崩溃,家庭代兴之故。

  古以多男为福,谚称养儿防老。然实际上,现代父母欲得其子孝养甚难,试就经济制度,刽析其故。

  齐有巫儿之制,本以女主祭祀,然后世宗祧继承,必专于男,其故安在?

  或谓今人之牲,实为无用之长物,仅因习惯而存在,其说然欤?

  右九题,作一题即可完卷,九题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构,能勿抄录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

  在光华期间,先生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上,出版的历史著作有十余种,史学论文、札记数以百计。重要的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吕思勉读史札记》(汇编了《燕石札记》、《燕石续札》未曾发表过的读史札记共526篇)。

  “一片冰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吕翼仁说:

  “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先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40年9月18日在上海孤岛上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是为适应大学文科学习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一部特殊体例的著作,此书开卷就说明宗旨:“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在书中启示读者,对中国的前途应充满信心。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以及中国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岛沦陷,各大学次第停办,光华大学沪校也暂时停办。光华大学的十五位同学得知先生和另一位教授回乡的消息,于当年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铺一家酒楼,为这两位深受同学尊敬的师长践行。席间,相互勉励,坚守节操,共赴国难;席后,合影留念,先生在照片右上角写上了“一片冰心”四个掷地有声的大字。

  1942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堆备发放“良民证”,并让每个领证人都要捺手印,他无比愤慨,决定不做这等有辱国格人格的事。此时,常州乡间游击区正在筹办中学。于是,他到常州南乡湖塘桥青云中学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执教,其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先生疲惫不堪,大病了一场。一年后,便辞去两校教职,回常州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稿费度日。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在常州期间,城门口的日本兵虽撤,不必再行鞠躬礼,但有的地方仍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还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先生特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里。

  蜡炬成灰泪始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先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光华大学工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同时,他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回顾总结,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1954年6月撰成的《中国史籍读法》,是他治史五十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书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鉴社会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方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疾病缠绵四年之久,仍抱病著作,病逝前两年尚撰《燕石续札》,校《隋唐五代史》,修订《文字学四种》,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校阅讲义,代孟宪承校长考查有关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资料。直至1957年9月27日才将增订的《字例略说》之最后一篇《文字之改革》脱稿,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阅《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上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憾的是先生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悄悄地走了,先生可谓尽瘁于学术矣。

  吕先生的著作融会古今,博大精深。为了适应史学家深入开展研究的需要,其全部著作已汇编成总集《吕思勉史学论著》,陆续出版,其著作在海外亦广泛流传,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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