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学术思想

　　（一）、疑古之风

　　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在前汉时代已经大致确立，为：盘古开天，经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只是其前段的系统并不十分稳定。

　　疑古之风中国自古即有，1904年之后，西洋“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古文明西源论”等观念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思考中国人种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1895年，法国最著名的“中国学者”沙畹所译的《史记》第一卷出版，其序论中曾指出尧舜禹等模范人王的传说，大都属于后人所伪造的。其后，夏德(F.Hirth)在所著《中国古代史》（1908年出版）中，对于尧舜等的传说亦致怀疑。当时深受西方近代史学家影响的东洋史学强调史料的严格考辨，1909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宣称尧、舜、禹是春秋战国以后创造出来的，震惊日本汉学界。在此背景下，1918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则开启了国内疑古派先声。胡适在这本书里对没有可靠材料证实的远古时代采取了质疑的态度，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一次把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圣人来研究。胡适大力倡导用欧洲、日本汉学方法整理国故，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截断众流”，直接以诸子百家开篇，开启一代疑古之风。他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五四运动开始，疑古风潮大兴，传统的古史系统遭到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顾颉刚。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则深受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影响，他说：

　　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选自《古史辨》第一册之《自序》）

　　（二）、“层累造成说”

　　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古史辨》第一册）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简称“层累造成说”，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大禹是条虫”

　　1923年，顾颉刚引《说文》中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以此例为引，可略窥先生之疑古精神。

　　顾先生认为传统古史有三个特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为一个孝子的模范。

　　第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可以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

　　而推翻信史必须具备四项标准：

　　（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2）、打破地域一统的观念
　　（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在1926年的《自序》里，先生又提出自己“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其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

　　顾颉刚先生成长于晚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最早接触到的时代思想便是戊戌维新思潮。五四以降引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怀疑论观点，对于顾颉刚的早年学术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催生了一个以顾先生为代表的批判性的古史辨派。

　　顾颉刚先生是历代疑古辨伪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

　　我们何以感到一班圣君贤相竟会好到这般地步？只为现在承认的古史，在它凝结的时候恰是德化观念最有力的当儿。我们若把这凝结的一层打破，下面的样子就决不是如此的了。（选自《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自顾氏一开疑古之风，后世学者蜂起跟随，疑古学者大致有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和释古派。虽然疑古辨伪一派从一开始就受到维护中国史学正统人士的批评，顾颉刚先生本身采用的某些方法和结论也值得商榷，但是无庸置疑，他的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任何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人都无法回避和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