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

　　陈垣（1880—1971），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出身药商家庭，早年在民主革命影响下﹐曾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长期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生平简介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受“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曾于1897年赴京应试，不第。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与几位朋友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

　　辛亥革命时期﹐与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四十二岁时曾过北洋政府教育次长。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陈垣自幼好学，无师自通，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他早年曾信仰基督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 （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后来以《校勘学释例》再版。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征引百余种古籍﹐写成《史讳举例》一书。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他身处危境﹐爱国之心弥坚。利用大学讲坛﹐讲述《日知录》和《鲒埼亭集》，借以表彰顾炎武和抗清英雄的民族气节，以此自励﹐亦勉励学生。他还利用史学作为武器﹐抨击敌伪汉奸﹐表现出顽强的民族气节。他困处枯城，杜门谢客，发愤著述，寄托心志，先后撰成7部专著，其中被称为“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均为针对时局抗敌斥奸有感而发之作，意在表彰明末遗民抗节不仕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历时两年撰成的《通鉴胡注表微》更是陈垣的一部力作，凝聚了他大量心血，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书中对由宋入元的胡三省心怀亡国之痛，竭30年心血为《资治通鉴》笺注进行全面辨析，以史为鉴，分析面临的时局，结合表胡注之微，阐发胡注中隐含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操，倾注了他对祖国前途的忧患，对前方抗日战士的敬慕和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体现了很高学术成就和爱国主义思想，是其代表作。

　　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教70多年，曾任过46年大学校长，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1年，创建北京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41中学）；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49年，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史学巨擘

　　陈垣以史学名家，长期活跃于民国的学术舞台上，与陈寅恪齐名，向来以“史学二陈”著称。

　　陈垣在元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给后人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特别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宗教史研究

　　陈垣是学术界公认的宗教史专家，治学范围极广。除了《古教四考》 （《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 《摩尼教入中国考》 ）外，还著有《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作。“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该书亦是近现代史学研究中充分利用地方志的光辉先例，拓宽了历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多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

　　《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是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他对各种宗教的研究几乎是同时安排、全面搜集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写成专著。宗教史研究，在当时来说，还是一门新东西。从前人一般是不研究专史的，清代学者一般都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一下，或校订一下，或补充一下。要是深人与重点研究一个问题，清代校订之学就达不到这地步了。陈先生跳出了这框框，专门深人研究宗教史。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特别注意民族团结，注意正确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陈先生对回回教的研究用力很大，他认为回回教与汉人在宗教上从未发生过冲突。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土生土长的道教是反对外来的佛教与天主教的，但并不反对回回教，因为它在中国是不传教的，也不反对孔子，所以在人民之间，在思想上、学术上并没有冲突。如果有过，那是统治阶级造成的。虽然陈先生不信什么教，但他与佛教、道教中的人士来往很密，他们常找陈先生商讨宗教史上的一些问题，陈先生也常告诉他们不要仇恨汉人，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界线划得很清楚，他只研究宗教的历史，研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发展的情况，而不谈教义；即使在读们《道藏》、《大藏经》这类大书时，也只读其中有关历史的部分。他不是只读这些由教徒自己写的书，还利用其他材料，如一般史书、文集等等。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实际上是讲西南明末遗民抗清的历史，《清初僧净记》是讲清初东南一带嫁清的历史，《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讲在金人占领下的北方人民如何生活和他们反抗金人的历史。这些书名义上是宗教史著作，而讲的内容却都是政治史，他是通过宗教史形式来讲政治史的。

　　“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等论著，这些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文献学研究

　　文献学在陈垣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在版本、目录、校勘等领域的著作，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重要参考书目。

　　陈垣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了《四库全书提要》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四库提要》对清朝搞学问的人来说，确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对每本书都作了介绍，对初学者帮助很大，今天也还要好好利用。张之洞《书目答问》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陈先生把这两本书读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学生好好去读。陈先生辛亥革命后到了北京，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 。他写过两本书。一是《四库书名录》，一是《四库撰人录》。他研究《四库》与别人不同，别人只是要看什么书到《四库》中去找，他却是研究《四库全书》收编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它有哪些版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由于资料特别丰富，头绪也特别多，单靠脑子记不行，必须依靠工具书，学会利用工具书。陈先生对这方面很重视，作出不少成绩。陈先生发表的重要工具书是《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 。陈先生这两本工具书解决了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陈先生编写这本书，花费很多精力，他后来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饭，就是因为当时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废寝忘食地算历法搞成了胃病。

　　陈先生还著有《史讳举例》。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的特点，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讳。陈先生精心研究，总结出几种方法，弄清了在什么情况下是如何避讳的。在该书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国历代的避讳表，每一朝避什么，如何避。这是每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知识。因为中国古书上避讳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学，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就弄不清。此外，他为了研究元史，还编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稿没有印，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作有关《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

　　清朝校勘学家很多，《书目答间》后面就列有校勘学家类目。但清代的校勘学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对一对，只有像王念孙、段玉裁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较高明的校勘学家。

　　校勘学到陈垣先生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校勘学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写了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历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话写的，很难懂，《四库全书》没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书，由于它错误很多，而且错得离奇，陈先生就以故宫中发现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据其他书籍，来校对流行的沈刻《元典章》，发现错误一万二千多条。他将其中的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找出错误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他使学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见哪些情况，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简单罗列若干条，而是附有说明，最后总结出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

　　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先生说，对校法一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放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祛，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种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搞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都是用这种方法。惟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第四种是理校选。“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祛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较高，用理校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发见的原本相同。

　　陈先生总结前人与自己工作的经验，提出这四种方祛，综合运用，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写有《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