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之作——读卞孝萱先生《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学记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诸子学记,一种是经师学记。但是,在西洋学术的冲击下出现的国学,迥异于传统的子学和经学,它有新的内涵。国学兴盛期出现的国学大师,其学记自然也要求新的体例。卞孝萱先生力作《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涵盖了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等十二位国学大师。该书从正名国学,慎取大师;知人论世,表彰人格;博观约取,新见纷呈;不畏前贤,指瑕纠谬四个方面展开了独到而又精湛的论述。通过这四个方面的示范,卞先生实现了对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该书也成为国学大师学记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诸子学记;经师学记;国学大师学记;卞孝萱
作者简介:赵永刚,男,1981年生,山东济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一、以先秦子书为代表的诸子学记
以学记命名的著作起源很晚,张舜徽先生认为“发端于晚清戴望的《颜氏学记》。”【1】3但是,在中国古代,总结一代学术,评述一代学人的学记体萌芽却甚早,其发端时期最迟可以界定于战国时期,【2】5代表性的著作是《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荀子·非十二子》等。其中《庄子·天下篇》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学术史,在批评先秦时代各家学术的著作中,以这一篇为最古。《天下篇》对墨子、禽滑釐、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子、庄周、惠施各家观点,都一一评述。例如对于墨子,《天下篇》叙述了墨子的主要学术观点,如提倡兼爱、非攻,反对贵族阶级繁文缛节的礼、乐,以及薄葬的主张等。同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如赞赏墨子为救世能士,批评墨子的学说过于严苛,不符合人的天性,难以广泛的施行。
战国时代萌芽期的学记,明显带有简略性、综合性、重视学派的评述而较少学人介绍的特点。并且这一时期学记的载体多为子书,创作学记的作者基本上也都是比较著名的诸子学家,评述的对象也都是诸子之学。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记可以名之曰“诸子学记”。
二、以历代正史为代表的经师学记
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体例,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例,一直是汉代以下诸朝史书的典范。司马迁重视学人传录的创作笔法,也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沿用。《史记》中有许多记载诸子学家的列传,如《老、庄、申、韩列传》是记载道家和法家的,《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仲尼弟子列传》是传儒家的。但是至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后儒家学术成为官学,因此,司马迁将《儒林传》单独列出,对当时儒家人物申生、辕固生、韩生、伏胜、董仲舒、胡毋生的生平和学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班固承司马迁《史记》开创的体例,也单列《儒林传》,传录儒家一代学说,标志着史书中儒家学说,特别是经学地位的最终确立。
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学成为官学之后,诸子之学逐渐式微,儒家学术一支独秀。虽然范烨《后汉书》为文学家辟出领域,《文苑传》撰述文学家,但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中,文学家始终没有赢得传统意义上的学人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汉代至清代的学记主要是经学家的学记,其载体主要是史书,另外还有些《学案》,如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代也有些专门的著作,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唐鉴《国学学案小识》等,也都是以经师为主要的论述对象。因此,这一漫长时期的学记可以定义为“经师学记”。
三、以《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为代表的国学大师学记
诸子学记和经师学记可以概括中国古代的学人学记,但是无法涵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学大师,其学记写作范式不能直接借用来书写这些大师。因为,书写的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国学大师不同于先秦的诸子学家,也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宿儒。这就要求一种既要汲取传统学记的写作成就,又要与国学这一新出的学问相结合的新学记,这种学记根据其评述的对象可以名之为“国学大师学记”。这种国学大师学记是伴随着国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程千帆、唐文编的《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以及《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等,对黄侃、陈垣的学术论述都非常详细,另外单篇的国学大师学记也有很多。但是,这些著作往往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学大师,在深层发掘上有很多成绩,但是缺少一种囊括一时代的宏大学术视野,没能够揭示出国学大师作为一种群体的特质。这就迫切需要弥补这一学术空缺,卞孝萱先生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收录了章炳麟、章士钊等十二位国学大师,并以深厚的学养、宏大的视域,对这些国学大师展开了翔实而又精湛的论述,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学发展的流程和特色,可以说是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之作。《现代国学大师学记》通过以下五个方面的努力,实现了对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
(一)正名国学,慎取大师
为国学大师作学记,首先需要澄清两个最为基础的问题,即何为国学?何为国学大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对此有精当的界定,对于国学采取一种宏通的定义,《前言》说:“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名称。”指出了“国学”是在西方参照系下国人反观自身的产物,那么国学的范围是什么呢?“简言之,‘国学’是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这个定义和时下将国学局限在文史之学,甚或是经学的做法相较,明显是宽博宏通的。并举《国学讲习会序》中的“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彰显了国学的价值所在,即“表达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的观点。”并进而指出,“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先进,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3】1
《学记》在国学的定义上是宏通宽博的,但是在国学大师的选取上却是极为严格的,这两个宽严迥异的标准看似十分矛盾,其实这正反映了卞先生的苦心所在。因为将国学的外延扩大,可以纠正学术研究的偏狭之弊,可以将许多传统学术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使得国学的格局壮大,内涵充盈。同时,缩紧国学大师的选取资格,将许多伪大师、伪学者剔除出国学大师的行列,也有利于国学研究的深入。
不仅如此,卞先生为了扭转学界评述国学大师时出现的雷同局面,也就是人云亦云,千人一面的浮泛论述,因此选取的论述对象都是与之有过较深交往,并且都是对他们做过深入研究的。如《后记》云:“陈垣、吕思勉两位先生题辞、赋诗,在我立志治史的初期。”“柳诒徵先生的手札,在我广泛收罗近现代碑传时期。”“《三国志集解》著者卢弼先生,是我接触较多的大师之一。”“我有意于沟通文史,文史互证,深受章士钊先生青睐,请我协助他校勘《柳文指要》。”【3】356-357《前言》也提到,“我亲见章钰校书磨穿之石砚,亲闻卢弼述注书之甘苦,舜徽提倡通学,与我意合。”此十二位国学大师都是先生曾亲炙,或受其影响甚深者,先生对其人格、学术都非常熟稔,所以论述“不蹈空言,不因成说”,而能够深入透析,鞭辟入里。
另外,在这十二位国学大师之中,史学家占据了绝大的比重,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国学诸门类中史学的地位,凸显了国学的特质之一是经学向史学的倾斜。
(二)知人论世,表彰人格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的评述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常常被用在文学批评之中,学记也会借用来介绍作者,历来学记都不乏知人论世的经典之作。卞先生的《学记》在介绍学人时,一方面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规避论述的表面化倾向。概括来说就是博观约取,植根史实,摒除传言和轶事,抓住国学大师的主要生平和性格的主要方面展开,展现真实的国学大师。因先生早年编纂了《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对近现代出现的国学大师生平了如指掌,且继承了“不虚誉、不隐恶”的史传传统的。所以其论述真实无伪,不落窠臼,也纠正了对国学大师戏说似的歪曲。
如黄侃的生平,学界对黄侃的概括往往是性格乖戾,好讥讽人,又怕狗、怕兵、怕打雷,这可能确实是黄侃性格之一方面,但不是黄侃的主要性格,如果过分扩大这个次要性格,反而失却了黄侃的真实性。试想一个器量狭窄、胆略猥亵之人怎么可能会成为国学大师呢?卞先生从《黄侃日记》这个最真实可信的史料入手,梳理出“律己、尊师、敬友、爱生”四个部分,通过这四个部分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迥异于传闻的黄侃,他严于律己、尊师重道、敬友乐群、爱生励生,是人格高尚的学术大师,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小人之儒。
卞先生还注意表彰大师们的爱国情操,供后世师法。《前言》说:“《学记》不仅揭示大师们的学术业绩,并表彰其爱国情操。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战前夕,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柳诒徵为有益于社会国家而著《中国文化史》。吕思勉于抗日战争期间表彰陈武帝击退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保存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邓之诚蛰居沦陷区北平,研读眀遗民诗,‘钦其节操,忧患中赖以自壮焉。’”【3】2-3以孝母而闻名的卞先生表彰大师们的爱国不是偶然的,而是“心有戚戚焉”,是先生爱国热情的间接抒发。【4】53
(三)博观约取,新见纷呈
大师们在国学研究上有多方面的造诣,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他们最主要的学术业绩,是学记的难点,也是考验撰者水平的关键所在。如果平铺开来,面面俱到,就难免浮泛空疏;若选择一个分析,且选择不当,那就会遗失大师们最可贵的学术贡献。这就需要撰者既要有宏通的学术视野,也要有深厚的学术涵养,既能够选取得当,又能够深入分析。出身扬州,受清代扬州学派通核治学方法影响,并有深厚学养的卞孝萱先生无疑是优秀的撰者人选。【5】56
《学记》处理这个学术难题的方法是,“《学记》只选我稍有研究的十二人介绍,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取其一事或一书(章士钊‘三指要’,重点评《柳文指要》;柳诒徵三部书,重点评《中国文化史》,详加论述。用材料说话,从大量材料中,显现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和学术价值。”【3】2
这种以材料为基础,以先进的研究方法为指导,以缜密的考据为依据的《学记》是传统方法和现代思维的巧妙牵和,所以能见别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6】270如提到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我们首先会想到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久而久之,这个学术方法的首创之功就被归在陈寅恪身上。卞先生在《刘师培以唐诗证史》和《邓之诚与〈清诗纪事初编〉》两个小节中以大量事实证明了“以唐诗证史言,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远在寅恪经营《元白诗笺证稿》之前;以眀遗民诗证史言,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已经营《清诗纪事初编》,亦在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之前。”【3】3
(四)不畏前贤,指瑕纠谬
《学记》的职责是再现大师的高尚人格,揭示大师为学之方,展现大师的学术业绩,这就要求《学记》必须有准确的叙述。另外,学术又是发展的,大师们在取得惊世业绩的同时,也有些错误或阙漏之处需要补正。所以,《学记》的叙述固然是重要的,评价和补正也同样不可忽视。而后者更能显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因为评价和补正不仅需要不畏前贤的学术勇气,同时更需要足以纠谬大师错误的学术修为,在指瑕纠谬时还体现着撰者的学术风格和气度。卞先生的《学记》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典范。【7】275
如《章钰与〈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一节,卞先生列了三个表格,指出了章钰和胡克家各自存在的错误,并附之以备考,纠正了两家的谬误,而且在纠谬时所持的谦和的学术态度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先生在表格之后说:“第一表是章钰《校记》中之可取者,第二表是不可取者。指出这点,不是苛求前人,而是说明,我们在利用章钰校勘成果的时候,要加以区别。”也指出“新标点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缺乏论证,不能使读者信服。”【3】277
先生积二十余年心血而成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是师法前贤、泽被后世的巨著,是“善述文章根血性”的楷模。【8】275《学记》科学的体例,精湛的论述,缜密的考证一起构建了一个国学大师学记典范,也可以说是现代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之作。
参考文献:
【1】张舜徽.清儒学记【M】.济南:齐鲁书社,1991.
【2】高时良.学记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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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有富.走进国学大师——读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学记【J】.书品.2007年第2期.
【5】赵益.天才为什么成群的来——读敬堂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有感【J】.书品.2007年第2期.
【6】邵文实.立德立言,薪火相传【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7】李丹.解读国学大师的一把钥匙【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武黎嵩.善述文章根血性【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