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和而不同”的再思考

　　笔者发表了小文《“和而不同”辨析》（载《人民日报》2012年7月5日第7版）之后，引发了一些读者的兴趣及讨论，这里就相关问题略作进一步说明与阐发，不当之处尚请批评指正。

　　一、“和而不同”的“和”与“和实生物”的“和”不是一回事。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的“和”字，应当说与《论语·学而》篇中“礼之用，和为贵”的“和”涵义相同，在周代有基于礼的原则的“和顺”、“协和”、“和睦”的意思。翻检相关经学文献，“和而不同”的“和”作“和睦”讲没有多少异议，朱熹《论语集注》谓“和者，无乖戾之心”，把“和”与“乖戾”对举，也能说明这一点。至于《国语·郑语》中史伯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则是指自然事物诸元素之间的“调和”，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的“和”不是一回事儿。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与史伯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适用的领域也不一样——前者适用于社会领域，主要是讲人际关系的；后者适用于自然领域，主要是讲不同物质的配合或共同作用的。因此，作为概念而不是语词，这两个“和”是不能等同的，也是不能互换的。另外，《中庸》里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说法，然而子思之学已开始向心性之学转化，因此对“和”字的理解还当“以孔解孔”。

　　二、“和”与“同”及“不同”之关系。

　　先秦文献中讲的“同”，很多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共同点”或“相同的目标”。就人际关系而言，“同”与“和”不是对立关系，并且常常是有着正向联系的，孔子本人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论语·卫灵公》），他所反对的“同而不和”的“同”，只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这一点是应当明确的。“和而不同”的“不同”，仔细分析起来，应该包括“非原则性的不同”与“原则性的不同”。对于非原则性的不同，容易通过“求同存异”而达到“和”；而对于原则性的不同，则不易做到“求同存异”，要达到“和”就比较困难。孔子曾指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只有“仁者”才能够公正地喜爱应当喜爱的人，厌恶应当厌恶的人。由此可知，孔子心目中的仁者不会以求“和”为由回避矛盾。从孔子一生的言行看来，如果出现了原则性的“不同”的情况，他不会以虚假的、表面的平衡来掩盖矛盾，更不会“委曲求和”。

　　三、阐释“和而不同”不宜用“赋诗言志”的方法。

　　有人提出，孔子的“和而不同”包含着微言大义，也应当能够像《诗经》那样被用于“赋诗言志”，虽可能存在纰漏曲解，却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此说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语言表达的角度说，涉及到比较关键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应当把具体涵义说清楚为好，不是表述什么内容都适合用这种赋诗言志的方式的。大概正是因为人们解读经典时滥用了这种赋诗言志、类比推理的方式，一些人对“和而不同”涵义的阐发脱离了孔子的整体思想，似乎没有善恶美丑，没有“对”与“不对”，只有“同”与“不同”，这种缺乏联系与整体认识的观点，显然没有把握孔子学说的精义。

　　正确的理解孔子讲的“和而不同”，提倡在不违背正义原则的前提下的协和与团结，应当说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