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的文化根源
内容摘要:中国花鸟画史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历史。由于春秋战国诸子的哲学思想影响到社会人文的各个方面,由于这些思想的根深蒂固,产生了中国独特的文人体系,才有了魏晋以后的绘画美学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花鸟画的审美基础。中国花鸟画的文化根源来自春秋战国诸子。
关键词:中国花鸟画 诸子 魏晋 艺术理论
在中国绘画史上,原始绘画在技巧上对后世也许有影响,但在思想上与后来独特的中国画没有必然的联系。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现发掘出来较有代表性的有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和青海大通“舞蹈纹彩陶盆”,都是人类早期爱美、爱装饰,并且达到一定水平的见证。在河南发现的“鹤鱼石斧”陶瓮彩画,上面画了白色的鹤和勾线的鱼和斧,后人有的把它跟花鸟画的渊源联系在一起。1949年在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帛画《人物夔凤图》和《人物驭龙图》中画有臆想出来的夔(像蛇)、凤和龙,还有主体的人物(大概是墓主),后人有的据此说它们是中国花鸟画的发源。其实,这些都跟后来文人所讲究的花鸟画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始美术出现后,其后的发展根据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工具原料的运用等,各有所取向,发展成各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形式。中国花鸟画经历了一千多年历代不衰,如果没有一种独特的、系统的、可以号召一个社会或一个族群的文化思想,不可能产生中国独特的花鸟画。
一、诸子思想是中国花鸟画的源文化
中国花鸟画有着它独特的审美情趣,这首先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成熟、系统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孔子、老子、庄子等人的“儒”和“道”的思想,他们成了历代文人所信守的思想境界。这种思想境界创造了我们中国独特的人文、艺术,中国花鸟画就是其中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美术仍然处于萌芽状态,是自然主义的萌芽状态,处于不自觉的时期。同时期的文学似乎更超脱一些,虽然不像唐、宋那样辉煌成熟,但已经超越了自然主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古代中国,一大特点就是,文学的成就直接指导绘画的创作。这个时期产生了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大人物,他们的思想极为成熟和系统,使中国的社会思想从此发生变化。
在诸子中,最突出和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是孔子的“儒”和老子的“道”。孔子重“礼、乐”,老子倡导“无为”,都是在探讨国家和个人的原则,在探讨“道”,万物之“道”,生存的哲学。在个人方面,他们尊崇文人的修心养性和博学多才,追求衣食住之外的精神享受。孔子喜学音乐,他曾向一个叫师襄的人学琴。师襄是位大音乐家,史记里说他“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孔子学琴在《论语》中有一段记载,足见他对艺术的追求精神: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矣。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从“得其数”到“得其志”、“得其为人”,这个过程是抽象的,思维也是抽象的。这种对抽象情景的细细品味、孜孜以求,成了历代文人赋诗作画所追求的境界,是后来独立花鸟画所不可缺少的审美情趣,也成为文人们精神享受的一个重要方面。
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也产生极大影响,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开始, 探讨世间万物的道。庄子把老子的“道”发挥到又一个层次 :虚无。或者说探讨超凡于尘世上的一种精神境界。《庄子·田子方》里面描绘了一个解衣般礴的画家形象: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然不趋,受揖而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老、庄讲究处事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在政治上是“无为而治”的思想。按老庄的哲学思想,他们反对“五音”、“五色”的创作,认为那是违反自然的人为技巧,他们宣扬自然、质朴,但是这种理论恰恰给了后世艺术家很大的创作启发。启发的并不是欧洲的自然主义,而是中国文人心中的“自然主义”,甚至“解衣般礴”成了中国文人绘画的代名词。中国花鸟画没有向自然主义绘画方向发展,而向独特的文人画方向发展,这与中国思想家的关系是直接的,而庄子对后来文人画家的影响更为深刻。
春秋战国思想家的思想给后来文人思想带来巨大的影响,而独立的中国花鸟画则是直接出自中国文人之手。春秋时艺术上已经有较为高尚的审美准则,但这时候的美术创作仍然处于自然主义的初期,没有绘画美学上的系统理论和准则,更没有科学的透视理论。然而,春秋战国思想家的那种人文思想却深深植根于后世文人的观念中,给了他们创作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中国花鸟画的中心思想是“托物言志”,在形式上“诗画合一”,描绘“鸟语花香”,表现“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审美技法。正是 “儒”和“道”的思想导致了中国文人的这种绘画审美观和对美的表现形式。
二、魏晋艺术理论的影响
汉朝是中国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封建王朝,儒家思想得到发扬光大,而这几百年的绘画变化是缓慢的,直到魏晋,意识和艺术才有了大的飞跃。
东汉之后历年战争的洗礼使魏晋时期的文化发生了变化,玄学渐兴,文人们普遍高谈老庄,不再像汉代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佛学是外来的,但传入中国后也掺杂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佛对中国的绘画文化虽有影响,但不能说其是根源。“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为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国的艺术也就在这个时期进入自觉的时代,也是儒和道在文人心中磨擦出个性艺术火花的时代。
魏晋开始,有大批的文人、士大夫甚至帝王绘画、爱画成风。《世说新语》记:“桓大司马(东晋的桓温),每请长康(顾恺之)与羊欣(东晋书法家)论画,竟夕忘疲。”文人开始充满文学诗意地论画。从此,中国有了系统的专门的绘画美学理论。这个时期成就最高的绘画理论大师有三位 :顾恺之、谢赫和宗炳。三位理论家的主要理论思想都是关于“神韵”的。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东晋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他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他留下来的论著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他提出“以形写神”,明确提出“传神”的重要性。主张绘画以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最重要。他注重画眼睛,“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在方法上提出“迁想妙得”,就是对事物仔细认识、把握之后,再获得艺术的认识。顾恺之做过官,与帝王将相来往甚密,他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他的理论比较能代表传统的文人画家,“儒家”思想在他身上的影响更为突出。
谢赫,南朝齐人,他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其中首推“气韵生动”,这与顾恺之的“传神论”是同种道理的,都是在说人物方面。第二是“骨法用笔”。有人认为当时流行相面术,所以“骨法”是指人物的“骨骼”和“骨格”,但笔者认为其应该指的是绘画的用笔功力。虽然顾恺之很讲究用笔,但谢赫把用笔明确列出来,而且居第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此之后才有“以书入画”、“书画同法”等用笔讲究,这为后来的花鸟画定下了用笔规则。由于谢赫自己对“六法”没有具体的解释,后来“六法”在每个朝代都各有其解,最终成了各种中国画的审美标准。
宗炳,南朝宋人,不单是画家,而且是音乐家。其爱游山水,曾“远陟荆巫,南登衡岳”,“每游山水,皆图之于室。”他的理论著作有《画山水序》,主张“畅神”之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他懂佛学,其受“禅境”的启发,得出“畅神”论。但在《画山水序》中,则屡次提到“道”、“圣人含道映物”、“圣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等。宗炳崇尚玄学,特别认同庄子,但他也认真研究过儒家学说,很多言论跟儒家学说交叉重叠,此外他对佛学也深有研究。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从禅境来分析宗炳的“畅神”,他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宗炳语),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境界。”(《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虽然宗炳画的是山水画,论的是山水画,但《画山水序》不是简单的画论,它同时在探讨人生的哲学——一代文人在苦痛之中所要寻找的解脱,它的思想精华正是中国花鸟画所追求的境界,花鸟画也不是简单的画,它是文人们在“托物言志”,也即是“文人画”的境界。
上面三位画家论的是人物和山水,但后世的绘画审美几乎都沿用或发展了他们的思想。这在绘画史上是决定性的时期。这些文人画家的文化土壤都源于春秋战国诸子,是诸子思想在艺术上的表现。特别是宗炳,他的画论直接地来自“道”,直接地在倡导“道”。中国文人画家后来大多倾向于玄学,所以宗炳的理论直接指导了后代的文人画画家。
三、魏晋的艺术理论奠定了中国花鸟画的方向
魏晋时期还没有独立的花鸟画,但绘画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神韵”和“骨法用笔”,宗炳的山水画论更加显露出“托物言志”的艺术形式,这些正是后来花鸟画的创作思想主导。在这个艺术自觉的时代,由孔孟、老庄等思想培育出来的文人,开始对艺术进行深一层的探索,为中国花鸟画的诞生准备好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绘画理论奠定了后世的绘画审美方向。有了诸子文化,才有中国独特的文人,才有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风度。他们笔下写的是人生、是“道”,是俗物之外的意境。历代对中国文人的磨练,以及孔孟、老庄之“道”培育出来的独特文人体系的特质,使中国的一大部分文人一代代地更加趋于“厌世”和“避世”。花鸟画的分科独立是必然的,反映了文人们“托物言志”的永久情怀。
经过几百年的战争、王朝的更迭,中国进入唐代这个比较稳定、统一的时代。文学、绘画空前繁荣,宫廷设画院,画家众多。作画的几乎都是文人。这个时期有少数人开始画工笔花鸟画,例如姜皎画鹰,边鸾画花鸟、花卉,能“穷羽毛之变化,夺花卉之芳妍”。萧悦画竹,曹霸、韩干、韦偃画马,韩晃画牛等,已经初见花鸟画分科独立的趋势。
自公元905年起,中国陷入五代十国的纷乱之中。相对较为稳定的西蜀和南唐吸引了各地的画家,发展成南北各异的风格流派,北有黄荃,南有徐熙,发展成后来的“工笔”和“意笔”之分。花鸟画在这个时期真正独立了。至元朝汉人画竹、明清的大写意,更显示了中国独特文人“托物言志”的表现作风。
参考文献:
①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02。
②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③范淑英、刘山花、杨兵:《中国风格——中国古代绘画欣赏》,中国纺织出版社,北京,2000。
④宗白华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骆驼出版社,台北,1983。
⑤(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全译》,柳土镇、刘开骅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1996。
⑥(春秋)孔子,刘幼生责任编辑:《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 ,2001。
郑蔚珊: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