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之〈尚书〉》序

  十一、王学两度下放,《书》已然学术公器,故其相重于诸经、诸子势在必然

  伪《书》说尤以重言为据攻《孔传》,指其古文篇章每见与儒家他经及先秦子学重义叠言,而判其作拾缀辑联。然余持史诗说,则见彼互文等义乃出当然:口传之坟典索丘既挪至册典,又经商学放逸、周官下移,《书》已然学界公器,各家是故无不徵援;更且“经即史”,诸经又怎须臾离《书》。

  儒学源出西周史官,古文经学谓六经皆史,则经之滥觞于史,治法得自教训,是其要义。诸经不免远袭册典,近取竹帛,故与《书》辄互见。《礼》《春秋》如是,若《周书·洪范》亦所以与《易》通髓,而见阴阳五行之体用大端。盖文王演《易》有资商册,是以《易》与《书》同其远祖;初合体,既分,又互用。参见《汇纂》引薛瑄:“《洪范》篇造化气数天理人事,皆具《易》之《书》也。”《易》又自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古今盛衰之忧也,《诰》《训》言之切切。

  六经渊源先册,且无疑前孔子而存。参《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聘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治学久然后删修也。夫子犹自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研习,神会,择要转述先籍而已矣。是故诸经与《书》重言,尤不必疑焉。如《春秋》,为史而绍《书》之志,虽数六经之晚成,曾亦先载于孔子。至若《左传》益《春秋》之事,《谷梁》《公羊》阐《春秋》之义,犹涉《书》而言,或援引及《书》,所据当大致为夫子既修之《书》。类似者如《孟子》、《荀子》,则缘其家数门派;但诸子他家未必,而两可。

  综上所述,先秦儒典与《书》或者交神,或者互辞,事在当然,而今文、古文皆然。更见《汇纂》引陈第:“《左》、《国》、《礼记》诸书称引二十五篇(指今文《尚书》)彬彬俱在,今谓作古文者采缀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叶作根干矣。”辩甚聪明。阎氏《疏证》者流,假设前提谓古文《尚书》“剥拾”先秦,而将其文对照诸经、诸子,凡见同异,无不用以证伪,纵推说繁密,终难脱枝叶之讥也。

  较之先秦子学,“书”固亦先存;诸子习“书”而相熏,因于各自著述每见《书》义。《史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见于他说”,有道实情。又参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人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再观《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又孔学未泛时之事。贤者修学、教化而外,习诗书以干人主取爵禄者也不少乏,或以王公、霸主僭越礼制、诗书祝赞。观《荀子》:“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并太史公言商鞅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事则无非尧舜禹汤文武,典坟以降。

  诸子学问,无不染“书”,所以孔子之《书》不免与诸子重义迭辞,何颠倒说《书》剽诸子耶。犹如《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原不待后儒充之以道家思想而得。不争,与疏导不堵旨归一揆,老庄遥师禹智显然大可。同理,该篇人心道心十六字训,原本通晓,儒、道、荀诸家各自引述申发,遂精微深邃有加。若黄宗羲《疏证》讲此:“圣人之言,不在文词而在义理。……如《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此岂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其不拘于辞而以义断,学风高标。史诗传代,各家取用,通义比辞固然,其辞或经后来润色,互见参差,未必不然;而诸子援引有存原态,亦在可然也。凡此之况,《书》之考据可资,又怎可妄断而加伪说。

  大体而言,史诗转商册、移周官,并且逸放;而周官再散诸子。而如太炎“九流皆出王官”,所言不过链递之后环耳,犹未尽其然。如东周之阴阳术数方技者流,不必尽出周官,却有兼承殷余逸学、巫流之处,唯其根源仍在商册。以此言之,则学术主流在官、在儒,而逸、巫、子学为支派,唯后者本自典坟,犹接旧统、存真言。此节攸关《书经》真伪有多,请再进说。

  《周书》载篇尝亟虑殷之遗士为患,然则侧窥商学乃非周官所能包笼;先于周官之学下移,商之册典已然矣。但其学不显,或隐于方巫,或一脉私援,姑且谓之“逸学”。该派有擅阴阳,因商士既脱离政治,便愈用力于玄思;若弄蛊惑者,则流品已下。如战国阴阳家所沿袭,乃可推由周官兼而巫逸。较之别派,阴阳家似与治道少干系,也无所谓经史教训;唯其学承渊远,崇古守旧,故考稽宜鉴之。中有高士,尤尚承帝道宏辞,洵非拘泥之辈可同日语矣。

  《汉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援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其义达哉。方术小巫易犯拘泥,乃逸学之流歧。唯阴阳学渊源致远,故其说相杂旧闻,诚有间可补《书》者,后文犹言此。尚如齐之邹衍,《史记》叙其言:“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果然近是。后学疑《禹贡》,尤诟历其九州,以为战国始具此念。然由邹言当知战国人已困学于先典,衍之大小九州相对论,适为解惑。

  并参《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此言九州庶与天地并宽。而《淮南子·地形》:“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并土,西南戎州曰滔土……”云云,该小九州也与《禹贡》相径庭。言袭万邦之代,辞义参差有如是,后之学但考稽通义是宜耳。

  《书》者代远事古,诗传口诵尔后载册。其教沃泽诸经,其学溉润百家。换言之,《书》乃元初之学,曾为百家共尊,其义是故宣于他经、诸子。如是则谈何古文《尚书》拼缀他著。如章太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之说也精,孔子修《书》不外守要之典,更以《孔传》之集要、精旨、联贯,可证其正宗本自。参《庄存与神道碑铭》载庄氏吁清廷不废古文:“《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固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言皆祖训史教,《书》之原本。又以《孔传》之大局、细节俱相契先古实况,而见古文经学曾考稽九流以补益儒典,尝有优胜于今文经之处。

  十二、以《君陈》见古文有优胜今文处,并存其赋体尤多

  《周书·君陈》有“孝恭惟孝”句,阎氏《疏证》以为《君陈》句式本当作三言,因举《公羊传》“赋乎贱”,《尔雅》“微乎微”,杨雄《法言》“习乎习”、“杂乎杂”等,并及汉晋以来各家类者数十言,实不厌烦冗;复比之《论语》“孝乎惟乎”,以谓《君陈》既为四言,则必割裂《论语》凑泊成文无疑。其判之枉也,洵不可思议:盖乃孔门师徒谙《诗》《书》,诵四言,遂换《君陈》而言“孝乎惟乎,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当然尔耳,晚《书》何豫事而遭窃剽《论语》判。至于汉文,已脱旧巢,句式自不似前,此又与《书》何干。阎文素誉考证精密,但炫毛羽而离脱骨干,时有见耳。当时曾为毛奇龄所难,阎不得已删己书弱半。不料后人辄信奉《阎疏》不违,亦怪哉。古人引书往往在大义,不必十足依其言,未尝有著权公约时也。阎氏抑周旋小节间,咬定《孔传》“改窜拆裂补缀”而求疵吹毛,何其固执狭想乃尔。而其说居然显世,尤古文几为废黜。

  旁参皮锡瑞《平议》:“阎若璩作《古文疏证》,攻伪《书》、伪《传》,毛奇龄为古文作《冤词》。人多是阎非毛,实亦未可概论。阎攻伪《书》、伪《传》极精,而据《蔡传》则误;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实,而一从《孔传》,此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言下之意《阎疏》除“极精”外别无长处,而其“精”,窃意半似“繁”之客辞耳。固然,得其相关资料之排比,后学有时可借力。事比中世纪之天文学地心说,算计曾精密无伦,竭力弥缝。然日心说出,以其简明,一扫前者之繁锁,岂不快哉。大道至简。

  《君陈》古文有,今文无,而《礼记》犹引其文。郑玄注君陈为周公之子,伯禽弟。又《书序》:“周公既殁,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东郊集居殷嗣,而周监之,欲教化成其周道,故以“成周”为地名。该篇大致呈铺叙赋体,现试列其诗行如下。疑其间有删缺,因其一时一地之政策,未必每适于后世之常治。且后学重理,也或有损益。第三章“我闻曰”三字疑错位,姑且移下八行,以从诗格,顺文意,尤全其第四章我、尔对言之格局。参观《汇纂》引班固:“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史,《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云云,可知旧载并非一律无可违也。而今、古两种文本都难全其原始态。

  全诗结于立德立名,乃“三立”之晓鸣,见个体与群体关系之最佳社会设计。自我实现以贡献于社会为前提,立德立功立言,必先利他尔后益己,“士”之仁道由此。

  《君陈》原文    《君陈》意译

  王若曰       周成王命曰
  君陈        周公子君陈
  惟尔令德      你美德孝恭
  孝恭惟孝      可承父遗志
  友于兄弟      友善于兄弟
  克施有政      以此宜参政
  命汝尹兹      命你治成周
  东郊敬哉      赴东郊敬职
  昔周公师      昔周公太师
  保万民       保民众利益
  民怀其德      民皆感其德
  往慎乃司      你去须慎政
  兹率厥常      循太师常法
  懋昭        发扬光大
  周公之训      周公之遗训
  惟民其乂      以民为邦本
  致治馨香      善政似馨烟
  感于神明      升闻达神明
  黍稷非馨      黍稷非嘉祭
  明德惟馨      明德尤祀献
  尔尚式时      你每当崇尚
  周公之猷训     周公之教导
  惟日孜孜      孜孜无倦怠
  无敢逸豫      不要图闲逸
  我闻曰       我听说
  凡人未见圣     人未见圣明
  若不克见      向往而不得
  既见圣       既已见圣人
  亦不克由圣     却未必尊从
  尔其戒哉      你引为戒警
  尔惟风       你是风掩草
  下民惟草      民众草顺风
  图厥政       谋划政事
  莫不或艰      经常遇艰困
  有废有兴      兴废扬抑间
  出入自尔      你把握分寸
  师虞庶言      师巫百官言
  同列绎尔      一体供斟酌
  有嘉谋嘉猷     有佳谋良计
  则入告尔      于是禀告你
  后于内       事内廷以敬
  尔乃顺之      依王意行事
  于外曰       向外公布
  斯谋斯猷      如此好政策
  惟我后之德     出我王大德
  呜呼臣人      呜呼臣子啊
  咸若时       都如这般时
  惟良显哉      邦与臣俱荣
  王(若)曰     周成王又道
  君陈        吾臣君陈
  尔惟弘       希望你弘扬
  周公丕训      周公之政业
  无依势作威     不仗势作威
  无倚法以削     不枉法苛刻
  宽而有制      宽不失原则
  从容以和      从容而政和
  殷民在辟      殷民触刑律
  予曰辟       我说当刑罚
  尔惟勿辟      你勿唯是听
  予曰宥       我说可赦免
  尔惟勿宥      你勿唯是从
  惟厥中       但求刑法公
  有弗若于      凡有违背你
  汝政        政令与规劝
  弗化于汝      不从你教化
  训辟以止      训与刑以止
  辟乃辟       当刑方用刑
  狃于奸宄      屡犯奸诈者
  败常乱伦      伤风败俗徒
  三细不宥      虽细节不饶
  尔无忿疾      你克制忿急
  于顽无求      对顽民无求全
  备于一夫      备善行一身
  必有忍       必忍耐待时
  其乃有济      政事遂转机
  有容德乃大     容忍德乃大
  简厥修       以美行选士
  亦简其或不修    也容忍差欠
  进厥良       提携优良
  以率其或不良    以率其后进
  惟民生厚      民本性涥朴
  因物有迁      但因事生变
  违上所命      或抗违上意
  从厥攸好      须从其所好
  尔克敬典      你克敬守法
  在德时       凡事则于德
  乃罔不变      世俗无不移
  允升于大猷     信若治道盛
  惟于一人      非仅我一人
  膺受多福      得宽慰多福
  其尔之休终     你也荣于世
  有辞于永世     更英名永播

  赋体既见如上,设若出东晋人采辑,其人何以不为文却为诗耶。《书》本诗史,《诗》《书》原来互称,说见前。先儒但区其功用、题材以分《诗》、《书》,曾未在意其体载也。俟传而再传,晋人早已无视《书》为诗赋,若出该时伪撰,古文《尚书》自当作散文,而其所以存赋体完善,诚续接先轨之故也。

  唯先时孔安国曾察觉书、诗之形、质相称,见《孔传》说《费誓》有:“足为世法,故录以备王事,犹《诗》录商鲁之《颂》”云云。然而《书》为上史,宜录王室之颂,有别于邦国之颂。若弃、契之颂所以在《诗》未在《书》,则缘虞朝尝以五帝系为正统,限于正史之体制故。而墨子称《颂》为《书》,语亦见前。非但《颂》之赋体类《书》(《鲁颂·閟宫》等尤是),《雅》之铺陈复多其例。如《小雅·雨无正》等等怨刺之篇,题材虽与《君陈》异曲,句法、章法则同工。相较之,则《君陈》“足为世法”,故在《书》;《雨无正》等“可以怨”,所以在《诗》。《书》、《颂》、《雅》皆赋史,参《语类》:“二典所记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滕》诸篇,其所纪理,或更岁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已具于编年之史,今不复见矣。”显然朱子已洞见《尚书》六体都传史,但未料其本身已然史诗乃据口传联缀,而非另据载籍也,《雅》《颂》恰证此。

  春秋战国,诸家沿《书》习惯,作文仍颇杂四言;至汉代,学者遂无分先籍之四言体何者为诗,何者为文,亦相关秦火之绝学及《乐经》之已佚。汉人事《尚书》,尝无论真伪,诗、文之分在汉时也无关宏旨,故其人做《尚书》章句得未贯体从诗也。而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也曾坏其体格。唯《书》之四言复警语世训,非同寻常散文,先达已然明辨,如张舜徽《爱晚庐随笔》:“今观所存伪《书》数十篇,其中格言名训甚多,必前有所承,非作伪者所能臆造固明甚”云。余少赴滇西“插队”,村人不识丁,唯多能以世训论理,以俗谚喻时事,更以农谚授田艺,原态风情,智慧充盈,每每叹服。吾读《尚书》,是故觉其味,顿生史诗口传之想。而朱熹屡言出孔安国诸篇者平白易晓,出伏生诸篇者则艰涩难读;今衡以史诗说,诚缘前者存赋体原状较善之然也。此古文优胜今文之尤也。其所以如此,犹因今文《尚书》之经由历代传学,诗格弱化;而“中古文”迳接祖师,晚《书》又直效孔安国,兼且古文家擅考据,并取补逸学、巫统,于是远代之体貌大具。夫事及古文之脉延,则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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