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扬忠良反“诲盗”——《水浒传》主题之我见
关于《水浒传》主题思想的研究 ,学术界众说纷纭 ,看似各有道理。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必须以一个确定的版本为基础才有意义。由于《水浒传》从史书记载、民间艺人流传，到各色文人手中加工润色，期间内容、主题变化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宋末元初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不同于元代水浒戏中的“水浒”，也不同于施耐庵（罗贯中）的本，后来比较流行的70回本、120回本以及100回本之间也存在着较大不同。此文谈论水浒之主题，我依据的是120回本。《水浒传》产生于汉民族沦亡在异族铁蹄之下的惨痛现实 ,其中掺入了很多作者对宋末奸臣当道的反思和批判，因而褒扬忠良义士就是作者借《水浒传》所要表达的主题。然而，由于前七十回对宋江等人横行江湖的描写太过精彩，以致一定程度上遮掩了这个主题，而成为一些封建文人眼中“诲盗”的作品，实在有违作者初衷。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写道：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可谓道尽题旨。弘扬“忠良”是一个绝对的主题，而被封建文人鄙弃的“诲盗”之说，只是一个不得已而流露出来的副产品。
一、对“主题“的观照
对“主题”一词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在我国古代文论中，虽然没有关于小说等长篇叙事作品的“主题”的论著，但却有李渔“立主脑”的一说：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悲欢离合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具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李渔《闲情偶寄》）
然而这也仅仅说明了古人为文是有自己的主观目的的，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作者都会寄予自己的意愿于其中。只是由于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不同，对作品的理解的偏差，作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便很可能会失真。再者，像《水浒传》这样的伟大作品，存在众多主题的包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此文从纯文本分析的角度介入，探讨分析作者所要表达原始主题。
二、对几种主要观点的评析
好的文学作品的主题总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部具有开辟作用的伟大作品，《水浒》主题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这也是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一个表现。学界对其主题争讼已久，自其出现至今提出了诸如“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说、“伦理反省”说、“讽谏皇帝”说、“复仇”说、“军事人才悲剧”说、“反腐败”说、“游民”说、“综合主题”说等等众多观点……各种说法虽然提出了一定的理由，但很少严格的考辩，尤其在封建时代及新时期以前，受道统观、西方人性论和阶级论等影响，有些观点在我看来至于滑稽，像“军事人才悲剧说”等。下面试图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较有说服力的观点的分析，论证本文观点。
1）“悲剧”说
金圣叹《水浒传序》说：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全书出现最多之文字乃“忠义”，贯穿宋江等头领的思想依然是“忠义”，何谓谬加？故此条不敢苟同）
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远之也者，天下之所共击也？”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解？“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何解？故本条亦不敢同）
宋江等一百八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此条更觉与原作相去甚远：宋江等人可称虎豹，难称豺狼；称贼，亦是忠义之贼；读者以及作者对宋江等人的遇难都是报以遗憾的，何来“万人亦快”？）
2）“诲盗”说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是书）不但邪说乱世，以做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树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情焚毁水浒传题本》，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诲盗”在很多人看来确实是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只是我们对作品的一个曲解而已，或者说是我们过多的关注了这些方面的描写，而没有全面关注作者所要极力宣扬的“忠义”思想。其中的叙述语之外，作者的评论及“诗证”，都在反复强调社会和人民对忠良思想的赞扬与期盼。
3）“农民起义”说
从解放后一直到现在，很多学者先后提出“农民起义”说或“农民运动”、“农民革命”等等学说。称《水浒传》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以文学形象为手段所作出的一个总结”；“雄伟的农民战争史诗”。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豫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均采纳了这个观点。根据小说中主要人物的阶级身份，以及他们为朝廷南征北战的事实，这个说法也是不确切的。
4）“忠奸斗争”说
金圣叹：“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则是乱自上作也。”（第五才子书·序）
官逼民反，奸逼民反，真正的忠臣义士在“水浒”，而权奸却在“中央”，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以宿太尉、宋江等为代表的忠良之士与以高俅为代表的四大奸臣的斗争，是全书描写的一个重点；揭露赃官奸臣害国误民，从而劝谕皇帝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很明显也是全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小说处处反奸臣而不反皇帝，这说明这部书是建立在封建道统观基础之上的。这个观点与本文“弘扬忠良”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对全书主要内容的简要回顾
小说绘声绘色的描写了梁山起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的全过程。其内容极为矛盾复杂，从它的结构可分为两大段。前七十回是第一大段。这一段主要写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抨击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残忍暴虐（主要是高俅、蔡京、童贯等高官以及镇关西、西门庆等恶霸，皇帝的过失则极力回避，从不正面渲染）和歌颂起义英雄的反抗行动（主要是各色人物的强大能力，写他们怀如此之奇才而不得为国效力，一则批判当全的奸臣，二则含人才当为国效力的潜台词）。书中首先出场的高俅，本是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球，被皇帝抬举做了殿帅府太尉职事。教头王进母子夜奔，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夫妇死别，杨志怀才流落，都是由于他的迫害。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更主要的是阶级内部的矛盾，我认为作者所主要想反映的是奸臣对忠义之士的压迫与残害）。金圣叹之所以腰斩水浒，保留这前七十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分内容之精彩，文笔之绚烂：他在《第五才子书·序》中说：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要，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后50回则文采不如前，可能对“忠义”的主题更加有碍，故而如此吧。七十一回以后，写宋江带领梁山全体英雄接受招安、出征辽国、南征方腊，是另一大段。宋江被招安以后，梁山英雄们始终受奸臣排挤、打击和陷害，虽赖宿太尉从中保护、斡旋，最终在“剿贼”战争胜利后，宋江等幸存的梁山好汉未主动离职归隐的，均被奸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非常鲜明地指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忠臣与权奸的矛盾的难以调和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欲报君为国的忠义之士的感情，其中很多描写确像金圣叹指出的那样“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
四、几个具体问题的理解
1）“替天行道”是替谁行道？高高飘扬在梁山“忠义堂”之外的大旗上写着的这几个大字，被很多梁山英雄引为准则的“替天行道”，在宋江等原朝廷官员看来，应是替宋朝皇帝行道，天即君主。对这部分人而言，在权奸当道时，上山落草也是报效朝廷的一种极端方式，因而他们念念不忘“招安”之事，他们的一些“反抗”行动，也仅仅是在为招安创造条件，时机一旦成熟，宋江便迅速被“招安”了。而在李逵等社会底层人、鲁智深等看破“朝廷”的本质的人看来，“天”是人民心目中那份朴素的惩恶扬善的感情，对被压迫人民发自肺腑的同情。这也是“招安”派与“反招安”派的不同与矛盾。最终梁山全体接收了招安，说明传统的“忠义派”占了上风。作者的意图还是在褒扬忠良，鼓励人民效忠于封建君主。
2）第七十一回排座次。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宋江，原来郓城县的刀笔吏，第二位的卢俊义上山前是大地主、员外，吴用是乡学先生、知识分子，关胜是巡检官、秦明是青州兵马统制。呼延灼是汝宁郡都统制，柴进更是后周世宗皇帝柴荣的嫡派子孙，可见，排在前面的大多本就是“朝廷中人”。其中有些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也有虚构的。如此写来，则还是对封建官吏的一种褒扬。写他们的接受招安，为朝廷南征北战，建功立业，本质上正是要宣扬“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第七十一回宋江语）。这还反映了作者的“弘扬忠良”的意图。
五、主题混乱的原因
1）最基本的原因还是流传历史太久，书成于众手，难免掺进各样思想，农民的、社会底层分子的、封建士大夫的、说书艺人纯艺术方面的考量等等。
2）写众英雄的活动与朝廷美善始终存在消除不了的矛盾。可能是出于说书艺人吸引听众的需要以及人民的主观愿望和想象，梁山英雄的反抗斗争被“大肆”渲染，写得异常精彩，非常有感染力，以致吸引了几百年的各色读者。其中作者不时的、有意插入的宋江等人的“招安”语、报效君主的话，则显得太单薄，甚至在某些时候看来有些造作，很难被读者所接受。故事的最后结局也很让人失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读者的感情。虽然这是由奸臣所致，不是君主的错误，但与前面的描写形成了强大的反差，不管是从阶级论还是人性论的角度分析，一般人都会否定招安，同情英雄们的不幸。这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悲剧”，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因宋江事史书记载并不详细，作者完全可以“翻案”，像中国古典戏曲那样，写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让梁山英雄皆得以功成名就，皇帝圣明，奸臣被革除。但是，作者选择了一个不是很完美的结局，这是有意“诲盗”吗？我认为，作者这样做的原因起码有两个：尊重长久的民间流传；更深层次上，还是在褒扬忠良。试想，宋江等英雄功劳如此之大，在那样的一个乱世，具备了独霸一方称孤道寡的实力，但他却选择了被“招安”；在既死之前，对朝廷、对皇帝还是痴心一片，忠心不改，死前依然在表白忠心：“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甚至担心李逵鲁莽从事坏其“美名”，将其毒死：“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同时，作者（可能也是民间艺人的观点）把一切怨恨、罪责都推在了奸臣身上，小说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有诗为证”：
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
奸贼阴谋害善良，共为谗语惑徽皇。
潜将鸩毒安中膳，俊义何辜一命亡。
奸邪误国太无情，火烈擎天白玉茎。
他日三边如有警，更凭何将统雄兵。
（均在第一百二十回）。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