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之雾,遍被士林

  中国的赌博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历朝历代,上至王侯将相,下到平民百姓,热衷于此道者不可胜数,就连自命清高的文人士大夫之流也往往难以免俗,何也?《论语·阳货》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既然连圣人孔老夫子都这样说了,后人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呢?至少,“博弈”总好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嘛。

  魏晋风度,始终为后来文人雅士所钦羡,就连赌博,魏晋名士们也表现出了后人所不能的潇洒倜傥,“东山再起”的谢安便是一例。据《晋书·谢安传》记载,晋太元八年,宣昭帝苻坚兵临淝水。孝武帝司马曜命谢安征讨。谢安侄谢玄问计。“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大敌当前,尤能静心豪赌,而且赢了平日里棋技高于自己的谢玄,既已赢了别墅,却又随手送人,可见其“士族风度”。然而谢安的举动不免过于“矫情镇物”,一旦得悉前线报捷,“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便原形毕露了。

  大唐盛世,国力雄浑,民风强劲,士林间弥漫着一股乐观、豪迈之风。李泽厚先生评价那个年代时说它“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唐文士仍然保存魏晋名士蔑视世俗、注重声名与追求现实享受等流韵余风,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大有差别。在盛唐文人那里,赌博已不是有些魏晋士大夫矫情与博取名士声名的工具,而是一种单纯的嬉戏与游乐,虽然大诗人李白与杜甫都十分欣赏刘毅那种“家无儋石输百万”的胆略和气概。“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李白),“冯陵大叫呼五日,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杜甫),但无论是骆宾王的“好与博徒游”(《旧唐书·文苑传》),陈子昂的“尚气决,弋博自如”(《新唐书·陈子昂传》),还是崔颢的“有俊才、无士行,好蒲博饮酒”(《旧唐书·文苑传》),都只不过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实表现。而这种“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杜甫),“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的趣味,又是何等的畅意啊!

李清照《打马图》

  到了宋朝,宋、辽、金各个朝廷都颁布有相应的禁赌律令,但赌博之风不但禁而不止,反而更加昌盛起来,原因是各处皇帝均有喜好赌博的,上行下效,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在当时,弈棋赌是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两宋时期最流行的棋类是象棋。宋朝皇帝大都喜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王安石也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其诗曰:“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宋人好赌,不但宋徽宗、王安石这样的王侯将相如此,就连给人感觉弱不禁风、吟唱“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李清照,也曾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李清照甚至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有《打马图》一书传世,其中曰:“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对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然而,李清照之所以著《打马图》,并非由于痴迷此道,而是“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为了打发流亡途中的无聊日子而已。她甚至还将打马赌棋与抗金相比:“谁能致敌千里,但愿将象过淮水。”

  打马赌棋,对女人来说,始终稍显“粗俗”,大词人易安居士,除了打马之外,更有“雅赌”的经历。和《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写道:“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赵明诚尚在时,夫妻赌书泼茶,何其快乐,然而一旦斯人先逝,国家倾颓,纵然有这样“雅赌”的兴致,又有谁来相伴呢?数百年后,纳兰容若怀念亡妻时,仍不自觉想起了这个典故,“杯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写出来的,却是另一种凄凉。

  在赌博形式与规模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麻将逐渐占据了不可撼动的中坚地位,“修长城”成了国人最热衷的活动之一,梁实秋先生就曾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文人也是人,当然也不能免受堪称“国赌”的麻将之吸引。梁公启超就是“麻迷”一个,他炫耀打牌可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讲的是麻将桌可以启发灵感,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这样的名言,也只有“久经麻场”的他才能讲的出来。

赌坊

  麻将之乐,在于参与,听说看也成瘾的,就少见了。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鼎鼎大名的胡适先生,偏偏就属于此类。胡适的兴趣在于看,看庄家,看对家,看出牌,看进张,惟独不看时间,管它深更半夜还是通宵达旦,非得看出输赢不可。但他虽瘾大,却属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类型,始终保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风范,坐看云起,隔岸观火。即便是“三缺一”的危难之际,他正襟危坐也不显身手,哪怕是死拉硬拽请他当“替补”。也比赶鸭子上树难。胡适的专长在于评,一局下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总要大谈阔论发表感慨,“麻将中有鬼”就是他看出来的哲理。

  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赌博既然有其吸引人之处,必然是不分时代国界,都有人沉溺其中。不独国人如此,俄国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嗜赌成性。他不仅将稿费积蓄全部输掉,还把妻子的结婚戒指、衣物统统拿去当铺换钱赌博。他赢了钱就兴高采烈,输了钱就非常痛苦。从赌场回来,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焦躁不安,有时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甚至精神恍惚。碰到再也拿不出钱去赌,又借贷无门的时候,他便陷于极端绝望和可怕的抑郁之中,跪到妻子脚下放声大哭,谩骂自己是恶棍,乞求饶恕。赌场上的挫折大大破坏了作家的情绪,再加上输钱给生活带来的困窘,他坐卧不宁,无法安心从事写作。用中国人的话形容,“玩物丧志”是最恰当不过了。

  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赌场惨败后向妻子要钱时,由于内心的自责而感到巨大的痛苦,以致他保证今后一定痛改前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四次出国,一次也没有去赌博,这位文学巨匠终于摆脱了赌博的沉重锁链。国人常用“浪子回头金不换”来形容其罕见与珍贵。陀思妥耶夫斯基固能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但因沉溺赌博而自暴自弃、丧失前途而不自知者,古今中外,不知几多也?

(摘自《品品文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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