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岭与《梅花岭记》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二十二
梅花岭，在名城扬州西北的古城河边，本为疏浚河道堆积泥土的无名之所，自从三百多年前，它与一个响亮的名字——史可法连到一起，这里就成了民族气节的象征和爱国志士心中的圣地。如今，岭头红梅似火，似乎还在幻化着那血流飘杵的“扬州十日”，岭下史公祠内的阵阵松涛，似乎还在回响着史公那“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慷慨之声。
史阁部与“扬州十日”
公元1644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上正是风云遽变、天崩地解之时。4月25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闯王”李自成则毡笠缥衣、跨乌驳马率领一伙“流寇”进了北京，建立了大顺朝。5月27日，吴三桂迎多尔衮入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从此加载史册。6月3日，李自成退出北京，半个月后，被歼于湖北九宫山。6月19日，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神宗之孙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年号弘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短暂、也是最腐朽的南明王朝。弘光从6月19日称帝到1645年6月8日南京陷落被俘，前后不到一年，他本人更是历史上少有的昏庸之君，就在李自成余部未平，清军又大举南下直逼淮、徐，国势风雨飘摇之际，他却在南京大修宫殿、沉湎酒色，终日“惟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朝廷大臣更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醉生梦死的同时，更将明季的党派纷争带到小朝廷之中。马士英、阮大铖等把持朝政，借江北四镇压制东林余党，并将小朝廷中唯一的砥柱史可法排挤到江北督师。此时，屯兵武汉牵制清军中原主力的左良玉，因不满马士英专权，则不顾国势倾危，以“清君侧”为名倾兵东下，讨伐马士英。5月8日，左军打到安庆；9日，南侵的清军即倾巢出动由泗州渡淮，而驻守临淮、淮安的刘良佐、刘则清两镇，则听命于马士英，以南下保卫国都为由，将江北要塞拱手相让于清军，转而去对付左良玉。面对唯马士英之命是从、内战内行的江北四镇，身为督师的史可法实际上已无师可督，只好率本部的三千士卒退守扬州。13日，清军包围扬州；14日，弘光帝才召见群臣商讨御敌之策。有大臣提出“淮扬最急”，建议调兵增援，然而将朋党之争看得高于一切的马士英却“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在朝堂上嗔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于是，史可法血书的求援信被丢到了一边，而驻守在庐州、防卫滁、和等十一州县的黄得功却在此时接到命令移防芜湖，阻击左良玉东下；此时的扬州守军，只有史可法带来的三千士卒。无奈之中，史可法只好命驻守在白洋河、和扬州成犄角之势的刘肇基部四千人退守扬州。就这样，扬州守军仍不到一万，而包围扬州的却是清军主帅多铎亲自率领的十万主力。况且，扬州四面被围，援兵无望，清军一心攻城，无腹背受敌之虞，扬州的陷落，已是早晚之事了。
面对如此孤危之势，史可法表现出中国士大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刚勇之气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正之节。一方面，他发布文告，力图安定已涣散的人心；同时加固城防，准备决一死战；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大厦将倾，作好尽节的各种准备。大战之前，他即召集部将，表明自己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为了不致于在城破时落入敌手，他事先请求部将在他自杀时帮忙将他刺死。当副将军史德威愿当此任时，史可法高兴得将史德威收做义子，并写信给母亲，请将史德威谱入诸孙中，可见他对能尽节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而且是非常认真的。与此同时，他先后写了四封遗书，给母亲、夫人、叔父和兄弟交代后事，其中4月21日给母亲、岳母和夫人的信中说到大势已去，早晚必死，诀别双亲并鼓励妻子与自己一同尽节。至于清军围而不攻的原因，亦主要想诱降史可法。因为多铎深知史可法系南明人望所归，史可法一降，即可兵不血刃收取江南。多铎先后派降将李遇春等五次持书招降，史可法则或是用箭射退、不让进城，或是当众烧毁来信，以表其志，使扬州军民深受感动，因而此时的扬州虽势单力薄，却同仇敌忾，杀伐之中，往往“薄有斩获”。就在21日这一天，甘肃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凤歧率四千兵来援，这本可以增强扬州守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可是这两个懦夫一看扬州周围的形势，不但不协助抗清，竟然想用武力胁迫史可法一同降清。此时史可法已无力镇压这伙叛贼，只能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并听任其自便。李、高见史不为所动，又怕被市民知晓此事，便连夜率部缒城降清。此事对扬州军民来说，在兵力和士气上都是个打击。
4月24日，清军开始攻城，以“红衣大炮”猛轰城墙，铅弹如雨，“小者如杯，大者如垒”。城堞轰塌之处，史可法即帅兵民冒着炮火填修，砖石用尽后，即以草袋装上泥巴堵上。终因众寡悬殊，退守旧城。多铎占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在此危殆之际仍不为所动，决心以身殉国。多铎见硬攻难破，遂于25日命士卒改着明军装束，打着黄德功部旗号，诈称“黄爷兵到矣”，守城将士误以为真，开门迎接，清兵“猝起杀人”，城方为所破。城破时，史可法见大势已去，欲拔剑自刎，却被诸将抱住，史可法大呼史德威相助，德威却哭着不忍举刀。于是被诸将拥行突围，行至小东门，清兵如潮水而至，可法不忍军民被戮，挺身向前，大呼：“我史阁部也”，于是被俘。史可法被俘后，多铎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史可法严加拒绝，说：“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于是被害于扬州南城楼，时年44岁。随史可法殉难的，还有副使马鸣騄、太守任民育、都督刘肇基等十八人。城破后，都督刘肇基帅残部四百多人，奋勇巷战，血溅满街，无一人投敌。清军攻下扬州后，从4月25日至5月5日，十日之中，大肆烧杀，以泄其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当时的被害人数，椐和尚的“烧尸符”说是数十万人，《南明史略》说是八十万人，民间更是传说扬州被屠成一座空城，“仅剩贾家、马家五十三口”。居民王秀楚一家八口，虽多方逃避，也被杀的只剩下三人。他有一篇《扬州十日记》，逐日记载了他亲历的清兵屠城时的情景，其中的第三天、第四五天是这样的：“初三日，天晴，烈日蒸曛，尸气熏人，前后左右处处焚烧，烟结如雾，腥闻数十里”。“初五日，幽僻之人始稍出来，相逢各泪下，不能出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装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虽不操戈，然各持槌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于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劫。”
清军的暴虐行为当然激起了扬州一带民众更加剧烈的反抗清军的暴虐行为当然激起了扬州一带民众更加剧烈的反抗，而史可法自然是一面旗帜。当时扬州就传说城破时史并未被俘，“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全祖望《梅花岭记》一些志士更是假借史可法之名，聚集百姓继续抗清。扬州城破一年后，庐州人冯弘图借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十天之内就攻下六安、英、霍诸县，周围百姓云合影从，皆以为史可法未死。三年之后，盐城又有人借史可法之名以抗清，其声势曾“声震白下（南京）”。另有浙江人厉韶伯，曾做过史可法的幕僚，与史身材、面貌亦相似，于是又冒史可法之名，召集敢死者数百人抗清，曾连续攻破巢县、无为等州。到后来，连清军也将信将疑，怀疑史可法是否死去。《小典纪年附考》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中志士孙兆奎反清兵败被俘，审问他的是洪承畴。洪承畴原是明朝名将，曾被崇祯派往辽东督师。松山一役，洪承畴被俘降清，外界则传闻洪为国殉难。洪与孙曾是好友，此时洪已成为七省经略，他问孙：“先生在军中，可知扬州史可法果真死了还是未死？”孙趁机挖苦道：“经略公从北来，可知松山督师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未死？”弄得洪承畴羞愧难当，立即吩咐将孙处死，可见史可法的精神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和震摄作用。方东树《书史忠正公家书后》也记载了相类的一件事：庐州人冯弘图兵败被俘后，坚持说自己就是史可法，弄得清将也将信将疑，只好将史可法的亲属押来辨认。被押来的史公亲属中有位守寡的八弟媳，因有姿色，“奸人聂某见而艳之，欲强取之以媚大帅”，结果夫人自毁其容，自杀而死。可见史公忠义，烈及一门。全祖望的《梅花岭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并称赞她“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梅花如雪，芳香不染”。
正因为史可法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为了安定人心、稳住东南，必须要对史可法作出旌表之类的行动；全国统一，政权稳固后，当然更需要提倡史可法这种忠诚和献身精神。因此，为史可法建祠、对其旌表、褒扬，已成为当时形势之必需，后来国家长治久安之必要，所以多铎在“扬州十日”后封刀不到一个月，即下令修建史可法祠，并“优恤其家”。乾隆南巡时，也到史可法墓前吊唁，并谥以“忠正”，又赐匾额“褒慰忠魂”。同时又将降清的洪承畴、钱谦益等列入“贰臣传”。可见一个人只要行为端方、忠烈正直，不仅能获得百姓的敬仰和爱戴，也会获得对手的礼遇和尊重；一个政权、一项事业在创立的过程中也许需要奴才和内奸，但要想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最终还是需要忠诚和才干。
梅花岭和史公祠
梅花岭在何处？历来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梅花岭在扬州城北的护城河边，当时并无岭而是一片农田。明代万历年间，扬州太守吴秀睿疏浚护城河，将挖出的淤泥堆积于此形成小丘，旧名土山，而后人们在土山上广种梅树，于是得名梅花岭。另一种说法是扬州北门外古代就有一个梅花岭，但确切地址已无从考察。清初，人们在重宁寺旁小丘种梅，遂以古代梅花岭之名称呼它，以此得名梅花岭。第三种说法是史可法归葬时并无此岭，梅花岭是后筑的。是寺庙僧人在附近土丘上筑亭种梅，世人称为梅花岭。现在介绍扬州风物以及史可法忠烈祠的一些历史旅游书籍，说到梅花岭来源时皆采用第一种说法，刻意回避或隐去第二、三两种说法。究其原因，我想这可能与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有关。因为在《梅花岭记》中，记载史可法给养子史德威的遗言中就有“我死，当葬梅花岭上”。如果史殉难前并无梅花岭，岂不让人对这篇千古至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甚至有损于史可法的英烈形象吗?根据相关资料，我倒是倾向于史可法尽节时当地并无梅花岭，史可法说这番话的可能性也不大。其一，史可法一直想在百年之后葬于安徽凤阳，追随高皇帝朱元璋于九泉。因为史在安徽为官多年，对淮北一带感情颇深，就像王安石愿葬于钟山而不愿归葬家乡一样。另外能随侍高皇陵寝就像绘图麒麟阁一样，这是对大臣的最高褒奖、也是为臣百年之后的最大追求。更何况在明王朝风雨飘摇，史可法要表露对朱明王朝尽忠尽节之际；其二，如上所述，为了安定人心、稳住东南，多铎在“扬州十日”后封刀不到一个月，即下令修建史可法祠，并“优恤其家”。祠建在大东门外姜家墩，而并非是梅花岭。如果史可法有遗言葬梅花岭，多铎既然为此建祠，这个遗愿自然也会尊重的。其三，大概是出于对全祖望和《梅花岭记》的回护。全祖望为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专研宋代和南明史事，表彰忠烈、指斥奸佞，是一个很有气节和操守的士大夫，其散文《梅花岭记》、《梨洲先生神道碑》等皆是表彰史可法、黄宗羲等抗清节烈之士。人们大概不愿看到这篇名文的瑕疵。实际上这并不算什么瑕疵，因为他是篇文学作品人物传记，而非历史史料，而人物传记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是允许进行文学加工的，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无不是如此。
史可法归葬梅花岭则是在初葬一年多以后，梅花岭的落成，大概也就在这段时间，这与第二种、第三种说的“清初”在时间上也相符。据徐鼐的《小腆纪年附考》，史可法殉难后，史德威多方寻找史公遗体而不得，历时一年多久终无所获，只得于第二年（公元1646）清明，将史公曾穿戴过的衣冠和使用过的象笏改葬于梅花岭，实际上今日的梅花岭史可法墓乃是一衣冠冢。史德威等史公亲人将史可法改葬于梅花岭，大概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史可法的遗体始终未找到，多铎所建为祠堂，并无墓穴，况且多铎当时所建之祠乃是征用民房草草改建而成，又是由杀戮者所建，在这是史公亲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所以在形势稳定后必然在祠之外另觅地建冢；二是历史上的梅花岭是是宋末抗元英雄李庭芝、姜才祠堂之所在。公元1275年4月，元右丞相阿术率军南下包围扬州，李、姜二人率众在高邮、泰州一带军民支持下，前后坚持达14个月之久，其中阿术多次劝降，均不为所动。甚至在南宋灭亡后，元军持恭帝的诏书命降，他二人仍拒不投降，结果战败被俘，英勇就义。扬州人感其忠昭日月，在梅花岭畔建“双忠祠”以纪念。史可法当时的境遇，与李、姜二人相类，所以葬于梅花岭，也可使英烈们相隈相伴。二是此地名梅花岭，岭头盛开梅花。梅花不畏雪压霜欺，傲然挺立，自古即是高洁的象征。史葬于此，正可让碧血梅花伴忠魂。据王振世《扬州揽胜录》：明代梅花岭头之梅多为春梅，梅开如雪。既为史公祠以后，岭头之梅多为冬梅，梅开如血，这大概也是扬州民众对史可法无声的仰慕后和咏歌吧！由于祠、墓不在一处，墓又属私建，所以衣冠冢前十分荒凉。雍正末年，邑中名士刘重选得皖籍盐商马曰管兄弟帮助，在岭下建书院，取名“梅花书院”，史可法衣冠冢才得以修茸。书院取名“梅花”，其中深意亦不言自明。官方在梅花岭建史公祠墓，始见诸于文字的是两淮盐运使程仪洛的《重修梅花岭明史阁部督师祠墓记》，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史公祠墓的格局和修建的历史过程。记中告诉我们：梅花岭的史可法祠墓虽不知建于何年，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程仪洛曾代表官方修茸过一次。此时，史可法已得谥号“忠正”。史德威晚年回山西养老，但其子孙在康熙、乾隆年间不断来梅花岭给史公扫墓，并向当局请求扩建史公祠。也许正是民间的不断请求，才导致乾隆三十九年扬州知府谢启昆重建史公祠。此番重建在周围筑了七十多丈长的围墙，内部也进行了清理，四周种上了梅花。谢启昆有篇文章记叙此事，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乾隆后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出现了史称的“乾嘉盛世”，此时，清廷一方面对当年降清的明臣进行贬辱，将钱谦益等列入“贰臣传”，并将其著作《初学集》毁版，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则大力褒扬为明尽节的志士仁人。乾隆四十二年，乾隆为史公祠御书匾额“褒慰忠魂”，并赐诗一首：“纪文曾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凡此无非励臣节，鉴此可不慎君纲？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命复书画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扬”。诗中提到的“像”与“牍”是指侍郎彭元瑞、学士于敏中等搜集呈上的史可法画像和文集；“纪文曾识一篇笃”则是指弘光元年史可法答复清摄政王多尔衮的拒降书。乾隆的这首诗晦涩而多语病，实在不敢恭维，但其目的却非常显豁，那就是提倡“臣节”。
乾隆还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明臣史可法复睿亲王书事》，叙述他命儒臣搜寻这篇复多尔衮书的经过，对史可法的“臣节”大赞扬，说自己对这封书信一读再读，可惜史可法的忠心，那个胡涂的南明福王却不能领会，有这样忠诚而又有才干的大臣却不任用。这位“明君”要达何目的，再明白不过了。皇上带头表彰，群臣自然蜂拥而上，一大批“应制诗”纷纷出笼，不过目的已不是仰慕史可法，而是借此向皇上表忠心了。按乾隆谕旨，他的御制诗、书以及群臣的“应制诗”皆在史公祠刻石，“以彰后世”。史可法的文集也由乾隆下令刊刻印行。
嘉庆、道光年间，史公祠未作大的修茸改建，只稍有增饰。咸丰年间，史公祠又遭一次大的破坏。咸丰三年（公元1853），太平军林凤翔、李开芳部攻入扬州，史公祠在战火中迭遭破坏：殿堂亭阁被焚烧一空，祠内保存的史公家书和刻石，也尽数被毁。直到同治五年（公元1866），湘军统帅曾国藩在收复南京、荡平太平军后第二年，为了收拾人心，“表扬尽节效忠之士”，方对史公祠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将“朽折者、桡坏者、黮黓者、委迤者，翼之、甓之、楹之、堵之、封之、植之，别布平砥方石飨堂前墀百余尺，祀事趋拜，免飨者泥泞患。计周墓门及肩，直墓道，前缘庭为堂，堂西别院为飨堂。”同治以后，史公祠屡遭兵燹和动乱但亦代有修茸，曾公所筹划的格局和规模，一直保持到今天。
今天的史公祠外城垣，已变成宽阔的“史可法路”，路与祠之间是垂杨倒映的护城河，一座白石小桥横跨其上，将祠与马路相连。史公祠内的建筑主要有飨堂、衣冠冢和祠堂三部分组成，中有庭院、碑林、亭阁相连。飨堂前有一门厅，现为游人进出口，门厅上有一楠木匾横书“史可法纪念馆”六个镏金大字，为朱德所书。门厅正对飨堂，中有一庭院，中间是一丈多宽的砖石信道，两旁有两株高大的银杏，经过太平军的战火和抗日烽烟的洗礼，至今仍枝繁叶茂，犹如史公青春永存。飨堂两边的廊柱有一幅楹联，词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复古处，梅花冷艳伴孤忠”，为浙东人朱武章所撰，词义苍凉而慷慨。飨堂中央是史可法的塑像，身着明朝官服，头戴乌纱，正襟危坐，眉宇间一股刚正凛然之气，两边有一篆书对联：“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丹徒严保庸太史撰，仪征吴熙载书。文信国即文天祥，文曾封信国公。椐《明史。史可法传》：史母“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武乡侯乃诸葛亮封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更是世人皆知的。这幅对联用“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来概括史可法一生，确实是再准确不过的了，况且，此联对仗又工稳，所以被称为“空前绝后”之作，据说文章名家梁章钜拜史公祠，欲为之撰联，见此联后遂为之搁笔。塑像两旁还有一联，为郭沫若所撰：“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飨堂后面即衣冠冢。墓前有一砖石牌坊，上书“史忠正公墓”五个隶字。坊下三门，均设半截木栅；坊柱下有一对小巧玲珑的石狮，据说是宋代遗物。衣冠冢东西俱有矮墙，与后院墙相连，使墓单独成院。冢为封土墓，约两丈见方，墓台四周长满茂密的茜草，经冬不衰，四季长青，人们谓之“忠臣草”。墓台前面左右植松柏，后面植红梅，意蕴坚贞与泣血、时局艰难与威武不屈之意，墓台前两棵银杏树之间有一碑，题为“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之墓”，为“文革”后所立。衣冠冢东西各有一月门，通往后院。东月门外的梅花仙馆即当年梅花书院的遗址，所以又称读书楼。现为碑林，墙上嵌有乾隆与彭元瑞等臣的瀛台唱和以及古今名人咏歌史可法的多块碑刻。我最欣赏的倒不是那些咏叹臣节的古风律绝，而是今人题的九字赞语：“史可法，事可法，人可法”，汇史鉴、人品、姓名为一炉，语语双关又通俗浅切，内涵则深沈而隽永。仙馆两边的廊柱上悬一联，为清代名诗人王士祯所撰，曰：“竹覆春前雪，花寒劫外香”，亦是语意双关。园内遍植冬梅，梅丛中有一块高大的太湖石，空中而多窍，玲珑剔透，据说是宋徽宗时“花石纲”的遗物。
飨堂的右边即是祠堂，所谓史公祠，原本专指此。祠堂正南有一门楼，下面是四扇装饰着梅花形铁环的黑漆大门，这本是史公祠正门，今已闭，皆从左面飨堂的门厅进出。祠为三楹，中间一楹高出两厢约三尺，堂中间供着史公的神主和肖像，左右悬着何绍基撰的对联：“公去社已屋，我来正梅花”。椐《扬州览胜录》，原来东西两楹还供有与史可法同时殉国的文武将士牌位，今已无存。堂内东壁上挂着史公生平年表，西壁则恭抄着全祖望《梅花岭记》全文。堂内的橱中则陈列着《史可法集》、《小典纪年》、《扬州十日记》等文献，以及蔡廷锴、赵朴初等人的词、联，其中赵朴初题的是一首七绝：“江左文恬与武嬉，当年急难几男儿？朋争族怨今陈迹，独耀民魂史督师”，感慨颇为深沉。祠堂内的两幅史公手迹，尤为引人注目。其一是拓片，曰：“自学古贤修静节，惟应野鹤识高情”；另一是手书：“润雪压多松偃蹇，崖泉滴久石玲珑”。此为史公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题镇江焦山大明寺画志之亲笔，极为难得。两幅手迹，一似节士，刚劲浑厚；一似文士，潇洒飘逸，正好代表了这位进士出身的兵部尚书的外表和内心。祠堂外面的八扇镂花大门两旁，悬着转运使姚煜的长联；廊柱上则是张尔荩的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祠堂的后面，即是梅花岭。岭头有一亭，曰梅花亭；岭下有一阁，曰晴雪轩。轩前有一株古梅，树龄已二百多年，仍枝繁叶茂，落瓣如雪，晴雪轩大概因此而得名。轩前的楹柱上悬挂着史可法自撰的联句：“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堂内正中墙壁上嵌着史公手迹的三块石刻：上面一块是弘光元年守扬州时写给母亲、岳母、妻子的遗书，下面一块则是著名的《复多尔衮书》。正因为此轩存有史公遗墨，所以又称遗墨厅。轩东有一碑碣，刻有程仪洛的《重修梅花岭明史阁部督师墓祠记》，轩西的松林中有一尊铁膛炮，曰“大将军”，据说是史可法当年守城所用。沿着岭下的石砌小径登上岭头的梅花亭，放眼四望，只见岭上岭下红梅似火，腊梅如雪；飨堂、祠堂、衣冠冢掩映在松竹翠柏之中，伴着阵阵松涛，似乎又传来史公在扬州城头那振臂杀敌的慷慨之声；岭头的红梅，又仿佛幻化出忠烈从容就义时那不屈的身影。惟有护城河外史可法路上的车水马龙，鼎沸人声，提醒着凭吊者：现在已是天下一家、五族共和，史公已逝去三百五十多年。
扬州“史可法纪念馆”正厅
梅花岭下史可法墓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