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序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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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荣新江著,中华书局2018年6月第一版,56.00元

  去年秋天,在我的一再怂恿下,新江兄的第一本序跋集编成了。2000年之后,我就没有做过责任编辑的工作,这次决意借机重操旧业。

  新江兄在为本书撰写的短跋中说,本书“主要内容是对学术理路的追求,以及和作者之间的友谊”,所以用“学理与学谊”来为这本序跋集命名。本书上编是为他人著作和他主编之书撰写的序文,下编是他自己历年著作的前言、后记,总体而言,既有对自己研究旨趣、治学历程、学术因缘的记述,也有对相关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方向的研判,当然还有对每一本书的内涵揭示和得失评鉴。在我看来,序跋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书评,如果将这本序跋集与新江兄历年撰写的大量书评合观,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他的主要学术面向和学术历程,体现了他对学术理想的有意识表达,以及他对具体学科走向的自觉要求和干预,具有非常典型的方法论和学术史的价值。

  古人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在现代学术体系下,一篇序文最基本的目标,是基于对相关学科内在理路的梳理,对这部书给出恰当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定位,这就是所谓的“学理”。细读新江兄的这些序跋文字,我体会,所谓“学理”至少应包含四个层面:首先是所在学科的学术脉络和方向;二是所序著作的学术贡献和定位;三是所在课题的学术理路和构想;四是体现基本的著述要求和学术规范。而所谓“学谊”,显然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和友情,作序的缘由基于此而不限于此。新江兄为之作序的作者,主要是跟随他治学的年轻学者和他的学生,因为学业和学术而交集,因此这里所谓“学谊”,我认为至少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对作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直接参与、构建和指引;二是对作者学术经历和学术传承的体认和梳理;三是基于相互认同的对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每一本书,都有新江兄的影响、参与,甚至主导,就此而言,“学理”与“学谊”是交错的、二而一的关系,与当下时风渐染的吹拂推挽不可同日而语。

  本书所收60篇序跋文字,涉及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史、隋唐史、长安学和中外关系史等多个领域,每一篇序跋各有各的对象和语境,但作者关注的始终都是学术的方向性问题。这里仅以敦煌学为例。新江兄1980年代初就跟随张广达等先生治敦煌学和中外关系史,从手摇缩微胶卷阅读机,到遍访世界各地敦煌馆藏,对文献整理的重要性和资料积累的难度体会深切。“过去,我曾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访查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典籍,其过程既有不少心酸的经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中华古籍特藏保护展览随想》)。“我从进入敦煌学门槛以后,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抄卡片,每当见到一本敦煌学的书刊,往往是一边翻阅,一边把何处研究哪一号写本抄在卡片上,日积月累,有十余盒之多。到了后来,这些卡片在研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申国美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序)。但是新江兄不囿于文献整理,一直致力于敦煌学的转型与扩展,他在《〈敦煌讲座书系〉总序》中说:“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在21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近十几年来海外所藏敦煌文献集中影印,各种分类校录本陆续完成,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局面,他利用各种机会,呼吁敦煌学的研究要实现“从文献到历史”的转折,希望年轻学者能够根据丰富的敦煌文献,结合某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来阐释有关的政治、宗教、性别、医疗等方面的中古史,以此来说明历史演变的情景(余欣著《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序)。从敦煌吐鲁番学到中外关系史,所涉及的学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伴随着近百年来新材料的发现而逐步形成,并成为国际显学。但是“不因为新材料而张大其词”(孟宪实著《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序),新江兄对此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要承认,不论是传统的文献材料,还是陆续发现的文书资料、最新的考古文物,都有各自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必须清楚我们自己的局限,注意自己的方法,尽量多地把各种各样的信息放到一起来研究。”(《粟特人在中国》前言)在《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自序中他说:“面对着突飞猛进、玉石混淆的敦煌学的现状,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形式的文章,大到一篇专论,小到一个脚注,来表彰先进,黜退陈腐,使敦煌学健康地发展。”

  本书所收多篇新江兄主编之书的序跋,涉及历年来他暂时搁下个人研究,投入精力,主持的多项集体项目,包括历时多年的新获吐鲁番文书整理、大唐西市博物馆墓志释读,还有“粟特人在中国”这样的专题研究、向达先生遗著的搜集整理,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奉献和担当。而这一点更集中地表现在新江兄创办并主编《唐研究》长达23年的坚持中。一个颇有意味的巧合是,本书上编以《〈唐研究〉弁言》开篇,以《〈唐研究〉第二十三卷编后记》收尾。《唐研究》是当下中国学术罕见的清流,为中国学术树立了典范,以学术为业,因学术结缘,“用苦行的方法给别人做前行的路石”(广中智之著《汉唐于阗佛教研究》序),我认为,正是“学理”与“学谊”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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