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谁更“圣”
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千古定论，谁更圣，还需要讨论么？
然而认真读过《论语》和《孟子》，联系孔子与孟子各自的经历，才发现，孟子的许多思想认识和语言表述，其实都远远优于或深于孔子。
孔子的一生，极度关心国家大事。他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之道。以世俗的眼光看，简直是个官迷。但孔子想当官的目的，不是为了捞好处，不是为了发横财，纯粹是为寻找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途径。也因此，他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深入思考，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见解，渐渐地就有了些名气。然而仍然没有受到有关部门或领导的赏识和重用。30岁那年（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带着大夫晏婴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接见了孔子，并且与他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大问题。能够被外国元首点名召见，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孔子很看重，将其视为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后来他总结说“三十而立”，“立”什么，大概是指表达观点的话语权吧。后来因为祖国发生内乱，孔子逃往齐国避难。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孔子当然经过了认真思考和盘算，因为当年齐景公曾经接见过他，估计临走时也做过“有事来找我”之类的承诺。孔子到了齐国，果然受到景公的赏识和厚待，又正儿八经地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面对国王，说要把您老人家放在第一位，这话使得齐景公心花怒放。一高兴，就想封给孔子一块田地，但却被晏婴阻止。尽管没有得到封地，但孔子依然过得很愉快，远离战火，听着《韶》乐，如醉如痴，竟然三月不知肉味。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齐国的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赶紧向齐景公求救，可是景公这时却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是何等聪明之人，一听这话，知道人家不喜欢自己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好仓皇逃回鲁国。一直熬到51岁上，鲁昭公去世，弟弟鲁定公即位，他比较赏识孔子。第九年上，孔子好歹被安排了个中都宰的官。幸好那时没有内退制度，孔子赶了个仕途的末班车。如果放到现在，孔子一生的政治抱负只好烂在肚子里了。或者像辛稼轩所言“却将万卷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治理中都一年，因为政绩突出，孔子被提拔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得以大治。可惜因为与当权者发生矛盾，孔子受到冷落，万不得已，孔子又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也就是说，孔子当公务员的时间满打满算，仅仅4年。从此，孔子再也没有踏进仕途一步。他的政治生涯就此打住。
由此可见，孔子并不以政绩胜，他的最为后人敬仰的地方，是他的教书育人。
孟子是孔子学说最重要的继承人，但他却不是孔子的亲授弟子。因为孟子出世时，孔子已经去世了将近100年，连孔子的弟子中也没有一位还活着的。有人说孟子是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据杨伯峻先生考证，没有这么一回事。孟子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司马迁《史记》中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估计未必是个大师级人物，否则孟子不会不拉他增加筹码。
孟子的最大成就是著书立说。
同孔子一样，孟子也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最得意时，还曾在齐国为卿，属于“上大夫”，是标准的高干。孟子倒是经常受到一些国家的首脑或重要人物的接见，并且向他讨教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策略。这时候，孟子就趁机大谈他的政治主张，竹筒倒豆子，实实在在。那些国君啊大臣啊，听得头像捣蒜一般，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孟子忙活了大半辈子，人家也不任命他个重要官职，更别说“一把手”了。于是到了晚年，孟子终于悟出，那些人是在应付自己，对他的意见并不买账，于是退而著书，以《孟子》七篇传世天下。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自己也自以为是孔子之学的继承者。但是因为时代从春秋跨入了战国，形势发生了变化，孟子对孔子的学说不但有所取舍，而且有所发展。以今衡古，孟子的思想更接近于民主政治，更具民本意识，更为现代社会所容纳。
比如对于天的理解。孟子就在孔子的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的基础上，有所扩充和丰富。将“天意”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通过人民的眼睛来看，天是通过人民的耳朵来听）”。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君主的权力是上天给的，一个君主如果不顾人民的幸福，就会失去上天赐给的统治权，而且理应被赶下台。比起孔子来，孟子更加堪称为“贵民之人。”
孟子又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这从二者对待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不难看出。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把君臣关系定义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真是难能可贵。
孟子的另一些主张，更加具有超前意识和现实意义。他强调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成份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为民造福是一个统治者的职责，他们理应为老百姓提供道德指南和适宜的生活条件。他倡导政府实行自由贸易，轻税赋和保护自然资源，共享财富而不是弱肉强食。政府要为老弱病残者提供福利。这些措施能在两千年前提出来，令人不得不佩服孟子的前瞻性和发展观。
一般说来，孔子的思想更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更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极力提倡，不断拔高，直至成了“大成至圣先师”。被毛泽东称之为“新中国的圣人”的鲁迅先生，对孔子的地位也颇有微词。他曾说：“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孟子则不然。他所倡导的那些观点，颇受被统治者的欢迎，而统治者不是反感，就是不以为然。谁愿意听你那套“民贵君轻”的主张？因此，孟子从来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他的理论也未纳入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另外，他的一些建议，也因“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语），离现实太远，有点中国式的乌托邦，而不被采纳。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许多言论，已经成为“金科玉律”。如“见贤思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这是孔子留给后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早已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格言而千秋相传。可是要是翻一下《孟子》，就会发现，像这样的格言与警句，一点也不输于《论语》。诸如：“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太多了，不胜枚举。
所以我以为，孟子比孔子似乎更“圣”一些。这个结论也许会遭到民责和天谴，但忍不住还是想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