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六国论》比较
——古典诗文比较之二
战国后期,山东的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合纵,对抗函谷关西的秦国, 当时无论是内在力量还是外表声势,六国都大大超过偏于西隅的秦国,但其结局恰恰是六国纵散约败,一个个被秦国蚕食鲸吞。公元前221年,嬴政终于横扫六合,登上始皇帝的宝座。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一直引起历代学者的深思,纷纷探究其中的原因,力图对此作出正确的解释,以为史鉴。北宋苏氏父子和元代李桢的《六国论》,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三篇。由于他们立场、观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六国破灭这一历史事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结论虽然不同,但又都能言之成理,史论虽不全面却又都持之有故,而且选材典型、论证周密,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比较一下他们在确立论点、选择材料、组织论证时的不同方法,分析一下他们之间差异产生的原因,对我们今天从不同角度思考这一历史现象,乃至论说文的教学与写作,是有帮助的。
一
苏洵的《六国论》认为:六国败亡的原因在于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全文就围绕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选择材料、进行论证。
文章一开头就紧扣题目,一语破的:“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弊在赂秦。”这里采用不相容的选言判断:“非兵不利、战不胜”,目的在于要把“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突显出来。然后,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赂秦之害:一是从赂秦者来说,“赂秦而力亏”,这是破灭之道;另一是从不赂秦者来说,“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结果“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来组织材料、进行论证的。
首先,作者从敌我双方的利弊来分析论证“赂秦而力亏”。从秦国方面来看,它扩大领土、增强力量的渠道,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受赂,从受赂中所获得的好处超过战胜而得的百倍;从赂方来看,他们想通过割地赂秦的方法来苟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等到力量消耗殆尽,再想抗秦,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只有束手待毙,所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在分析赂者破亡之因后,作者再分析不赂者为什么也会破灭的原因。因为从史实来看,当时割地赂秦的只有韩、魏等少数国家,要想使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论点得以成立,这个问题是回避不掉的。作者是个善于论事的文章大家,为了除去人们心中的疑问,他对当时未割地赂秦的齐、燕、赵三国逐一分析、论证,毫无吞吐含糊之态、避重就轻之意。他把不赂秦的国家分为三类:
一是齐国,它虽不赂秦却附秦,“与嬴而不助五国也”,这样自挖墙角的结果,是唇亡齿寒,“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于是“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在手法上,他采取设疑的方法:“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这就把人们对此的疑问毫不回避地点出来,然后通过条分缕析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以设疑起而释疑终,正显出这位文章大家手笔的不凡。
二是燕国,作者首先赞扬它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指出该国虽小却后亡,这正是用兵之效。这是对他赂秦却以武力抗秦的肯定!但它后来却采取行刺这种企图侥幸取胜的方式,放弃了武备、用兵这个坚实的国策,就必然导致祸患。
三是赵国,它的败亡也是由于“用武而不终”,听信谗言,杀掉了抗秦的良将李牧。
在对不赂者破亡之因作了上述三方面分析后,作者再从两点加以总结:一是从现实出发,称赞“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仍义不赂秦,坚持用兵,“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这就从正面重申了“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个论点;二是从假设出发:假使韩、魏、楚三国不赂秦,齐不附秦,燕君不用荆卿,赵国李牧仍在,那么究竟谁灭掉谁,还不一定呢!这是从反面再次重申“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
从结构上看,文章至此,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也完备了,但作者为了增强说服力,又增加了一层主观感慨的抒发,认为六国如能招贤纳士,并力西向,那么秦人就会愁的连饭都吃不下,而他们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反为秦人积威之所劫,采取割地赂秦的方法,结果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作者用“呜呼”和“悲夫”这些叹词来表达他对赂秦之弊的深沉感慨,又用“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这个感叹句式进一步的重复和强调,使“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从内容上看,这段是以上论据的重复和扩大;从效果上看,也使文章变得更加感人和富有说服力。
最后一段是从六国谈到当前北宋的对外政策,慨叹北宋以天下之大,而延续六国赂秦之故伎,所以连六国还不如,这是对本文论点的引申,也是本文创作主旨之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弊在赂秦”,而且开篇就予以确定,以下几段则围绕赂秦的两个弊端,选择典型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最后再引申到当今统治者要引以为戒,点破本文的创作意图。
二
苏辙的《六国论》虽然同是探讨六国破亡之因,但得出的结论和论证的方式都不同于他的父亲。他认为六国的破亡之因在于他们不明白天下之势,不能全力保住韩、魏,失去这个屏障和缓冲地带,因而导致灭亡。其论证方法也不同于苏洵:它不是围绕中心论点分别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证,而是探取演绎的方法,逐层推进、步步深入。
文章一开头,苏辙就提出一个很奇怪的历史现象: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奋向西攻秦,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六国亦相继灭亡。作者以此引起读者的注意,和他一道来思索这个问题。苏辙的结论是:六国破灭,是由于他们“虑患之疏,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至于这个天下之势是什么,为什么不知天下之势就会破亡?作者并不急于马上告诉我们,而且也没有直接作答。他首先着眼于六国与秦的军事态势,分析韩、魏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让我们知道齐、楚、燕、赵的失策之处,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天下之势。这样层层推进、步步演绎,使我们对六国破灭是由于“不知天下之势”这个中心论点一步步明确起来。首先,作者从韩、魏的地理位置来阐明他们在诸侯攻伐中的重要位置:魏国东有淮颍,与宋、齐为邻;南有鸿沟,与楚为邻;北有酸枣,与赵为邻;西有函谷,与秦为邻。韩国西当秦的函谷要冲,更是秦吞并六国的第一个障碍。苏辙认为,从这个军事态势来看,无论是秦还是六国要争天下,都要在韩、魏郊野发生冲突。对秦来说,韩、魏是他的心腹之疾;对山东诸国来说,韩、魏却是他们的翼蔽和屏障,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以上是从地理位置来分析天下之势,接着,作者又从历史事实、秦与六国的国策来分析齐、楚、燕、赵等国不审天下之势,“虑患之疏,见利之浅”,从而导致六国破灭。苏辙从秦、山东诸国和韩、魏这三个方面逐一加以剖析:首先分析秦国:秦如不先吞并韩、魏,而去贸然进攻山东诸国,就会造成“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这样一个两面夹击之势,这是“危道也”;而秦之所以敢于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也正是由于韩、魏已依附了秦国。这样一反一正,就把韩、魏在秦吞并六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明白地摆到读者的面前。在列举史实时也是如此:秦孝公用商鞅之策,先击败魏,逼魏从安邑迁都大梁,这样秦就可以凭藉黄河、函谷天险,出兵进击山东诸国,从孝公到始皇都执行这个既定国策。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与这个正确的方略是有一定关系的。至于范睢说昭王收韩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韩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在七国中最为贫弱,易于击破。更重要的是,它扼守函谷大门,秦要东攻齐、魏,北击燕、赵,都必须先吞并韩。所以范睢认为“秦之有韩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苏辙在此段引用范睢、商鞅先收韩、魏的言论,就在于说明商鞅等人明“天下之势”,他们采取先收韩、魏的方略是正确的,所以能吞并六国。与此相反,山东诸国却不明白韩、魏是他们的屏障,轻易地让秦人得以出入其间。作者反问一句:“此岂知天下之势耶?”
最后再分析韩、魏。作者强调他们是强秦窥觎对象,又加上本身弱小,被吞并是在所难免的。韩、魏一旦被吞并,秦人就可以此为跳板去进攻山东诸国,使天下遍受其害。在这里,作者表面上为韩、魏开脱,实际上是在强调韩、魏被吞并的严重后果,这样就愈能显示出韩、魏的重要,愈能让人们感到燕、赵诸国不助韩、魏,不明天下之势的愚蠢和不可原谅。
文章至此,是著重分析韩、魏在军事位置上的重要,告诉人们六国破灭主要在于他们不明白这个天下之势。那么,怎样做才算是明白天下之势呢?作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齐、楚、燕、赵诸国厚韩、魏而摒秦。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作者仍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对秦国来说,它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诸国;对齐、楚、燕赵来说,它可以得以自完于其间;对韩、魏来说,有四国之佐就可以有强大后盾,放心地与秦国抗衡。总之,六国之间如能“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 那么就可以应对万变,不至于为秦所亡。这样,作者就从正面阐明了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实际上也就是要明天下之势。
正面阐述之后,作者再从反面指出六国没有采取上述做法,而是为着尺寸之利背盟败约,自相屠灭,这正是六国的可悲之处,再次点明六国破亡的主要原因是“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所以从本文的结构上看,它是围绕上述的中心论点,采取一正一反的手法,从秦、齐楚燕、韩魏这三个方面逐层演绎、步步深入下去的。因此,无论是论点、论据还是论证方法都不同于乃父的《六国论》。
三
元代李桢的《六国论》也是一篇探讨六国败亡原因的专论,但他认为二苏之说都是厚六国而薄秦的偏颇之论。他认为六国和秦一样,都是暴虐无异。六国之亡,就亡在他们力量弱小而又欲为秦所为。而要想免于灭亡,只有行仁义。在论证方法上,他也不同于二苏:不是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围绕论点选择材料进行论证,而是先破后立,首先排除对六国败亡原因的偏颇之论,然后再阐明自己的看法,直到文章结尾时,才点明论点。
文章一开头,李桢先简要地提出二苏的论点。二苏的论点对不对,他先不置可否;本人的论点是什么,也只字未提,而是笔锋一转,去驳世人对秦的偏颇看法。作者采用设问的方法:“夫秦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耶?”然后针锋相对地指出:“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作者从六国本性、六国谋士、秦国谋士言行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证。李桢认为六国本性与秦国无异,也是“溺于攻伐,习于虞诈,弱肉而强食”如果他们得逞,未必不是又增加一个暴秦。作者又以六国的主要谋士苏秦的言行加以证明:苏秦掛六国相印,力倡合纵,好像誓与六国共存亡,合纵之法也似乎真可抑秦,其实并非如此。作者指出:苏秦为人朝秦暮楚,惟利是图,他起初投秦,因为他知道秦必将统一天下,只是秦不用他,他才转而去倡合纵、说六国的。况且,他也并非不知道纵约之不可保,只不过靠其来沽名钓誉、谋取财富罢了。这样就会使人觉得六国合纵之不可靠,苏秦为人之不可信。接着,作者又以秦国谋士张仪的言行来证明:张仪认为父母手足之间尚要争钱财、耍手段,更何况六国之间呢?再说国家兴亡又远非钱财之类小事可比,又加上秦国的威胁利诱,纵散约败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张仪之说虽然露骨,但却道破了哀世之人情。作者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证,无非是要得出一个结论:六国与秦无异,合纵之述违反人情,只不过是苏秦之类朝秦暮楚之士,攫取名利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论证方法上,作者的安排也是很巧妙的。他的本意是要说明六国破灭之因在于他们力量弱小却又欲为秦所为,但在上面两段中却大谈六国本性,丝毫未提及上述论点,这是否离题,顾左右而言它呢?不是的!这是采取侧面进击、迂回包抄之法。因为作者要指责包括二苏在内的后人袒护六国、专门罪秦的偏颇之论,就必然要证实六国与秦一样都很暴虐;作者要论证六国必然破亡,当然也必须首先论证六国的所为是违背了天道人情。作者开始不提自己的论点,而首先论述六国的本性,正是要排除人们对六国与秦的偏颇看法,这样才便于接受作者关于六国败亡之因的正确解释。
那么,六国败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作者终于在第三段开头加以点破:“误于秦之所为也”,七国都想称帝,只不过秦得天助得以成功罢了。那么,天意为什么要助秦呢?作者接着解释道:春秋以来,兵连祸结;迄乎战国,百姓更受其荼毒。苍天是爱民的,不愿再任其下去了,这是其一;如果让六国也称帝,那么百姓头上就有七个君主肆虐于其上,那就更加不堪忍受,这是其二;不让秦极强,它就不能灭六国而称帝;秦不称帝,就不能让其恶贯满盈,加速灭亡,这是其三。作者从这三方面代天立言,认为秦灭六国是天意,也是秦与六国各自暴虐行为的必然结果,因此,后人关于六国败亡的议论,是站在六国立场上的偏颇之言,这样就与第一段二苏的言论暗相对照,只不过未点出二苏而以“后之论者”泛言之,批判的范围显得更为宽泛。
最后一段,作者以设问设答的方式指出六国要想自存,只有实行仁义,这样不但可存,甚至可王。可惜的是,六国之君不能施行此道,这是令人感慨不已的。最后一段虽短,确是本文主旨所在,作者无论强调天意助秦,还是指责六国欲秦所为,都是从这个主旨出发的;作者否定包括二苏在内的后人偏颇之言,也是以此为立论根据的。另外,这段虽只有四十多字,章法上却极富变化:首先它采取设问设答之法来设疑释疑。强调“其术”极为重要。但究竟是何术并未点破,这是一变;以孟子以“仁义”说梁、齐之君之故实,暗示“其术”就是施行仁义,这是再变;梁、齐之君不纳其说,终遭破亡下场,让人感慨万端,这是三变。通过如此曲折变化,使作者在篇末点破的主旨,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中。
以上,把三篇《六国论》 论点、论据以及主要的论证方法分别加以阐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为各自的论点选择论据、组织材料的。为明确计,再把上述三篇主要不同之处列表如下:
作者 | 苏洵 | 苏辙 | 李桢 |
论点 | 弊在赂秦 | 不明天下之势 | 六国皆欲为秦所欲 |
论据 | 1、韩、魏赂秦先亡 2、齐国附秦,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
1、韩魏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 2、秦与六国对天下之势的不同分析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 |
1、六国皆不施仁义 2、六国谋士苏秦言行 3、秦国谋士张仪言行 |
论证 | 1、开头点明论点 2、围绕“赂秦力亏”和“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进行论证 3、用抒情方式对两个论据进行重复和发挥 4、从历史联系现实,点明题旨 |
1、开头点明论点 2、先分析韩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再论述韩魏、秦、其它四国对此天下大事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结局 3、正面提出六国免遭破灭的正确做法 4、指出六国由于没有这样做而终遭破灭 |
1、引用二苏论点作开篇 2、从六国本性、六国谋士、秦国谋士这三方面来说明六国与秦无异。合纵之法根本行不通。 3、正面指出六国败亡是由于他们欲为秦所为,天意不助的结果 4、最后点题:六国只有施行仁义才能图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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