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
内容摘要：“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中备受争议的研究对象，该概念提出伊始，即因界定不科学，运用不规范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随着“新笔记小说”的兴起，否定乃至取消“笔记小说”，并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小说研究的需要。梳理笔记小说研究史，科学界定概念，区分其与笔记及其他小说文体的关系，明确其文体特征，限定其收录范围，确立笔记小说的文体独立地位，对推进笔记和小说的研究，均十分必要。
关键词：笔记小说；笔记；新笔记小说
作者简介：刘正平，1975年生。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年的文学研究，笔记体文献作为尚待深入开掘的领域逐渐吸引了较多的目光。《文学遗产》二○○三年第二期刊载陶敏、刘再华先生《“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一文，检讨“笔记小说”概念的缺失，意图推进笔记文献整理和笔记文学研究。此文对笔记小说研究历史的把握并非全面，对笔记小说近乎否定式的贬低也并不利于该种文体乃至笔记、笔记文学的研究。本文拟对近百年的笔记小说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对其概念和文体特征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助益。
笔记小说研究
笔记小说研究肇始于笔记文献整理。20世纪20年代，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笔记小说大观》，此书行世之后，“笔记小说”作为小说类目概念渐被广泛采用。后出同类著作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重新整理本，1990年周光培重辑《历代笔记小说汇编》，以及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搜求辑补的总计四十五编、收书近二千种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这几部《笔记小说大观》的最大特点是搜罗宏富，包罗万象，诸子百家，无所不有。搜辑者的本意在于汇集文献资料，发挥其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补正史之不足，以供在消遣中而达研究史学之目的”，沿用的是传统目录学的古小说概念，因而也疏于简择，造就了一个没有经过严谨论证的“笔记小说”概念。
建国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机构陆续整理刊行了大量笔记、或笔记小说作品，为研究工作打下了文献基础。中华书局自1994年起陆续重印推出一套《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其中有唐五代笔记《明皇杂录》、《东观奏记》、《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北梦琐言》等数种，从选录标准的定位来看，这些“史料笔记”并不作为小说看待。2000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侧重于收录记人记事类的具有故事性的作品。该《大观》的“笔记小说”仍然是一个宽泛的小说文体概念，但将纯学术性的笔记剔除出了小说范畴，较前几部《笔记小说大观》趋为合理。
笔记小说文体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前期，重在开创，多致力于笔记小说概念、分类的探讨和作品的分析介绍。1929年，郑振铎先生撰文，认为只有像干宝《搜神记》、吴均《续齐谐记》、谷神子《博异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一类“具有多量的琐杂的或神异的‘故事’总集”，才能称为“笔记小说”，他将“故事集”或者一集之中故事是否占据大多数作为认定笔记小说的标准。这样就将单篇的唐传奇排除在外，而且特意强调笔记小说的“故事性”，并未绳之以现代小说概念。当然疑问也在所难免，如何判定一集之中少量“故事”的性质？被排除在外的“杂事”一类的《唐摭言》、《北梦琐言》、《云溪友议》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故事”，何以不能视为“笔记小说”？均需深入探讨。1933年，姜亮夫先生在其编选的《笔记选》中，概括笔记的特点是随笔而记，篇幅短，本质比较松闲、安雅，简练而且能够显露一点“事实的真”。他将古代笔记分为六类，即一、论学的笔记，如《困学纪闻》、《日知录》；二、修身养性的笔记，如《论语》、《退庵随笔》、《容斋随笔》以及理学家的语录等；三、记事的笔记，如《隋唐嘉话》、《开元天宝遗事》、《朝野佥载》等；四、闲话的笔记，属于游戏隽语小说等，如《世说新语》、《衍世说》等；五、记人的笔记，如《海岳志林》、《栾城遗言》等；六、小说的笔记。其中第一类相当于中华版的“学术笔记”，第三类相当于中华书局的“史料笔记”，而后三类则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笔记小说”。1940年，王季思先生发表《中国笔记小说略述》一文，认为笔记小说出于文人手笔，跟出于说书人口说的诸如《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三言”、“二拍”之类的平话小说和白话小说分道扬镳，也与纯学术的讨论与考订的笔记不同，可分为轶闻类、怪异类、诙谐类。该文没有提到唐传奇与笔记小说的关系，从文章的论述来看，似乎传奇亦属于笔记小说的范畴。
建国后，笔记小说的研究转入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理论建设取得长足进展。1980年，刘叶秋先生所著《历代笔记概述》，给予笔记较高文体定位，并将其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等三类，其第一类即是“笔记小说”，后两类则与中华书局版“史料笔记”和“学术笔记”相合。这样的分类照顾到了现代小说观念，也合理处置了非小说作品的归属问题，但他同时也将唐传奇作为一支纳入了“笔记小说”范畴之内，如此则所谓的“笔记小说”就成为包罗宽泛的文体概念，这自然不利于古代小说的分体研究。周勋初先生的研究，建立在文献整理和传统考据基础上，侧重于历史琐闻类笔记小说，主要围绕宋人王谠所撰《唐语林》的整理校注工作展开，其目的在于考论笔记小说文献价值，为史学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然《唐语林》乃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之一种，如此则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文体观念冲突，《唐语林》究属小说抑或史料笔记？台湾学者章群的笔记小说研究与周勋初先生比较接近，但观念却较多保守，其“小说”概念袭用传统目录学关于“小说”的界定，将《新唐书·艺文志》所录之小说家、杂史、故事及杂传一并归入“笔记小说”范围，因而受到程毅中先生的质疑。程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笔记小说”的提法，认为这一概念于古于今均缺乏科学依据，“笔记”和“小说”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连称则造成了目录学上的混乱，范围泛滥无边，因而不宜继续推广。实事求是地讲，周、章两先生的笔记小说概念与当前学界所认为的笔记小说具有一定差距，而且《笔记小说大观》提出这一概念之时，在收录范围和界定标准方面过于宽泛随意，才造成诸多争议。但这一概念并未因上述弊端而消亡，却“被人用得越来越滥”，正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既然“笔记小说”概念的使用已约定俗成，不妨进一步规范、界定之，以求符合小说文体标准，避免被滥用。
自九十年代起，笔记小说研究迈入了笔记小说史的研究和撰写阶段。1993年吴礼权先生《中国笔记小说史》在台湾出版。作者认为笔记小说在描写内容上应该有人物活动，有必要的甚至是最简单的故事情节；形式上是用文言书写、五千字以下篇幅短小的作品，记叙文字中应该有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人物。嗣后不久，陈文新先生《中国笔记小说史》问世于台湾，作者认为中国文言小说可以分为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两大类，前者脱胎于子、史，并形成了独立品格，与后者热衷“文辞华艳，叙述宛转”所不同的是注重哲理和知识的传达；轻实用而重情趣、篇幅短小；笔记小说以随笔形式写作，其首要任务是议，可以虚构；笔记小说是小说前形态，并非成熟小说。重要的是，作者为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给出了明确的类型划分：即笔记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前者又可分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三类，轶事小说即志人小说，可分为“世说”体（琐言体）、“杂记”体（逸事体）、“笑林”体（排调体）。其研究特色在于并不套用现代小说观念，而是立足实际，对笔记小说的文体分类和渊源的学理阐释。1998年，苗壮《笔记小说史》始在大陆出版，此著于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和取舍标准均较为严格，作者认为笔记小说的特点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与陈文新先生一样，作者认为笔记小说是与传奇小说相对的文言小说两大门类。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将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并列，划分标准相互扞格，另外“随笔而记”的概念界定，并不具有区分特征，易与“学术笔记”相牵合。
2003年，《文学遗产》发表陶敏、刘再华的文章《“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代表了当下学界关于笔记及笔记小说研究的新动向。文章反对用“笔记小说”来指称全部笔记，认为“笔记小说”应该严格限定为“笔记体小说”，指介乎于笔记和小说之间的作品；对那些虽具有较强叙事成分，但作者原本是为忠实地记录见闻的笔记，就不能作为小说来看，此类作品纵涉语怪，也意在传信、不加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文章的鲜明倾向在于以笔记取代传统的“笔记小说”概念，并将前者作为独立文体进行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将主观虚构与否作为判定笔记小说的标准，则唐以前几无笔记小说，仅余笔记而已，反而更不利于笔记和笔记小说的研究。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新时期在当代文学领域出现的“新笔记小说”，这也是传统的笔记小说研究中被忽视的一环，因其关乎笔记小说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新笔记小说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代表作家有孙犁、汪曾祺、林斤澜、李庆西、韩少功、贾平凹等。他们吸取古代笔记小说的创作手法，加以变化创新，锻造出一种篇幅短小、叙事简洁质朴、内涵丰富隽永的短篇小说，为沉寂的新时期小说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孙犁的《芸斋小说》甚至在外在形式上刻意模仿古代笔记小说，在篇尾缀以“芸斋主人曰”的评语。但新笔记小说创作的先行者汪曾祺先生对此文体概念的认识则要模糊许多，他说：“小说是一种生活的样式或生命的样式。那么新笔记小说可以说是随笔写下来的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或生命的样式。”他认为“新笔记小说”是一个宽泛、含混的概念，“初无定质，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是其特点。其创作灵感来自于古代笔记体文献，尤从刘义庆《世说新语》、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借镜最多。《世说新语》是公认的“世说”体小说，但《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内容庞杂，以史料兼学术笔记为主，故事并不占据主要部分，相反洪迈创作的笔记小说集《夷坚志》却并未引起汪曾祺先生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韩少功先生创作了引起巨大争议的“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作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笔记小说，这种“小说散文化”的努力，实际就是“新笔记小说”。汪、韩两先生的创作实践，是在小说创作走向低谷时的文体创新，而这种创新正是借鉴了古代笔记小说（或笔记）的文体特点，促成了“新笔记小说”的“散文化”叙述笔法。遗憾的是受《笔记小说大观》的观念影响，他们将古代“笔记”和“笔记小说”混为一谈，更增加了笔记小说概念的含混程度。倒是小说评论界为其给出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如庞守英认为，新笔记小说“不编织情节，反戏剧巧合，无悬念，无高潮——与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结构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正是笔记小说的特点，是其不同于短篇小说唐传奇的本质所在。新笔记小说的出现，充分说明“笔记小说”作为小说文体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批评者认为古代笔记小说不符合现代小说观念，姑且不论有削足适履之嫌，那也总不至于将在现代小说观念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新笔记小说也一起否决了。
回顾百余年的“笔记小说”研究，争议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小说观念与古代小说观念的冲突，学界的观点也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方在现代小说观念指导下，否定将笔记小说作为小说文体看待，甚至否定了“笔记小说”的名称；一方肯定笔记小说的价值，尽管认识存在差距，毕竟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近百年的探索研究工作，为笔记小说的文体独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推定了笔记小说文献的整理工作。“新笔记小说”的出现，使得传统笔记小说获得了新生，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问题，面对一个约定俗成、深入人心而争议广泛的文体概念，取缔它似乎并不符合文学发展演进的潮流。
对笔记小说问题进行科学的界说，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笔记小说概念的界定，揭示这一小说文体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二是笔记小说与其它小说文体的关系；三是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即通过概念确认笔记小说与非笔记小说。解决了这三个问题，笔记小说的判别和确认就相对容易一些。
笔记小说的概念
目前为止，学界为“笔记小说”给出的定义已达十数种，其中部分观点已见陶敏、刘再华文，其他观点前文已有扼要介绍，兹不赘述。各家观点具有一定共性，可粗分为两类。一是立足传统目录学思想，兼及现代小说观念，侧重于“笔记小说”的文献资料价值，以诸《笔记小说大观》和周勋初、章群先生为代表，其关照对象非常广泛，甚至包括辩订考证、朝章国典之类的学术笔记与史料笔记，反而使“笔记小说”的概念显得混杂不清，削弱了它的文体特征。不同的是，周勋初先生认为笔记小说与传奇有区别。第二类以三部《笔记小说史》、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为代表，立足于小说的故事性，试图建立起适合中国古代小说独特性的研究方法，属于真正的文学研究。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则不难概括出能被广泛接受的诸家的共同点，无疑即是笔记小说的基本特征：即随意、随事、随笔。所谓“随意”，指创作意识的非主动性和创作动机的模糊化，多属兴之所至，没有单一固定的创作意图，不同于诗词等其他文体创作的寄意逆志。所谓“随事”，即对某一故事闻则即录，故事之间无逻辑联系无组织关联。而所谓“随笔”即创作形式灵活多变，质朴自然，不刻意注重修辞谋篇。具体而言，应包含如下要义：
一、笔记小说是小说前文体；二、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简单，可以虚构；三、运用直白简洁的文言；四、表现为随笔形式的笔记体；五、篇幅短小。
首先，承认笔记小说在小说史上的文体地位，才是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不能因为这个概念曾被用得宽泛无边而取消它。需要明确的是，若用现代小说观念考量，笔记小说并非成熟的小说形态，而是向短篇小说发展的过渡形态。第二个特点，故事性是小说的灵魂，即以叙事为主。董乃斌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指出，“事”是构成小说内容的根本和基础，没有一定的“事”，就没有小说，“述事”是小说的基本特征。如此则将以说明和议论为主的学术笔记排除在外。不同的是，笔记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大多一文一事。至于虚构与否，并不能作为判定笔记小说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实事求是地看，宋代以前许多今天被视为小说的作品大多是纪实的，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就是为了传信，如干宝《搜神记》、唐临《冥报记》等等。如果以此为绝对标准，则唐代除传奇和变文外，几无小说可言。第三第四第五三个特点结合“故事情节简单”一条可以将笔记小说与传奇区别开来。传奇一般篇幅较长，多事藻绘，有时韵散结合，甚至穿插诗词，且情节完整，这与笔记小说截取片断、一文一事的叙事方式和简洁质朴的语言风格有着显著的不同。
第二、四两个特点结合，可以归结为“随事而记”。如上文所言，小说的本质乃在叙事为宗，重在故事性，而笔记小说的特点正在于随笔记述事件，不加刻意的润色藻饰。这也是其与同属“随笔而记”的笔记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云：“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这种追步个人思绪，思则记之，闻则书之，随意而记，不讲求次序的著述方式，即为“随笔而记”；如果我们用故事来替代那些学术性的笔记条目，则是一部《夷坚志》的体制，而后者的特点正是“随事而记”。
至于“随事而记”的“事”的题材来源，我们仍可要借用《汉书·艺文志》“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二所云“里巷闲谈”来概括，突出笔记小说的题材主要来源于传闻、部分得之于亲身经历的特点。因为来源于传闻的故事，其可靠性是不可与史家实录精神相提并论的。如唐张鷟《朝野佥载》、刘餗《隋唐嘉话》、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之类。刘餗明确表示：“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佚名所撰《大唐传载》亦云：“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可见作者自述《隋唐嘉话》、《大唐传载》之作乃来自于传闻，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亦谓此类。这也是将史传与纪实性的轶事类笔记小说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准。
根据上述特点，笔记小说的概念可以这样界定：
笔记小说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采用随事而记的形式叙述人事或神怪故事的篇幅短小的文言小说。
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是所有笔记小说的共同特点，也是区别非小说的学术笔记的重要特征；随事而记的创作方法则与传奇大异其趣，也与史家的实录精神有别；叙述人事或者神怪故事，正是笔记小说的两大题材。所以，用“随事而记”取代“随笔而记”的说法，可以脱离传统笔记小说观念，将无故事性的非小说的笔记剔出小说行列，赋予“笔记小说”一词的以明确的文体涵义。
笔记小说与其它小说文体的关系
笔记小说概念的争议实则与小说文体区分密切相关。目前学界似乎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古代小说可分为四体：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如陈文新、苗壮、孙逊、潘建国、谭帆、王庆华等先生均持此观点。孙逊、潘建国先生认为，“志怪小说”是以题材为标准的分类名称，而“传奇小说”则是以文体为标准的分类名称，两者内涵不同，外延交错，他们认为“传奇源于志怪”的说法混淆了小说“题材分类”与“文体分类”。此说实则是预设“传奇小说”为一种成熟小说文体，然后将“志怪小说”等打入另册，恐不尽合理。实则无论是“志怪”、“传奇”、“志人”，抑或是演唱佛教及世俗故事的敦煌变文的“转变”，这几个动宾结构的词组，其本义均为立足于不同题材内容的创作方法。“志怪”与“传奇”显然也是从题材和创作方法角度区分的两种小说文体，如何认定前者是从“题材”角度划分而后者是从创作方法角度划分的？
“传奇小说”作为文体概念，是从题材内容和创作方法角度划分的，与其相适应的从形式方面划分的小说概念是“短篇小说”。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研究，早在鲁迅先生提出“传奇文”概念的上世纪20年代即已开展。郑振铎曾编选《中国短篇小说集》，在序言中对“短篇小说”的概念作过探讨，界定比较含混。但他持这样的观点：
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
这篇序文写于1925年，正是鲁迅先生提出中国小说史上著名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念后两年。郑先生特在序文末言明《中国短篇小说集》的编撰受鲁迅先生不少帮助与指导，可见两人的小说观念是相通的。他还在《论唐代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短篇小说在唐代才开始发展，也才具有美丽的故事和完善的结构，描写婉曲、想象丰富、人物性格真实。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唐人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的观点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和启发，两相呼应而内在关联。因之，郑先生这里所说的“短篇小说”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唐传奇。他还将唐代以后的短篇小说划分为“传奇系”和“平话系”，在选录唐人短篇小说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例言中明言“所录皆唐人传奇”。参阅其目录，选录的作品包括《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莺莺传》、《李娃传》、《三梦记》、《长恨传》、《霍小玉传》、《柳毅传》、《枕中记》、《任氏传》、《虬髯客传》等，绝大部分与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相合，仅有少量篇章出自被鲁迅先生界定为传奇集的牛僧儒《玄怪录》和李复言《续玄怪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郑振铎先生所言唐代短篇小说就是鲁迅先生的唐传奇。但是，在创作于1929年的《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一文中，郑先生显然对自己的认识进行了修正，明确指出，笔记小说包含在短篇小说名目之下，除此之外还包括传奇和评话。他甚至认为笔记小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而是具体而微的琐屑故事。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正好表明，笔记小说与现代小说概念“短篇小说”有着不同之处，不能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问题。
郑振铎先生的小说文体分类观念具有代表性和较大的参考价值。他将古代小说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其短篇小说包括三体，即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和评话小说。其中评话小说是用白话记录的通俗小说，很容易分辨，难点正在于前二者。郑先生承认，如果按照现代小说观念来衡量，即使真正的笔记小说《搜神记》、《虞初新志》之类，也不能算真正的小说，不过是具体而微的故事集，甚至是很好的小说资料，其本身始终未入小说的途径。问题正在于此，既然笔记小说不能视为现代意义的成熟小说，那就很难用现代小说概念“短篇小说”统属，所以“笔记小说”是与短篇小说相对而言的小说文体，合理的文体分类应该是：笔记小说、短篇小说（包括传奇小说与评话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唐传奇根据篇幅的长短除《游仙窟》这样少数的作品外，大多可归入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包括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以下的详细划分采用陈文新先生的设计比较合理，即志怪小说包括“搜神”、“博物”、“拾遗”三体，轶事小说（即志人小说）可分为“世说”体（琐言体）、“杂记”体（逸事体）、“笑林”体（排调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笔记小说只是借鉴了古代笔记和笔记小说的创作方法，原则上属于现代短篇小说的范围，已经脱离了本文为中国小说划分的笔记小说的范围。
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征
作为一种小说文体，自然必须具备自身特点。尽管笔记小说的创作较为随意，但仍可以概括出几个基本特征，包括创作目的、创作原则、题材特点、形式特征、篇章结构、艺术风格等。
关照现实，助人伦、采风俗、成教化是其首要目的。由于中国古代小说承担了“小道末技”的讥诮，所以作者们竭力在序言和作品的主题导向中强调教化的作用。志怪类笔记小说以神道设教为主要创作宗旨，侧重于宗教教化，意图通过鬼神怪异故事的讲述和传播，穷神洞幽，证明鬼神实有，唤起和强化普通民众的信仰，辅佐王道，移风易俗。这在各类宗教应验故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南朝傅亮、张演、陆杲等所撰《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唐人唐临所撰《冥报记》等，均为典型的宗教宣教。拾遗补缺则是笔记小说创作的又一目的，这在轶事小说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如李肇《唐国史补》和高彦休《唐阙史》，取题的意图很明显，李肇在自序中言其书乃“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这里提到的“助谈笑”实际上也强调了笔记小说的娱乐功能，如高彦休《唐阙史序》中也提到所记故事“可以为夸尚”、“资谈笑”、“垂训诫”。所以说“消闲”是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目的。作者们一再强调作品助资谈笑、排遣时日、消闲娱乐的意义，抑或是穷愁著书，寄情儿女，托兴鬼狐，抒发对仕途人生蹇迫命运的感触。如清袁枚自序《新齐谐》之作系因“文史之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李庆辰《醉茶志怪》自叙“半生抑郁，累日长愁，借中书君为扫愁帚，故随时随地，闻则记之，聊以自娱。”可见，公务闲暇，道德文章之余，创作几篇笔记小说是一种消遣。
以史家“实录”精神创作，意在“传信”，是笔记小说创作的普遍原则。笔记小说集大多以“记”、“录”、“传”、“志”之类具有强烈纪实色彩的词汇冠名，在创作中也着意追求实据，若非亲见亲历，亦力求明确交待故事来源，所谓“搜求遗逸，传于必信”。五代孙光宪自序作《北梦琐言》时，“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后濡毫。”其创作态度的严肃和求实求真可见一斑。当然，《北梦琐言》作为所记也多有奇奇怪怪之事，以今观之，这也违背了作者的“传信”原则。它如唐李德裕创作的轶事小说《次柳氏旧闻》记玄宗得见仙人张果，吴皇后梦金甲神投胎，僧人施咒求雨等，近乎志怪类笔记小说。故而，主观意图上的传信求真与客观结果的神奇荒怪，是志怪类笔记小说的一大特点。
笔记小说的题材，最大的特点是“小”和“杂”。无关国家政教人伦大事的异闻和轶事，“里巷闲谈词章细故”均是笔记小说取材的对象。以唐代为例，如讲述因果报应的《冥报记》、记载奇技宝物的《杜阳杂编》、杂记仙佛鬼怪、动植术技的《酉阳杂俎》、记录志怪琐闻的《独异志》、《宣室志》、《广异记》、记载宫廷逸闻的《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士林官场轶事和社会风习的《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国史补》、《幽闲鼓吹》、《唐摭言》、《中朝故事》、《北梦琐言》等笔记小说。“无所不有，无所不已”是笔记小说取材的总体特点，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描写范围和描写对象最宽泛的小说文体。
笔记小说以“广异闻”、“纪事实”为主要审美特征，重哲理表达和知识传播，因而表现出哲理化和知识性的艺术旨趣，形成了冲淡简约的艺术风格，语言亦十分简练自然。具有代表性的是“博物”体志怪小说，如晋张华《博物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艺术表达简洁明快，语言质朴自然，不事藻绘，拒绝“文辞华艳，叙述宛转”的风格，与短篇小说明显不同。
笔记小说的叙事结构单一，每则小说自成体系，相互之间也没有结构上的关联，甚至也没有意义上的直接联系。一般一事一记，鲜有细腻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形象刻画，没有细节描写，故事情节粗陈梗概，反戏剧巧合，无悬念，无高潮，这些跟作为短篇小说的传奇和中长篇小说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就写作方法而言，传奇小说受传记影响较深，开篇即是传记笔法，交待传主的身份、性别、职位等基本信息，但笔记小说则要简略直截得多。如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由《滦阳消夏录》、《姑妄听之》等五种组成，作者在《滦阳消夏录》自序中说：“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
篇幅短小，是笔记小说公认的形式特征。这些作品多为数百字的短制，短至二三十字甚至一二十字，如《搜神记》卷一“神农”、“鲁少千”、“焦山老君”，卷六“兔毛龟角”、“马化狐”、“人产龙”等。多少字可以作为笔记小说的上限，比较难以把握。但如同吴礼权先生那样主观限定五千字的上限，似乎并无典据。一般而言，千字左右比较合理，如唐临《冥报记》之“唐眭仁茜”，一千五百余字，对笔记小说来说，已是长篇大制了。笔记小说不能单篇成文，而是系列随事而记的故事组成的笔记小说集，如果脱离了小说集，就不成其为笔记小说，而是短篇小说了。
笔记小说另外一个普遍的形式特征是无题目。早在1929年，陈垣先生就在《中国史料的整理》一文中对笔记文献无题目所造成的资料搜辑困难提出了期望，希望文献整理过程中能够进行编目索引。实则无题目正是笔记小说乃至大部分笔记的重要形态特征。这种随事而述的文体形式并非围绕某个预设的主题而进行着意的创作，故而一般不拟定题目，此特点正是其与传奇“有意为小说”、“主动传情”之不同处。唐代久负盛名的《古镜记》、《柳毅传》（原名《洞庭灵姻传》）、《莺莺传》这些单篇流传的传奇小说在创作时均有题目，组成了完整的小说形式。一些出自小说集而又单篇流传的传奇也有题目，这是小说传播的必要条件。而笔记小说的记录和创作是“被动”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的记述颇为随意，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和序次，二是故事往往来源于传闻。因而诸如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独异志》、《宣室志》、《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中的每段故事均无题目。直到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等仍然保留了这一特点。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诸如《冥报记》、《广异记》中的小标题均为书贾或者像《太平广记》、《类说》、《古今说海》这样的小说总集的编者所加，略显拙朴。大约宋以后，笔记小说集中才开始了撰加题目。所以，无题目是唐五代笔记小说的重要形式特征。
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
笔记小说概念的实践运用以及收录范围的确定比较棘手，这也是考验笔记小说概念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是诸多文体形式中历史形态最为稳固的一种，其在表现形式、篇章结构、审美旨趣、艺术风格方面鲜有较大变化，这正是由其“随事而记”的创作机制所决定的。因此确定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可以不受时代限制，只需要合理解决以下问题即可。
一、笔记小说与史料笔记和学术笔记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言，考订辩证、记载朝章国典、地理博物类的无故事性的学术笔记可以首先明确排除在“笔记小说”的范围之外，被中华书局《学术笔记丛刊》收录的笔记，自然不属于笔记小说的范畴。以此为参考标准，可以排除此类文献。需要关注的是中华书局刊行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如果我们不强求一律，坚持“史料”与“小说”势不两立的两分法，或许解决问题的途径要开阔得多。小说可以虚构，自然也可以纪实。这些“史料笔记”记载的大多是朝野之间的逸闻逸事，如果信而有征，能够得到正史等文献资料的佐证，视为史料可也。如果事无可征，属于作者随记自娱的作品，即使所记人物为当朝政要，视为小说也未尝不可。如唐五代的《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开元天宝遗事》，宋代的《唐语林》、《南部新书》等，所记大多为当世或前朝士夫黎庶之逸事，作为笔记小说研究，也是恰当的资料。如果需要参照对象，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宋代洪迈的两部作品：《容斋随笔》和《夷坚志》，前者根据内容显然是史料与学术兼重的笔记，而后者则是典型的笔记小说。此外像清俞樾的《春在堂随笔》和《右台仙馆笔记》，前者是作者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的亲身经历的纪录，可视为“史料笔记”，而后者则是所见所闻的志怪故事，属于笔记小说。
二、笔记小说与专题笔记集的关系。诸如唐五代的《羯鼓录》、《乐府杂录》、《翰林志》、《教坊记》，以及《封氏闻见记》、《刘宾客嘉话录》等，不能作为笔记小说来看待，因为这些作品或为记载特定机构的沿革运作、变迁，或为博物广知的资料笔记，或为备载言行的语录，秉承实录精神，欠缺故事性，整体面貌显然不是小说。
三、笔记小说与传奇的关系。根据本文对古代小说的文体分类，与笔记小说相对应的文体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因此只要区分笔记小说与短篇小说，以此来限定其收录范围，而不必纠缠于笔记小说与唐传奇有怎样的区别。所以研究中应当坚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的原则。凡是符合现代短篇小说概念，有一定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曲折，注重修辞谋篇，篇幅较长的小说作为短篇小说看待，反之，符合本文的笔记小说概念者，视为笔记小说。如宗教宣教小说《宣验记》、《观世音应验记》、《冥报记》，均为随事而记的短小故事，其精神实质完全相同，所以应该作为笔记小说集看待。宋人李献民所撰《云斋广录》，其前三卷可视为笔记小说，后六卷则属于短篇小说。被齐鲁书社列入《历代笔记小说丛书》的作品，尽管大都符合“随事而记”的原则，但部分作品篇幅较长，叙述婉转，描写细腻，因此除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袁枚《新齐谐》、李庆辰《醉茶志怪》、乐钧《耳食录》等几部可视笔记小说，其他几部除少数篇章，大多只能作为短篇小说看待。而像明代瞿佑等人所著《剪灯三话》、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也属于短篇小说，后者个别篇幅短小的篇章可视为笔记小说。
四、性质复杂的笔记集的处理原则。有一些笔记集的性质比较复杂，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既有志怪小说，也有学术笔记和史料笔记，所以严谨的态度是目之为“笔记集”，而不应该笼统称之为“笔记小说集”，其中的短小故事可视为笔记小说。至于像戴孚《广异记》、郑怀古《博异志》、薛用弱《集异记》、杜光庭的神仙传记等，既包括志怪小说，也收录传奇小说的作品集，采取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的方法，可以避免一些笼统宽泛的说法所引起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