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老子

  有人说,不读孔子的书,难以深知什么是中国文化;那么也可以说,不读《老子》,就难以深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智慧。以非凡的洞察、简练的语句,几千年前的老子用五千字总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老子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汉字所特有的含蓄而深刻的表述方式,也带来了大部分哲辨思维和小部分宗教情怀,还带来了“无为”这样一个法宝。

  老子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孤独的思想家。他既不像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有一批批的学生,更不像释迦牟尼、耶稣那样有众多虔诚的信徒。这位“周守藏室之史”,一个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给全世界奉献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部无与伦比的经典。

  老子的《道德经》,在中国和世界的所有经典中,可以说是文本最简洁、文字最优美、内容最丰富、思想最深刻而又最玄妙、最富启示意义的经典,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显其价值的巨大和影响的深远。

  老子的思想,既是先哲在长期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对于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又反过来指导人们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建功立业、治国安民;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对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起着重要的陶冶作用,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巨大的投影,并广泛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像一个永远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老子》五千言让中国人受用了几千年。

一、老子的思想首先应该是政治思想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它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短短的五千文,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系。

  历来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三个路线:第一类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第二类把老子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所谓神仙丹道上去;第三类把老子归到政治谋略上去。但我认为,《老子》一书中固然有辩证哲学、有养生,但更主要的以及首要的应该是政治思想;老子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养生家或宗教家,他更应该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史书记载,老子出于史官,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其人貌似超脱恍惚,其实很关心政治,很关心天下大事,总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讲圣人应该这样,圣人应该那样。比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比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比如“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等等。同时我们也知道,老子所谓的“圣人”,并不是孔子、孟子心中的“道德先生”,而是“社稷主”和“天下王”,是“圣明的统治者”或“英明的领导人”。所以,老子讲的这些话,都是“为君主谋”,为作为统治者的“圣人”服务的。

  《老子》一书虽然言语极简,微妙难识,实际上是有为而发的,是对当时“周文疲敝”的社会背景的直接反映。周朝的文物典章制度,曾经粲然大备,但经历一段时间后,已渐呈疲弊僵化的状态,老子自然目睹这种疲弊的状状。思想家的结晶,免不了环境社会的影响。虽然老子的身世背景披有神祕的外衣,再加上是否先于孔子的争论,使老子的形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过,我们可由《老子》一书的文本内涵,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知道《老子》一书的产生是“救世”、“救时”的需要,老子的目的在于“以太古之治,矫末世之弊”。

  “道”和“德”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老子的“道”并不像时下哲学史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然现象和宇宙规律的观察、概括。“道”字在《老子》全书中共出现了72次,有36个章节提到“道”,其中明显属于谈自然宇宙之道的,只有4个章节(今本《老子》第四、二十五、三十四、四十二章),其他32个章节谈的“道”,都是治国之道,都是经术政教之道,都是关于存亡治乱、成败兴衰的客观规律之道。老子不过是借自然以明人事而已,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或总结,因为老子的真正立足点是当时的社会斗争和历史经验。

  老子的“德”,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是内部所具有的。得,是从外部得到的。《老子》中说的“上德不德”,是说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精神不游移在外,自身的内在本质就能保全。自身的内在本质保全就叫做“德”。“德”是得之于自身的意思。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以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得到安定,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

  吕思勉先生也认为:“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人,大都偏重于其哲学方面。这个实在是错误的。先秦诸子的学术,有两个来源:其一从古代的宗教哲学中蜕化而出,其二从各个专门的官守中孕育而成。前者偏重玄学方面,后者偏重政治社会方面。《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其原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一个说其因,一个说其缘,都不及古代的哲学。尤可见先秦诸子之学,实以政治社会方面为重,玄学方面为轻。”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务实性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现实主义和注重世俗性的特点。因此,中国古代的学说大多都是主张学以致用。先秦诸子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无论其学说在哲学方面建树多高,必有其社会的或政治的归止。美国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对此也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在合编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说:“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区别。”他们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提供讨论的哲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规劝和改良的语气来看,这种哲学无疑反映了一个屡起冲突,政治混乱的时期……哲学家们在东周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梁启超先生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我们的民族性,又是最重实际的,无论哪一派的思想家,都以济世安民为职志,差不多一切议论,都归宿到政治。”

  撇开诸子百家的互绌不论,其实各家是非常一致的,都有着同样的产生背景和学术目标,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都是“务为治”的。对先秦学术的精辟总结,要数《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他们无不认为诸子百家的学说是经世致用之学。

  所以,胡适先生说:“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反而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就有了老子的政治思想。”

二、老子政治思想的内容与本质——“君人南面之术”

  老子对当时的社会历史冷眼旁观,他“赡足万物”,同时又“观往者得失之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他从中发现了解事物的矛盾性以及矛盾之间的对立、转化和消长,进而概括为政治哲学理论,其后又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谋略——“君人南面之术”。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老子》是一部为了君王、写给君王、让君王看的书,书的主要内容是怎样做一位圣明的统治者和杰出的领导者。

  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对内,可以分为“圣人之道”和“统治之术”;对外,可以分为“外交之法”和“用兵之策”。

  (一)圣人之道

  老子心中的圣人其实就是国家的统治者,是“社稷主”,是“天下王”。他认为要做一位合格的圣人,必须“无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因为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均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而结果毫无成就,内则引起纷乱,外又引起战争。老子有鉴于此,所以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第六十四章)。

  老子之所以主张无为,乃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文子》第十九篇《下德》)所以老子希望君臣俱休息乎无为。

  老子主张“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眼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老子认为,人们光知道“有”的好处,却很少知道“无”的妙用;“有”是暂时的,“天地尚不能长久”,何况区区人事,只有“无”是万物的本原。不知事理的人常常沾沾自喜于“有”,到头来却两手空空。因此,应守住“无”而反对“有”。“无”表现为人事便是无为。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无为”并不是不做事,而是顺其自然,当为的就为,不当为的就不为,站在否定的立场来肯定,站在不为的立场来为。所谓‘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必须‘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不管,实际却无所不管。……只有‘无’、‘虚’、‘道’,表面上似乎只是某种空洞的逻辑否定或混沌整体,实际上却恰恰优胜于、超越于任何‘有’、‘实’、‘器’。因为它才是全体、根源、真理、存在。而这就正是君主所应处的无上位置,所应有的优越态度,所应采的统治方略。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人们经常认为老子是消极无为。其实,老子一再讲“圣人”、“侯王”,老子的“无为”是一种“以无事取天下”的积极的政治理论,是一种迂回之术。“无为”是过程和手段,“有为”、“无不为”才是结果和目的。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顺其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这样就“无不为”,“无不治”了。

  钱穆先生也同样认为:“庄周书中之圣人与明王,常是淡漠、混沌,无所容其私,而老子则不然。老子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是老子心中之圣人,乃颇有其私者。彼乃以无私为手段,以成其私为目的。故老子又云:‘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目属虚见,腹属实得。圣人而如此,则此圣人显然欲有所为,亦有所得。”因此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于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四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

  老子书中,有很多话,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例如:“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第七章)。例如:“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例如:“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三十四章)。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第六十七章)。在老子看来,要想“有为”,必须先“无为”,或者装着“无为”。这一点,老子倒也不避讳。老子的“无为”,只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难怪有那么多的“有为者”会喜欢《老子》了。

  老子洞明万事盈虚消长阴阳互动之理,详察万物一体两面对立转化之要,他认为要想“无为”,应当从反面下手,从弱处着眼。这样的话,反面的可以转化为正面,柔弱的可以战胜刚强,进而实现“无不为”的目的。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反”当作“返”讲,“反”的意思即是相反、返回。老子认为,事物存在盈虚消长的规律,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发展,并且在对立转化中显现出来。所以老子说: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

  三代以上,历史久远,资料不全,姑且置而不论。三代以下,从商汤、周武的征诛开始,一直到秦汉以后,凡是建立统一世系的帝王,没有哪个不深通老子“有无相生……前后相随”的路线的。大舜起自田间,赤手空拳,以重孝道德行的成就,继承帝尧而有天下。大禹是以为父赎罪的心情,胼手胝足,治河治水的劳苦功高,又继大舜之后而有天下。汤以一旅之师,文王以百里之地,以积德行仁为大谋略,而享有天下。秦始皇以区区西陲之地蚕吞六国,汉高祖刘邦的手提三尺剑降秦灭楚,以及曹操父子的阴谋篡位,刘裕的效法曹瞒,李世民的反隋,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忽必烈的声东击西,朱元璋的奋起淮泗,多尔衮的乘机入关,康熙的帝王术,都是师承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原理而建立世系基业。

  因此办事情应当“无为”,应当从反面下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同时,老子又认为事物的运动发展总要返回到原来初始的状态。又案“反”即“复”也,“复”即是返而归之的意思。因此,老子说: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第十六章)

  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

  事物既返且复,也就是“动”,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当事物返本复朴时,也就回归了自己的根本,这样才是顺和自然。即“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老子》第六十五章)。

  因为老子经常讲“居下处虚”、“守弱用柔”,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老子是弱者的哲学,这其实是大错特错。《老子》中讲“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其中的“若”可解释为“好像”,与《孙子兵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兵家“诡道”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也有人认为老子“实质便不外一个装字”。因为能才有资格装作不能,强才有资格装作弱,智才有资格装作愚。因此,梁启超先生才认为“无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传老学。”

  老子虽然用柔用弱,但柔弱不是软弱,所以老子说:“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他说: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三十章)

  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

  既然正反两面要易位,柔弱的可能战胜刚强的,那么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无失,常利而无害呢?这里说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转到反面,必须“知止、知足”,必须“去甚、去奢、去泰”,必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脱离反面,正面就会保持常态。例如王公大人自称孤、寡、不谷,表示贵不弃贱,高不弃下,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高脱离贱、下,贵、高也就不能存在。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总之,在老子看来,“圣人之道”应该以“无为无不为”为中心或原理,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方法论,以“道”、“德”、“自然”为法则。其中,“无为”是“道”,“无不为”是“德”,“无为无不为”是“自然”;“反”、“弱”是“道”,“动”、“用”是“德”,“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是“自然”。老子认为,统治者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无不治”、“取天下”、“民自化”的目的,从而进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境界;也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位老子心目中的圣明的“社稷主”和“天下王”。

  (二)统治之术

  在老子看来,社会不和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民“不知足”、“有欲”、“有智”。老子说: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

  因此,老子也希望被统治者“无欲”、“无知”、“知足”,即“使民陷入无为之地,使之不能为或想有为而不敢为”。

  先秦诸子讨论政治,大都由人性出发,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法家也都主性恶。但老子不言人性之善恶,而只说天下之乱由于人欲太多,所以老子主张“少私寡欲”。其实,这种寡欲思想不仅仅老子有,先秦诸子说到经济生活,没有一个不主张寡欲的,只不过老子特别强调。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实际上与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大于寡欲”很相似。

  老子不但希望人们寡欲,并且由寡欲,进而又主张人们无欲,又由无欲,进而反对人类之有知识,老子说: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老子的政治思想虽然包括使民无知无欲,但老子所攻击的是高等的欲望,他并不反对初等的欲望。因为“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所以老子也知道必须先“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以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正是老子的高明之处。

  老子由无欲,进而主张无知,友无知,又展开了他偏激的政治理论,提出类似愚民的政策。之所以说是类似于愚民,是因为老子的本意不在于愚民,而只是希望人民无知无识无争无乱,使社会和谐。老子由此出发,进而主张回归太初世界。老子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

  “许多人认为,《老子》的小国寡民说是幻想回到原始社会农村公社时代。我认为这种说法并没有多是根据,与其说是历史观的复古,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反动。小国寡民说不是从历史的回顾中得出来的结论,而是从逻辑中演绎出来的。”

  老子固然希望回归到太初世界,然而绝不是胡适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言,更有“立天子,置三公”之言,因此可以知道老子心中理想的社会也是有政府存在的。只不过老子希望政府清静无为,使人民“不知有之”,甚至“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同时,老子也对统治者进行劝诫,因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所以老子希望他们能“去甚,去奢,去泰”。具体而言,主要指薄税敛、轻刑罚、尚节俭。老子虽然没有正面提过这些主张,但他对当政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六十九章)

  从这些入木三分的批判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老子主张薄税敛、轻刑罚、尚节俭。

  (三)外交之法

  老子见当时的社会,持强凌弱,以众暴寡,因此说天道与人道不同: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道是“以大事小”,人道则是“以小事大”。老子的对策是: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

  老子认为社会能否和谐,人类能否和平共处,关键取决于大国的态度。小国若能对大国谦下有礼,自然可以取得大国的兼蓄,使大国对它平等看待。但“小国以下大国”,“不过欲入事人”,依然是小国,依然是大国的臣仆。老子心中所看重的,毕竟还在大国,因为大国如果能对小国谦下有礼,不仅能取得小国的信任,使小国甘心归附,兼蓄小国,还能“损有余而补不足”或“有余以奉天下”,即先取小国后取天下。

  老子以江海之处下比喻大国之处下,“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故曰‘大国下流’也。”所以老子说:“大者宜为下”。

  (四)用兵之策

  春秋战国之时,诸侯为了扩大其领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是各学派所共同反对的。而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尤其反对战争。老子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老子》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是不义之战,我不攻人,人亦攻我,所以老子虽然反对战争,但是又说明作战之法。老子说: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第六十七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老子》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第七十三章)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第七十六章)

  可以知道,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以“慈”为主。“慈”有两个意思:一是怕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怕敌人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挑起战争或争端。但是如若敌人来进攻我,我才会起而应战,即所谓“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虽然应战,却不轻易开战,因为“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既是不慈。若敌人硬是来攻我,我则“以守则固”,如若守不住,我则向后退,“不敢进寸而退尺”,万一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进攻,如果此时再不开战,就是坐视我军束手待毙,对于我方来说,这也就是不慈。到了此刻,则是不得不战了。这时候我军已无退路,人人悲愤,唯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其势锐不可当,这就是“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应用这个原理。

  总而言之,老子讨论政治,必定有办法。政治用无为,经济求知足,兵争求用哀,外交则取下,这些都是《老子》书中的圣人运用政治手腕的高明之处。政治用无为,经济求知足,便是以正治国;兵争求用哀,便是以奇用兵;外交则取下,便是以无事取天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这正是老子心中的圣人,运用政治之三部曲。

三、老子对后世的影响

  《老子》一书自从问世以来,后人便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两千多年来,各种研究《老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注《老子》者多达三千余家。后人对《老子》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注重对《老子》版本的校雠和文字的训诂,一是注重对《老子》思想内涵的研究。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又可分为三个路线:第一类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第二类把老子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所谓神仙丹道上去;第三类把老子归到政治谋略上去,而且习惯上,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老子讲的是阴谋。

  在《论语》及《孟子》里,我们可以看见孔、孟的人格活跃在纸上;在《道德经》中却不能找出老子的真性格。老子是深刻的,但是太深刻了就会让人觉得冰冷,而且高明得也迹近狐狸。于是老子很容易被认为是阴谋家。

  历代学者中认为老子有阴谋的,以朱熹、章炳麟二人影响最大。朱熹说:“老子心最毒”,章太炎说老子“为后世阴谋者法”。

  老子主张用阴、用柔,但阴柔不是阴谋。阴是相对于阳来说的,柔是相对于刚、强来说的。阴与阳,只是一体的两面,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怎么用。所谓用阴柔,即不用刚强,不是勉强而为,而是一切顺势而来。

  阴谋者固然能从老子中汲取某些营养,因为其中的确包含了“弃仁义而用诈谲”的某些东西,比如以退为进、欲擒故纵……这些称之为“毒”、“阴谋”,也算有理。但正像老子不能等同于出世的、不与君王和统治阶级合作的庄子那样,也不应该等同于申、韩那样“惨礉少恩”的法家。

  史书记载,陈平本治黄帝、老子之术,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基业,及其封侯,尝自言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后来果然如此,陈平的后人,到他孙子这一代,所谓功名富贵,一切而斩,就此断了。

  鲁迅先生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其实,对于《老子》这样博大精深、玄之又玄的书,何尝又不是呢?你是什么人就能解读出什么样的老子来:哲学家能从《老子》里找出辩证法,宗教家能从《老子》里找出神仙养生,军事家能从《老子》里找出用兵谋略,阴谋家能从《老子》里找出诡诈之术,企业家能从《老子》里面找出管理之法,政治家能从《老子》里找出治国之道。

  《老子》为古道书,辞义精微。自来诠注,每随时代风尚,敷畅一家之言。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对《老子》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以此类推又有唐老子、宋老子、明老子、清老子、近代老子和当代老子。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人的眼里,对《老子》的解释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老子既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又对统治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前者为统治者所必需,后者则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多数统治者对它不即不离的态度,既需要它,但又不能把它置于尊为。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汉代以后逐渐被神化和宗教化,成为道教教主,称为“太上老君”。他的思想尽管与道教有联系,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老子的思想对后代道家的派别有很大的影响,从先秦到明清,受老子影响的道家学派很多,如以庄子为代表的逍遥派;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养生派;以汉代扬雄为代表的玄学派;以汉代刘德为代表的知足派;以魏晋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派;以及在“道隐无名”宗旨影响下的隐逸派等等。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老子和老子其书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的重要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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