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眼里的美

　　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万卷出版社拟印行沈从文几个创作领域的精品，堪称沈从文爱好者的福音。几部作品囊括了沈从文最好的小说、散文与别具一格的自传，加上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呈现出的是沈从文毕生成就的浓缩精华版。

　　就三部文学作品而言，汇聚的都是沈从文成熟期的巅峰之作。其中《从文自传》1934年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篇小说《边城》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也开始发表，可以说这个1923年从湘西小城走出来的“乡下人”已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辉煌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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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的问世，标志着沈从文精心打造的“湘西世界”已上升为一个由高超想象力建构的文学王国，堪与鲁迅笔下的“鲁镇”相提并论，甚至已经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象征。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就认为：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在汪曾祺看来，“边城”世界在与大城市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对峙之中获得了文化和时间意义上的双重自足性。作家林斤澜也曾经这样言说沈从文及其《边城》：“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在林斤澜的理解中，边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

　　在《边城》蕴含的各种丰富的主题内容之中，有研究者格外看重的正是沈从文所延续的陶渊明奠定的桃花源传统，建构了一个湘西的世外桃源，因此在《边城》中存有中国本土田园牧歌文化的最后的背影。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中认为，当这个牧歌指向文化隐喻的时候，就诞生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边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这个诗意的中国形象有别于五四启蒙主义话语所形塑的“中国”。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呈现了国民性需要改造的落后的中国，那么《边城》则传达了一个类似田园牧歌的诗意化的中国形象。

　　《边城》的基本情节是二男一女的小儿女的爱情框架。掌管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渡船老人的孙女翠翠，最终兄弟俩却一个身亡，一个出走，老人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死去。这是一个具有传奇因素的悲剧故事，但沈从文没有把它单纯地处理成爱情悲剧，除了小儿女的爱情框架之外，使小说的情节容量得以拓展的还有少女和老人的故事以及翠翠的已逝母亲的故事，小说的母题也正是在这几个原型故事中得以延伸，最终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此外，小说还精心设计了主要情节发生的时节——端午和中秋，充分营造了具有地域色彩的民俗环境和背景。这一切的构想最终生成了一个完整而自足的湘西世界。

　　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淳朴、善良、美好的天性，悲剧的具体的起因似乎是一连串的误解。沈从文没有试图挖掘其深层的原因，他更倾向于把根源归为一种人事无法左右的天意，有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子。沈从文也称自己的《边城》是一座希腊小庙，支撑其底蕴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翠翠和爷爷都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塑造的理想人物。在这些理想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自称是“最后一个浪漫派”。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少有的书写神话的作家。而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有一种神话的品质。沈从文的现代意识体现在他一方面试图挽留这个神话，另一方面又预见到了湘西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边城》结尾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在暴风雨之夜倒掉了，它的倒塌预示了田园牧歌的必然终结，这就是现代神话在本质上的虚构的属性。作家李锐在《另一种纪念》一文中说：

　　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强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示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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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最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文学青年，到成长为一个“现代短篇小说之王”，沈从文堪称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乡下人”的文学传奇。而沈从文的故乡——偏远的湘西一隅也带给中国内地都市读者以一种神秘性。这些因素都使集中书写了沈从文离乡之前人生经历的《从文自传》获得了文坛的瞩目。在《宇宙风》杂志所做的“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调查中，著名作家周作人和老舍就都选择了《从文自传》作为自己爱读的书。

　　《从文自传》的创作意图在沈从文写于1980年写的“附记”中有明确的追溯：

　　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枝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

　　从这段自述中，研究者捕捉到的是《从文自传》中“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生命意识，及二者间的纠缠”，从而使《从文自传》与当时其他作家的自传相区别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是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找到了自己的。汪曾祺在《水边的抒情诗人》一文中也认为：“这是一本文学自传。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教育’的意思不是指他在《自传》已提到的《辞源》、迭更斯、《薛氏彝器图录》和索靖的《出师颂》……沈先生是把各种人事、风景，自然界的各种颜色、声音、气味加于他的印象、感觉都算是对自己的教育的。”“这本书实可称为一本‘美的教育’。”沈从文是从故乡秀丽的山水、淳朴剽悍的民风中领受到这种“美的教育”的。而沈从文对这种“美的教育”受用终身，也使沈从文的一生堪称是追求美的一生。

　　沈从文尤其强调社会这个大学校给他的教育，一再倡言要阅读社会这“一本大书”，在《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中，沈从文说：“大多数人受过‘学校教育’，我受的却是‘人事教育’。”“放下了书本，他便去想。走出门外去，他又仍然与看书同样的安静，同样的发生兴味，去看万汇百物在一分习惯下所发生的一切。”沈从文的生命观与世界观，都与故乡的万汇百物建立起深刻的关联。

　　而当时的文学爱好者从《从文自传》中捕捉到的正是一个成名作家如何炼成的传奇经历。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在当时的文坛具有相当的传奇性，他在《从文自传》中也有意识地塑造这种传奇性，《从文自传》在章节设计上，即可给读者以好奇心和吸引力，让读者想象这是一部作家的传奇史。沈从文在社会大学自学成才的例子，尤其对那些没有进过大学的非科班出身的文学青年具有驱策和榜样的作用，与中国文坛三十年代一大批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青年作家的崛起也构成了互证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文自传》提供的是作家成长史的非常难得的传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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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年初，因母亲病危，离开湘西已十几年的沈从文第一次踏上回乡的路。从北平经长沙到桃源后，沈从文雇了一只小船沿着沅水逆流而上，大约六天后到沅陵，又在船上度过五天才抵达老家凤凰。为了排遣船上的寂寞，沈从文写下大量给新婚夫人张兆和的书信，讲述水上所见所感。《湘行散记》即是在这些书信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我们从这本书中也因此集中看到沈从文对于故乡河流的书写。

　　沈从文在一封信中这样向张兆和（沈从文称为“三三”）描写故乡的河流：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对“水”的凝视使沈从文忽然发现心灵被一种爱充满，这种爱进而泛化到对世界和人类上面。故乡的河水因此启发了沈从文的博爱，而有博大之爱的人往往是如沈从文所说“软弱得很”的。同时也正像孔夫子说，“智者乐水”，河水也让沈从文“彻悟”，从中获得的是智慧。

　　而“水”带给沈从文最多的，是创作灵感。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一文中，沈从文这样谈到故乡的河流：

　　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对一个作家而言，有一条影响一生的河流的确非常重要，“河水”构成的不仅是写作背景和环境，也决定了作家的灵感甚至作品的风格。

　　故乡的水带给了沈从文博爱、智慧和灵感，也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地域色彩。正是通过这条沅水，沈从文把自己的创作与屈原所代表的楚文化联系在一起。两千年前，屈原曾在这条河边写下神奇瑰丽的《九歌》，沅水流域也是楚文化保留得最多的一个地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同样生动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湘西作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区，是一块尚未被外来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衡量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价值规范和准则。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的独特处正在于力图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那个世界，在外人眼里，就不免是新鲜而陌生的，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却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沈从文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的姿态执迷地创造乡土景观，就像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说：“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沈从文正是以乡下人的固执的目光，在《湘行散记》这一类关于湘西的书写中，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如果说此前沈从文对湘西的书写，靠的是他对故乡的记忆和印象，那么这次回乡之旅，既是对故乡充满感情的忆恋之旅，同时也是清明而理性的现实之旅。《湘行散记》中的贯穿话题之一是“常”与“变”。沈从文在对湘西的“常”的观照中，也发现了“变”的一面。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田园诗情、淳朴民风、自然人性依旧存在于湘西的自然与人事之中，似乎与历史的进程毫无关联，这即是沈从文从故乡感受到的“常态”的一面；另一方面，却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人的堕落，传统道德的丧失。诚如沈从文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篇中所说：

　　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

　　《湘行散记》中的《桃源与沅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等篇也同样隐含着对纯朴的文明日渐“堕落”的隐忧。《箱子岩》《虎雏再遇记》等篇传达的则是对故乡人原始生命力终将失落的预感。而当沈从文真正深入到湘西生活的内部，直面故乡人生存处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湘西更本真的一面，看到生存世界的悲哀与残酷，由此便“触摸到沈从文内心的沉忧隐痛”，以及“那处于现代文明包围中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朱光潜语）

　　《湘行散记》因此展现了变动中的历史忧虑，也促使沈从文产生了一种生命的冲动，想如当年屈原那样，重新做一个地方的“风景记录人”，记下生命中神性的庄严与美丽，唤回优美、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并试图重造民族灵魂与乡土文化。这些追求，都贯穿在作者回乡之旅的体验和观察之中，使《湘行散记》中作者的思绪在记忆和现实的双重时空中闪回的同时，也生成了一种思考湘西远景的未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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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之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写作，改行去历史博物馆工作，致力于中国古代的服饰与文物研究，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功绩。看上去似乎沈从文的转行有些可惜，但却是中国文物研究领域之幸。同时，沈从文选择文物研究者的职业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并不是出于一时间的心血来潮。其实从《从文自传》中即可看出，沈从文在故乡当兵的时候就对历史与文物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从文自传》中题为《学历史的地方》的一章，就集中叙写了他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的经历，其间接触了大量的字画、碑帖、古书，因此沈从文把这段日子看成“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沈从文对于文物的兴趣可以说持续了差不多整个一生。汪曾祺这样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

　　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

　　而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中始终渗透了审美的眼光，毋宁说，他是以一个毕生执著于美的文学家的身份致力于文物研究的，正如汪曾祺所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的爱好者，对于由于人的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美的东西具有一种宗教徒式的狂热。对于美，他永远不缺乏一个年轻的情人那样的惊喜与崇拜……”作为在历史中追寻美的研究者，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由此获得了生命意义上的一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