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娲图腾与民族精神

  内容摘要: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方面包含了初民最初朴素的对人类起源的探求;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类对龙图腾的崇拜。是以龙为感情纽带而转化的一种“媒介”,并作为联络人类感情的“工具”。通过龙的崇拜,还可以发现我国从远古至今形成的深刻影响与龙的情结。

  关键词:伏羲女娲;龙;图腾;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刘辉,男,1965年生于安徽萧县农村,初中文化。自2004年起,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书画》、《中华文化画报》、《人民政协报》、《徐州工程学院》、《商丘师范学院》、《寻根》等报刊,先后发表了20余篇长、短汉画研究文章。2006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由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题评的《汉画解读》一书。

  远古时期,人神杂糅,神话传说充斥于世界。然而某些传说中虽然掺杂着神话,但是它与单纯的神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其系口耳相传,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却包含了一定真实历史的痕迹。

  伏羲女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并受到崇祀。有关他们的传说,流传的地域极为广泛。毕竟这段历史太遥远,史书中对此的记载极其匮乏;传说来源的途径也很多,让人扑朔迷离。汉墓绘画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个传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人认为他们是人,有人说是神;有人推想该传说起源于北方,有人认为源自南方。然而传说的产生,不过是古人借助使用的一种工具,究其传说背后的实质,却蕴含着一段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民族情结。至此,不能不提到国学大师、著名书画家冯其庸先生。冯老曾嘱咐笔者说:我看到新疆阿斯塔那墓中伏羲的帽子、胡子都是一副少数民族的模样,说明不仅汉族、苗族,就连新疆少数民族也认同伏羲是他们的始祖了,这是我们民族团结、和谐的证明,你要认真研究一下伏羲女娲。因为受到冯老的教诲和指导,笔者才仔细思考并撰写此文。

一、伏羲女娲传说是人类社会原始宗教性质的产物

  中国的创世神话很多,分别来自于远古初民对宇宙中万物的初步认识,并产生的对人、植物、动物等起源的解释;有些被崇拜的对象还成为氏族的图腾。人是万物之灵,人的起源当然会首先受到关注。传说伏羲女娲是创造人类的二位主神和始祖,初民就利用这个传说解释了人类的起源与繁衍问题。

  1、女娲的传说

  女娲的记载初见于《楚辞·天问》,曰:“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对人类的功绩有:许慎《说文解字》曰:“女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山海经》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郭璞注:“女娲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不暇供,乃引绳于泥土中,拳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縆人也。”《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娃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狡虫死,颛民生。”

  2、伏羲的传说

  伏羲被尊为人类的男性始祖,传说中的他的一些功绩也记录于很多文献。《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绎史》卷三引《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潜夫论五德志》:“(伏羲)结绳为网以渔。”《楚辞·大招》:“伏羲氏作瑟,造‘驾辨’之曲。”《汉书·丙吉传》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执绳司下土。”《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3、伏羲女娲传说的变异与融合

  随着时代的改变,很多事情必然会不断随之变化。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面,一号女希。”《风俗通》曰:“女娲,伏希(羲)之妹。”《独异志》记载,远古宇宙初开未有人民,伏羲女娲以兄妹结为夫妻,并“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伏羲女娲为夫妻的传说,还见于战国时的长沙子弹库帛书:创世之处,天地混沌,暗昧无日,风大雨多;伏羲娶女娲生了四个孩子,协助禹和契治理洪水;四个孩子到四海一边支撑蓝天,一边为山川命名;黑暗中用步履计算时间,确定四季。……最终完成了创世的工作。这里没有说伏羲女娲是兄妹。[1]到汉代以后伏羲女娲的传说,还融入了佛教因素。[2]在南方的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伏羲女娲传说还演化为盘古传说(详见下文)。四川新津龙岩村出土的三国时期的石棺画像,[3]刻绘在石棺后挡板上的伏羲、女娲,一个捧日,一个捧月,二人均为完全的人形。说明该传说在当地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之,伏羲女娲的传说始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融合。

二、汉画中伏羲女娲的类型及其形象的文化意蕴

  伏羲女娲传说出现的地域遍及全国各地,所表现的形式多样:有说唱的形式,如现今保存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创世史诗;有文献的零星记载,如《淮南子》等;有出土的文物中,如画像砖、石、壁画、帛画等。在出土的画像中,伏羲女娲的表现形式多样,不同形式的伏羲女娲画像,代表了每个时代、文化中相异的信息。

  1、汉画中伏羲女娲的类型

  汉画中伏羲女娲的类型很复杂,形象亦不尽相同,意义也就有所区别。一是形体的差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最上部中间是人首龙身盘曲的神人,有人认为他是烛龙,笔者认为是伏羲或女娲。因为画中的女墓主死后去始祖神那里才合乎情理,假如她到烛龙那里去,与理不通。河南洛阳西郊浅井头汉壁画墓,洛阳墓顶由南向北绘有伏羲和女娲。伏羲人首龙身无足,尾部呈鱼鳍状。1986年四川简阳鬼头山出土的3号石棺画像,刻一人首龙身的人物,其旁刻写“伏希(羲)”。左边亦刻人首龙身像(伏羲女娲为龙身的问题详见下文),其旁刻写“女蛙(娲)”。二是头衣和手持道具的区别: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4]戴冠的伏羲执矩,头挽发髻的女娲执规,二人均人首龙身且尾部交缠,他们中间有一小人。左边题刻“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的铭文。河南唐河汉画像石上,刻有伏羲手执排箫的图像。[5]微山两城镇出土的一画像上,中间是“西王母”,其两侧是手执便面、人首龙身的伏羲女娲,二人作交尾状(也有的伏羲女娲中间为东王公)。三是对伏羲或女娲个体始祖的崇拜形式:费县潘家疃出土的伏羲图和女娲图分别刻在两个门柱上,伏羲为人首龙身,身上有日轮而手执规,下身长两只足;女娲人首龙身,身上有月轮而手执矩,下身有两只足。四是创造型或情景的再现:江苏睢宁出土的“伏羲女娲”汉画像石,[6]画面中伏羲女娲皆人首龙身交尾状,二人躯体中间有羊、马等,下方的二人两侧各一小人首龙身之人。河南唐河针织厂出土的伏羲女娲图,[7]伏羲女娲各手执一草扇,在一神人身上相向而立;南阳七孔桥出土的“女娲捧璧”图,原文说“女娲人首龙身,手执灵芝”。[8]他们手执的应当是草扇。

  2、出土文物中不同伏羲女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不同的形象就是不同文化的表达。汉画中伏羲女娲的图像很繁杂,其文化意蕴也就各异:其一,伏羲女娲手中不同的工具代表了各异的传说和伦理观念。伏羲女娲手执草扇,是文献中所谓其因兄妹结婚而“结草为扇,以障其面”遮羞的情景;也是在描绘始祖神初始创世的状态。从女娲创造人类开始,到伏羲神话的出现和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结草为扇,以障其面”的说法,以及《风俗通》所说女娲成为“女媒,因置婚姻”等,已经脱离了原始氏族的状态,显然渗入了封建伦理观念和思想。《周髀算经》上卷记载:“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昔者包牺(伏羲)立周天历度——夫天可不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作为妻子的女娲从属于伏羲,伏羲执矩、女娲执规的图像意义,大概是“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的体现,即尊卑关系。其二,是伏羲女娲祖神崇拜和创造、主管万物的表现。伏羲的形象是通过其头衣如进贤冠、山字王冠、通天冠、手中所持的日等方法;女娲是通过其头挽的发髻、持月等方法,区别二人的身份、性别。伏羲头戴王冠,则是其“初造王业,以理海内”的象征;伏羲女娲手捧日月,是其创造和主管阴阳与天地的体现。伏羲或女娲以个体的形式出现,是祖神崇拜的表现。有的伏羲女娲身体交缠或交尾,描绘了他们正在繁衍人类;而二人中间的小人,则是描绘他们已经繁衍出的人类。其三,伏羲女娲的奇异形体是具有“圣德”的象征。汉画中的伏羲女娲,人首龙身,他们的神奇躯体是其超凡神性的证明。如《列子》曰:“女娲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生而有大圣之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说:伏羲“蛇身人首,有圣德。”

三、伏羲女娲的传说反映了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变化

  在女娲传说的创世故事中,主旨为了强调是伟大而神圣的女性(或指始祖、母亲),其原始性显而易见;伏羲传说中,流露出人类处在进步、发展中的阶段和痕迹,到伏羲女娲以兄妹婚配,并因羞耻而以叶扇障面,越来越表达出人类进入高度文明下的社会伦理道德范畴中的思想、感情。伏羲女娲传说经初民口耳传唱、到文字记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难免会在原始的基础上陆续增加一些新时代的文化。

  1、图腾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包含了初民对人类产生的朴素的认识

  有人说,对女性氏族崇拜,其流行时期大约相当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10]。《吕氏春秋·恃君》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退进揖让之礼。”陶阳等先生说:“作为女性创世大神,女娲神话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代。”[11]伏羲女娲被初民奉为人类始祖,其根源在哪里呢?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对此分析得很精辟:“从一开始,宗教就必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它包含着一个宇宙学和一个人类学,它回答世界的起源问题和人类的起源问题,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申出了人类的责任和义务。这两方面并不是截然有别的。”这是说,回答世界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是一切宗教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只有这样,才有说服人的权威。[12]对伏羲女娲的阐释来自于宗教贵族的祖先崇拜思想。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中,死者旁边随葬一些生前用过的生产工具、食物等,都是灵魂不灭和对祖先崇拜的表现。[13]

  从女娲传说中所反映的种种事迹看,从客观上分析,自然是无稽之谈,由此她与伏羲的婚姻并创造人类也就纯属虚构。与女娲传说相关的遗迹很多。其中如女娲补天的所在地之一河南西部的王屋山等,这些都不足为据,因为类似的传说与遗迹在中国屡见不鲜。从伏羲的传说看,把这一些发明创造都归功于他一人,不足为信史;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存在的资料。

  综上所述,伏羲女娲只是人类初民编造的具有神奇的功绩卓越的“人性化了的神”,实际上伏羲女娲仅是被人利用的一种“媒介”或“工具”。 李发林先生同样认为,伏羲女娲是“两位象征人类始祖而实际并不存在的礼俗人物”。[14]

  2、伏羲女娲传说的起源地

  对伏羲女娲信仰起源的研究,有南方说,即起源于南方的苗、瑶诸族或古巴蜀一带。依据是《山海经·海内经》曰:“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之,伯天下。”《庄子·达生篇》中桓公与齐士有皇子的对话:“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业恶雷,闻雷车之声,则捧起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郭璞注说延维即委蛇。据此闻一多先生推测:延维或委蛇是人首蛇身,左右有首;伏羲为“百王之首”的帝王,故飨之或见之可以霸天下;以伏羲、女娲为中心的洪水遗民故事,本在苗族中流传最盛,因此伏羲女娲故事起源于该族。所以延维或委蛇即是伏羲女娲。[15]

  从桓公与皇子的对话可知:委蛇,是泽中的神怪或精灵,并且“见之者殆乎霸”。这些表明委蛇与作为始祖神的伏羲女娲根本就不是同一类,各自的意义、神性不同,更不能与人之祖相提并论;也同苗民奉祀的祖神是盘古、槃瓠或伏羲(此从常任侠说,见下文)传说的理念不合。委蛇是一身生双首,而伏羲女娲即使是交缠一起也不能称之为一身双首。所以,延维或委蛇即是伏羲女娲及南方说的依据似觉不足。

  常任侠先生持北方说,他说:“稽考中国古史,苗瑶之民,亦中夏原住诸民族之一。”[16]陶阳等先生也说:许多南方少数民族如纳西族的创世史诗记载纳西先祖是由北向南迁徙的,与汉文史书关于古代纳西人由甘肃、青海一带往南迁徙的路线的记载基本一致;云南一些氐族群来自西北甘、青一带,与汉文古籍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17]此观点颇具说服力。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与此说也较符合。

  3、伏羲女娲传说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伏羲,亦即宓牺、庖牺、伏牺、伏戏、庖羲、炮牺。《世本·帝系篇》曰:“太昊伏羲氏。”太昊,是伏羲的号,亦是大皞、太皞。苗人以盘古为始祖,《洞溪纤志》记载:“苗人祀伏羲、女娲。”常任侠先生认为:“伏羲、庖牺、盘古、槃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无间汉苗,俱自承为盘古之后。”[18]看来此说不虚。盘古的传说见于《太平御览》七八所引三国十吴国徐整的《三五历纪》。

  袁珂先生说:女娲补天神话的中心内容是治水。[19]其实,女娲传说中的灾害很多,诸如天破损、地裂、大火、洪水等;何况女娲用“芦灰”也难以止住洪水,这是说整个世界正在面临灭顶灾难,是女娲为世界消除了这个灾难。女娲也许是某个母系氏族族长的影射,或是女性崇拜的产物。女娲造人之说,颇与巴比伦古传说相似。[20]希腊也有宙斯愤怒人类而降洪水之传说,南美亚洛加尼亚之印第安人、南洋费济岛土人之中也存在此说。[21]正如唐兰先生指出:我国历史悠久,语言文字是逐渐统一,但决不能认为从古至今我国只有一种文字。[22]

  有人说,“天倾西北,地倾东南”,是因共工触不周山而导致的;《淮南子·览冥训》中描绘的洪水泛滥,是因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而不胜,发怒并碰塌不周山,而天塌地陷、洪水肆虐。[23]探究两个传说的本质,前者主旨是为了表述女娲创造人类,是解释人类起源的神话;后者根据我国南低北高、大水东流的地理地貌,属于解释地理地貌起源的神话。类似的神话很多,陶阳等先生说:“羲和生十日、羿射九日是日月起源的神话;简狄吞卵生契、姜原履帝足迹而生后稷,是族源神话;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教民耕作、仓颉造字等神话,则属文化事物起源的神话。”[24]

  有人认为,伏羲女娲的蛇身是源自对蛇的崇拜,[25]认为伏羲是雷神的儿子。[26]那么,依据袁先生的推论,作为“龙身”雷神的儿子伏羲,不应当“原是以蛇为图腾”的始祖。笔者认为,华胥履大迹,目的是在强调伏羲非凡的身世。从原文再结合初民中较为普遍龙的崇拜看,“大迹”当为“龙”的足迹;况且,“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因此根据常理,“龙种”生下的伏羲自然也应是“龙身”。《说文》十一中把龙幻想为无所不能的、具备世间一切美好的品质、美德的神物。许多自诩受“天命”者亦说自己受到了龙的感应。徐杰舜先生在研究先秦风俗时说:龙神是初民图腾崇拜中最大的神灵。在夏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普遍出现,这些陶器上的龙纹大多取象于蛇。并且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有七十余种,“长身而曲”,“有足”或“无足”。[27]伏羲女娲为龙身,则象征他们秉承了天的意志,为天的化身,是天命观的表现。从原始社会至商周、秦汉、明清,源远流长的龙的崇拜,都是历史的承续,这才符合我们是“龙的子孙”这一千古流传下来的传统理念。所以,有人说伏羲女娲是蛇身,应该是误解。不管他们有足或无足都应是龙身;甲骨文中的龙字与陶器龙纹也恰巧佐证此说。龙,其形体取自于蛇(或蜥蜴、鲵等;有时却是兽身)身体的一部分,主旨是强化龙的神奇,这从其他神人的身体上可以体现出来,甚至有些外国的主神也是如此,而与对蛇崇拜的理念有本质的区别。即使汉代文献有“蛇躯”的记载,也不能作为定论,由于历史久远等种种因素,古人也难免会出现误解;这从汉画和文献记载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

  4、同一母题大量延伸到不同领域是中华龙神话显著的特征

  仿效与延伸是很多文化的显著特点。因为龙被神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更被嫁接到人类始祖或人皇等的身上,产生一种连锁反映。于是,人们不厌其烦的把他(它)们附会成为琳琅满目的龙家族的成员。随着龙的影响力越传越广,无论是强大的氏族或弱小氏族、民族,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纷纷扯起了伏羲女娲的龙的后裔大旗。比如炎帝,其母“有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黄帝不仅“龙颜,有圣德”(《易·系辞下》正义引《世纪》),平时还“乘龙扆云”(《大戴礼·五帝德》)。帝尧之母庆都“遇赤龙”,一阵“唵然阴风,而感庆都”(《易·系辞》下引《帝王世纪》)而受孕生尧。《易·乾卦》九二爻辞的《文言》中说:“龙德而隐者,不易乎世。”《易·乾卦》九四《文言》还说:“龙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总之,“龙德”可以归结为:一是矢志不移的追求精神,二是以诚信厚德,移风易俗,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共谋发展。[28]其实“龙德”只是龙文化中反映出的一个方面。

四、伏羲女娲在各民族中的流传表明了民族间的融合、团结与和谐

  中华民族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历经沧桑,经过了数不清的分离和融合,当抛却政治因素,蓦然回顾历史,会发现大家原是血脉相连同根生,这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历史现实。伏羲女娲的传说,正是这一铁的事实的证明!

  1、伏羲女娲传说在各民族中的流传是民族间团结、融合的见证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民族。他还说,古代的匈奴族也有以龙为图腾的风俗。匈奴每年祭龙三次,名曰“龙祠”;龙祠时,首领们会议国家大事叫“龙会”;祭祀龙的地方叫龙城。[29]陶阳等先生说,以伏羲女娲为始祖型的神话,在苗族、仡佬族、仫佬族等民族中都有流传。[30]对伏羲女娲的崇拜与对龙的崇拜,意义实为一体。

  新疆出土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伏羲就生有两撇维吾尔人的胡须,服饰也带有维吾尔族的衣着特色。[31]说明维吾尔族也以他们为自己的始祖。

  多种因素的迁徙,也是广泛存在崇拜伏羲女娲的原因之一。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黄帝、炎帝等华夏部落居于黄河上、中游,太皞、少皞等东夷部落居于黄河下游,南方的长江中游是苗蛮部落的根据地。[32]《盐铁论·结和》曰:“轩辕战涿鹿,杀两暤、蚩尤而为帝。”“两暤”,即太皞、少皞。有人认为,春秋时居住在淮水流域的东夷,有英氏、六、蓼和群舒,他们的共祖是皋陶、庭坚,而庭坚是祝融的后裔。他们应是东夷氏族。传说“卫,颛顼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卫在今河南濮阳,郑在今新郑,不知后世什么时候南迁。[33]还考证说,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散居在相当于今河南的大部、河北南端的一小部及山东西南、江苏西北的一小部。这一氏族又南迁于江苏、安徽间的古三苗故地,最后才沿江西上,停留在江、汉之间,楚国乃其后也。[34]

  2、伏羲女娲的传说更是中华民族共源同祖的证明

  伏羲女娲传说虽然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通过该传说和出土文物,却在各民族之间找到了连接彼此感情和关系的远古纽带,印证了中华民族共源同祖。原始先民的图腾虽然极为复杂,然而经历长期的交流、融合,伏羲女娲为各族始祖的现实最终被大家所接受,证明各民族都期望有一个和平、统一和团结的大家庭,这符合大众的愿望。炎、黄二帝为龙子或龙颜;海内外华人亦称为炎黄子孙,也正是龙的子孙。正如刘尧汉先生所说:“汉族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各少数民族混血形成的”,“汉族的先进文化也是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成的”,“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是先有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四夷’尔后才有‘华夏’。华夏者,乃由‘四夷’中的先进部分融合而成的人们的共同体也。”[35]诚然,经历无数次的交流、迁徙、融合,中华各族已经融入了一个大家庭中,四夷的时代早以被文明的脚步摈弃,团结、发展才是硬道理。

  3、明确提出并大力提倡、发掘龙文化的精髓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

  古老的伏羲女娲传说,把华夏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伏羲女娲的龙身,到历代帝王自称为龙、黄龙、龙德等,“沙里澄金”,龙文化的核心是:通过龙这一媒介,激发中华民族的亲情和追求团结、和谐的民族精神。海内外不断传唱的龙的传说,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世界任何民族、宗教都需要有它的精神,比如日本有武士道精神,否则,它们无凝聚力与活力,是一盘散沙。现在虽然社会文化、物质都很丰富,但是金钱观念浓厚,缺乏一种正确引导民众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树立“龙”的精神和旗帜,众志成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攻克,有什么人会去闹分裂,有谁不知道友爱、诚信、团结!假如总结龙的精神的话,它包括:矢志不移的追求、容纳百川的胸怀、团结友爱、追求和谐、诚信厚德。

  如今,龙舟、龙灯、舞龙、龙的吉祥物,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华人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只要看到龙的吉祥物都会倍感亲切,大家会自豪地呼喊:我们是龙的传人!

注释:

[1] 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12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16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3] 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15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图1,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

[5] 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14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6]《睢宁汉画像石》图23,1998年。

[7] 闪修山、王儒林、李陈广编著:《南阳汉画像石》153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

[8] 闪修山、王儒林、李陈广编著:《南阳汉画像石》153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

[9]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 宋兆麟:《中国史前的女神信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11]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2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 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26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15] 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6]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 袁珂:《神话选译百题》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0]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1]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2]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3] 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4]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 袁珂:《古神话选释》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26] 袁珂:《古神话选释》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27] 徐杰舜:《汉族风俗史》第一卷,321页,学林出版社,2004年。

[28] 王宇信:《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殷都学刊》2008年第1期。

[39] 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4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0]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1]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2]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1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3]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4]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5]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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