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作者与流传之探索

  摘 要:对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的作者等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书目著录的分析、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著录内容的比较,可知十二卷本的作者当为吕本中,而三十卷本是在十二卷本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十二卷本可能亡于宋元之际。对《春秋集解》作者问题的考辨,实可上溯到朱彝尊对其作者的质疑。

  关键词:《春秋集解》;吕本中;吕祖谦;朱彝尊;纳兰性德

  中国《春秋》学,自汉以来即为显学,公羊学、左氏学相继盛行;至唐初《春秋左传正义》统一经义后,汉学一路的发展,遂陷入停滞。宋儒舍传求经,径从经文中发掘微言大义,以解决现实问题,开辟了新的治学路径与学术风尚。在此学术背景中,也不乏荟萃群言、采择精审的集解之作,使宋儒之议论,亦能具坚实的根基。金华吕氏《春秋集解》,即为此类著述代表作之一。

  但是,吕氏《春秋集解》的作者,究为吕本中抑或吕祖谦?这一问题,困扰了清儒(如朱彝尊、纳兰性德、四库馆臣等),也引起现当代学者的重视与递相辨析[1]。近来,李解民先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坚实的结论。他考证出《春秋解》、《春秋集解》与《东莱先生吕成公点句春秋经传集解》等,是各自单行的著作;吕氏《春秋集解》,有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两种不同的本子[2]。这些结论,均坚实可信。但先生认为,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的作者均为吕祖谦,这一论断,不能成立。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十二卷本的作者,当为吕本中,而非吕祖谦。另外,在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的关系、十二卷本的流传、吕氏《春秋集解》作者问题之溯源等方面,也都有值得再予探讨、辨明的余地。以下即对上述问题,展开探索。

一、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作者考

  笔者认为,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作者当为吕本中(1084-1145),而非吕祖谦(1137-1181)。此由陈振孙、王应麟等人之著录,即可考知。

  最先著录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的,当推陈振孙(1179-1262)《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解题》)。据武秀成先生考证,陈氏所撰解题,“可考的撰写年代,最晚在淳祐五六年间”[3](1245-1246),与成书于淳祐九年(1249)的赵希弁《读书附志》基本同时(《读书附志》著录了吕氏《春秋集解》的三十卷本)。陈氏《解题》后来散佚,直到清修《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与原貌有异。所幸其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解题,犹保存于元初文献大家马端临(1254-1323)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中。马氏书春秋类“《春秋集解》十二卷”条下引:

  陈氏曰:吕本中撰。自《三传》而下,集诸家之说,各记其名氏。然不过陆氏及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计崧老、胡文定数家而已。大略如杜谔《会义》,而所择颇精,却无自己议论。[4]

  四库馆臣所辑《解题》,“吕本中”误作“吕祖谦”。《永乐大典》在《文献通考》之后成书,可能传抄有误。卢文弨对此曾予辨正[5]。两宋时期,陈振孙藏书最富,被推为“宋世藏书第一家”;他根据自己藏书而撰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是“两宋私家书目中著录图书最为丰富的书目”[6]。陈氏去吕本中不远,当能获见吕氏书,他对《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著录,无疑是可靠的记载。

  《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为吕本中所撰,还有一条确凿的证据是南宋文献大家王应麟(1223-1296)对该本的著录。王氏《玉海》卷四十《艺文》春秋类“宋朝春秋传”下,有“吕本中《集解》十二卷”。由其书体例可知,此《集解》当然是指《春秋集解》,“春秋”二字盖承前省略。

  此外,陈氏《解题》所列诸家,均在吕本中之前或与其同时,无出其后者。“却无自己议论”,表明十二卷本内并无吕本中的见解(本中撰有专著《春秋解》二卷,与《春秋集解》侧重不同),这是十二卷本《春秋集解》与杜谔《春秋会义》[7]不同的地方,也是该本为吕本中而非吕祖谦所撰的有力证据。设若《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为吕祖谦所撰,那么,作为吕本中之从孙与学术传人[8],吕祖谦当不会对其伯祖之《春秋》见解视而不见,不予引据。通过对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在著录内容上的比较,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二、《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之关系

  那么,同以《春秋集解》为名并通行于世,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呢?笔者发现,这两个本子之间,实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从陈氏《解题》之记载及三十卷本之内容来看,三十卷本当是在对十二卷本进行增补的基础上形成的,体例则保持不变(俱为汇集前人见解的集解体)。陈振孙在解题中列出了十二卷本所采各家姓氏(《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唐时已被视作经书,十二卷本亦加采用)。对三十卷本所采各家,时贤已有所论列,但并不完备。为便于比较,兹将《春秋集解》三十卷本所引各家考出,制成下表[9]:

引文题称 引用则数 经学家及其《春秋》学著作
“何休注” 2 何休(129-182),字邵公,樊县人。有《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十卷、《春秋穀梁废疾》三卷、《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等。
“何氏注” 9 即何休《春秋公羊解诂》。
“杜氏《注》” 449 杜预(222—285),字符凯,京兆杜陵人。有《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释例》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等。
“范氏注” 8 范宁(生卒年不详),字武子,东晋顺阳人。有《春秋穀梁传集解》十二卷、《春秋穀梁传例》一卷等。
“孔氏《正义》曰” 2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衡水人。领撰《五经正义》,其中《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
“陆氏《纂例》曰” 9 陆质(?-806),本名淳,字伯冲,吴郡人。有《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等。
“陆氏《微旨》曰” 2 陆质,见上。
“泰山孙氏曰” 168 孙复(992-1057),字明复,平阳人。称泰山先生。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
“刘氏《传》” 157 刘敞(1019-1068),字原父,新喻人。称公是先生。有《春秋传》十五卷、《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意林》二卷、《春秋说例》十一卷、《春秋文权》五卷等。
“刘氏《权衡》曰” 7 即刘敞《春秋权衡》。
“刘氏《意林》” 85 即刘敞《春秋意林》。
“高邮孙氏曰” 93 孙觉(1028-1090),字莘老,高邮人。有《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学纂》十二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等。
“伊川先生《解》” 212 程颐(1033-1107),字正叔,洛阳人。称颐川先生。有《春秋传》二卷。
“苏氏曰” 73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山人。有《春秋集解》十二卷等。
“常山刘氏曰” 54 刘绚(1045-1087),字质夫,常山人。有《春秋传》十二卷等。
“襄陵许氏曰” 211 许翰(?-1133),字崧老,拱州襄邑人。有《襄陵春秋集传》。
“武夷胡氏《传》” 586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崇安人。称武夷先生。有《春秋传》三十卷、《春秋通例》一卷等。
“吕氏曰” 102 即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金华人。有《春秋解》二卷等。
“东莱吕氏曰” 3 即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金华人。有《左传类编》六卷、《左氏国语类编》二卷、《左氏博议》二十卷、《左氏说》三十卷等。

  由上表可知,除《三传》外,《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尚有十九种引文题称(即标明引文所自的起首语),去除复重,共引用了十五位经学家的著述(凡2232则)。如将吕祖谦除外,则有十四家(凡2229则)。该本与十二卷本在内容上的不同,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经学著述被采录的学者数不同。十二卷本所采各家姓氏,陈振孙列出了《三传》以外的九家,与之相比,三十卷本则多出六家,即何休、杜预、范宁、孔颖达、吕本中和吕祖谦。这六家的著述在三十卷本中被引共达575则,其中引用吕本中之说即超过一百则。吕本中撰有专著《春秋解》二卷,这一百则内容,当采自该书。李解民先生据此认为,《春秋解》一书“将可由此得以部分恢复”,可谓知言。

  二是对前代学者经学著述的采录量不同。三十卷本多引了六家著述,但对这六家的引用仅占全部引用数的四分之一强。显然,如果仅仅增入这六家著述,尚不足以解释何以能由十二卷增成三十卷。三十卷本编者的处理方法,可能有以下两种:一是在增入吕本中等人著述的前提下,将十二卷本予以拆分,析成三十卷;二是加大了对十二卷本原有各家著述的采用,同时增入吕本中等人的著述,以扩至三十卷。无论是哪种情况,十二卷本的内容基本为三十卷本所涵包,大致是可以推定的。就此而论,吕本中应被视作三十卷本的著者之一[10]。

  要之,三十卷本与十二卷本在采辑诸儒论说方面存在着不同,既可见出该本增益的广度,也为十二卷本撰成于吕本中之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设若二本同为吕祖谦所撰,则体例完全一致的两本同名著作,仅在卷数及容量上存在差异,鲜能同时通行不悖。

三、吕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之流传

  根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吕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其时已通行于世。与之同时或稍后的赵希弁《读书附志》,则著录了《春秋集解》的三十卷本(该本但题“东莱先生所著”。崔富章先生推测说,“赵氏当时不能确认为吕祖谦著述,故泛称之,或即原本所题耳”),可见二本曾同时共传。十二卷本至南宋末尚在通行,由陈振孙、王应麟之著录可知。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十二卷本的著录,惟引陈氏《解题》文字,尚不足以证明其时尚存。

  其后对吕本中十二卷本之著录,踪迹难觅。崔富章先生曾备举对吕氏《春秋集解》的著录,由元迄明末,均无对《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记载。惟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二有“春秋吕东莱集解一部十五册”等著录。这十五册书当为三十卷本,盖以二卷合为一册,允合情理,而很难将十二卷拆成十五册。对“吕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的著录,自《宋志》以降,则未尝中辍(赵希弁《读书附志》最先对《春秋集解》三十卷本予以著录,而但称“东莱先生所著”)。

  由以上考察推断,吕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可能亡于宋元之际。其时蒙元南侵,兵燹之灾,祸及梨枣。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三十卷本系在吕本中十二卷本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可能不仅涵包了吕本中《春秋解》及其《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全部内容,而且扩大了采录范围,内容更为丰富,因而在士人的研习与传承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清初朱彝尊(1629-1709)通考历代经义,撰成《经义考》三百卷,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其书卷一百八十四立有“吕氏(本中)《春秋集解》”条,从《宋志》著录作十二卷;卷一百八十七又有“吕氏(祖谦)《春秋集解》”条,从《宋志》著录为三十卷[11]。朱氏能明辨《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之不同,颇具卓识;而又于吕本中条下附注“吕祖谦《集解》三十卷”,并于吕祖谦条下按语中,陈述其对该本作者之疑问。朱氏之疑,直接影响到四库馆臣对三十卷本作者的判定。

四、《春秋集解》作者问题之溯源

  清修《四库全书》,馆臣将《春秋集解》三十卷本的作者定为吕本中,并在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中予以论定。由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巨大学术影响,该条提要遂引起学人对《春秋集解》作者问题的注意与辨正。李解民先生至谓该条提要乃“产生错误认识”之“源头”。在对该条提要予以考辨时,李先生还注意到了它和纳兰性德《吕氏春秋集解序》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提要是本于纳兰氏序文的;对提要中采录的朱彝尊按语,李先生考察后指出:

  (朱氏)按语大致本于纳兰氏《序》,所以最后还是说:“疑世所传三十卷即吕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不合;而陈和父《序》者无存,此学者犹未能释也。”完全沿袭了纳兰氏《序》,采取了存疑的态度。朱氏尽管在按语里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但在书目中,却又作了肯定的选择,记作“吕本中《春秋集解》”,自相矛盾,显得非常随意。

  朱彝尊按语与纳兰氏《序》之间的关系,与《春秋集解》作者问题的产生,密切相关,的确有详加考辨的必要。但李先生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与李先生持论相反,纳兰氏《序》实本于朱彝尊的按语。朱氏按语附在《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七“吕氏(祖谦)《春秋集解》”条下,纳兰氏《序》则见于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卷首,题作“《春秋集解原序》”。二者在文本上基本相同。请见下表对比:

朱氏按语 纳兰氏《序》
赵氏《读书附志》以《春秋集解》为东莱先生所著而不书其名,盖吕氏自右丞好问徙金华,成公述《家传》,称为东莱公,而居仁为右丞子,学山谷为诗,作《西江宗派图》,学者亦称为东莱先生,然则吕氏三世,皆以东莱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陈氏《书录解题》撮居仁《集解》大旨,谓自《三传》而下,集诸儒之说,不过陆氏、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许氏、胡氏数家,合之今书,良然;而《宋史·艺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书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谱》,凡有著述必书,独《春秋集解》不书,疑世所传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陈和父之《序》无存,此学者之疑犹未能释也。 春秋集解三十卷,赵希弁《读书附志》云:“东莱先生所著也,长沙陈邕和父为之序。”按:成公《年谱》,凡有著述必书,独是编不书;《宋史》本传,公所著有《易》、《书》、《诗》而无《春秋》,惟《艺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书成公姓名。考吴兴陈氏《书录解题》有《春秋集解》十二卷,云是吕本中撰,且撮其大旨谓:“自《三传》而下,集诸儒之说,不过陆氏、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许氏、胡氏数家而已。其所择颇精,却无自己议论。”合之是编,诚然!盖吕氏自右丞好问徙金华,成公述《家传》,称为东莱公;而本中为右丞子,学山谷为诗,作《江西宗派图》,学者称为东莱先生,以之名集。然则吕氏三世,皆以东莱先生为目,成公特最著者尔。朱子尝曰:“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窃疑是编为居仁所著,第卷帙多寡不合,或居仁草创,而成公増益之者与?序其端,用质淹通博洽之君子,倘获善本有陈和父《序》者,予之疑庶可以释矣。康熙丙辰二月,纳兰成德容若序。

  两相比较,可知纳兰氏《序》文仅多朱子之语,且引赵希弁之语较全,其他文字则相同,惟行文次序略有不同。李先生判断出二者具有渊源关系,是可信的,惟纳兰氏《序》当本于朱氏按语,而非相反。理由如次:

  首先,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二有《吕氏春秋集解序》,其文字与上引按语基本相同,而末有“同里徐亭从予学《春秋》,书以示之”之语。由此可知,朱氏对《春秋集解》作者问题之考辨,实出于回答后学疑问之需要。

  其次,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经解总序》自陈刊刻缘起云:“逮宋末元初,学者尤知尊朱子,理义愈明,讲贯愈熟,其终身研究求于是者,各随所得以立言……惜乎其书流传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属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间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12]可知《通志堂经解》之成书,朱彝尊亦与有力焉。朱氏因此能获睹《春秋集解》,亦在情理之中。

  再次,《通志堂经解》所收书前,多有署为纳兰性德所撰之序,这些序文均收入纳兰氏《通志堂集》,而《春秋集解序》则不在其中。若此序果出于纳兰氏之手,当无失收之理。

  此外,朱氏既有志于通考历代经义而撰《经义考》,则对所寓目之经学著作,必加措意。可以推断的是,为答同里后学之问,朱氏特撮举其要而成文,并收入集中;后来编撰《经义考》,又将此文移作按语之用。纳兰性德刻印《通志堂经解》,则将朱文改成了序文。因此,二者确有渊源关系,而朱氏成文在前,纳兰氏取用在后。

  细绎朱氏文字,其实仅据陈氏《解题》(转引自《文献通考》)、赵氏《附志》、《宋志》等著录而致疑,未尝断三十卷本作者即为吕本中。纳兰氏亦仅予取用,未有深论。至四库馆臣编辑《全书》时,始从之而撰提要,并坐实其作者为吕本中。当代学者对《春秋集解》作者问题之递相考辨,实渊源于此。

注释:

[1]朱彝尊:《吕氏春秋集解序》,《曝书亭集》(上海涵芬楼影印清原刊本)卷四十二;纳兰性德:《春秋集解原序》,载《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关文瑛:《春秋集解提要》(《通志堂经解提要》之一),载《〈通志堂经解〉研究论集》,林庆彰等编,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版,页609~610;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58~159。

[2]李解民:《〈春秋集解〉为吕祖谦撰考——〈四库全书总目〉辨正札记》,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8~39。

[3]武秀成:《陈振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06。

[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574。其中“计”字当为“许”字之误。解题中所列诸家及其《春秋》学著作,参见下表。根据朱彝尊《经义考》的记载,许翰另有《易传》、《论语解》、《玄解》等著作,均佚。

[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65~66。

[6]武秀成:《陈振孙评传》,页382。

[7]杜谔,眉州人,皇佑时撰《春秋会义》二十六卷,集《三传》以下诸儒论说凡三十余家,并附以己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朱彝尊《经义考》等均予著录。

[8]由《宋史》诸吕氏传及《宋元学案》卷三十六《紫微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等可知,吕祖谦父吕大器、祖吕弸中,而弸中为吕好问第三子,本中为吕好问长子,则吕祖谦为吕本中之从孙。全祖望谓:“先生(按:指吕本中)再传而为伯恭(按:吕祖谦字),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234。)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认为,吕祖谦之学,本于家学,而受吕本中影响最大。(《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21。)

[9]案: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考各家,以年代先后为序排列。《三传》未予统计。

[10]按:三十卷本所增入六家中,何休、杜预、范宁分别为《公羊传》、《左氏传》、《穀梁传》做集解,孔颖达则为《左氏传》做正义,四家之作,自唐以来盛行于世。因此,笔者颇疑十二卷本对此四家亦有引据,一如《三传》然。如果这种推测属实,则三十卷本仅比十二卷本多出吕本中、吕祖谦二氏之说(主要是采录吕本中之说),其主要著作人当属吕本中。因陈氏《解题》未言十二卷本对何、杜、范、孔四家之采用,姑存疑于此。

[11]《宋志》仅载有吕本中《春秋解》二卷,而未载其《春秋集解》。朱氏盖误系所出。又,朱氏判十二卷本为“存”,三十卷本为“未见”,而事实正好相反。可能著录时误倒,未能核出。

[12]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秦松龄(1637-1714)号对岩,朱彝尊号竹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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