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柳州生涯现地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六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已挨过十年永州(今湖南省零县一带)之贬的柳宗元,再次拖着衰病之躯,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六月二十七日来到了更僻远也更蛮荒的柳州(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州建城始于西汉,汉武帝元鼎六年(111年)设谭中县,即以此为县治,地址在今广西柳州市鱼峰区的驾鹤山。隋代改为马平县,县治移至城北的雀儿山以东。唐代置柳州,下设马平、龙城、洛容、洛封、象县这五县,治所在今日的柳州市,属桂管经略使管辖。当时的柳州,人烟稀少,极其荒僻。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柳州的五县仅有三千七百三十四户。到了柳宗元被贬的元和年间,更减为三千二百八十七户(据《元和郡县制》记载)。柳宗元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到了柳州之后又不服水土,于是先罹患了一种奇疮,险些送了性命,后来又得了伤寒,治愈后身体更衰弱。更为痛苦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无端被贬,壮志成空,同道者无缘再聚,故乡又远在天涯,都使这位感情丰富又脆弱的诗人,镇日感伤不已。他到了柳州后,有一首诗寄给同时被贬的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四位同道,这就是有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茘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此诗借登高眺远,抒发了诗人叠遭打击、被贬遐荒的忧愤,同时也表达了对同道者的怀念和聚会无期的惆怅,很能代表当时的心境。

  但是,柳宗元又是一个不肯苟且因循的人。尽管荒州地僻民穷,自己又身心角瘁,但一上任,就投入繁忙政务,而且昼夜操劳,不得休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留下了众口交赞的政绩。其中之一便是解放奴婢。当时的柳州有一种恶俗:穷人借高利贷,过期还不起钱,就要没身为奴。这样,一方面大批破产农民沦为奴婢,使生产力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不甘心为奴的农民又铤而走险,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柳宗元从同情贫民和维护社会治安出发作出规定,让那些卖身为奴的人,按为奴的时间来计算报酬,报酬与借款相抵时,就自动解除奴役关系。韩愈的政治见解与柳宗元相左,但却很欣赏柳宗元这一做法,当韩任袁州刺史时,就仿此做法解放袁州的奴婢。可见柳宗元这一施政措施的普遍社会意义。柳宗元还是当时少见到具有经济头脑的政治家。他知道要改变柳州这块蛮荒之地的生活条件,单靠务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经济作物。他在柳州提倡植树造林,尤其是种植经济林木。他身体力行,带头在城西北角种了200棵柑桔,并写了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来表白他种柑树的目的,诗是这样的: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
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
几岁花开闻喷雪,何人摘宝见垂珠。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诗中表白他种柑的目的不是学东吴丹阳太守李衡为后代留下遗产,而是学屈原借橘明志。等到柑橘结果,遗惠柳州时,自己大概也能品尝到为政辛劳后的甘甜吧!他还有首《种柳戏题》,同样表达了他欲改变柳州面貌、遗惠后人的愿望: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荫当复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柳宗元在柳州,还致力于复兴文化,编写地方志,并“大修孔子庙”,以达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仪”之教化目的。柳宗元来柳州时,当地人吃水要到柳江取水,天旱江水浅远,往返艰难;雨天更是泥泞难行。当地人也挖过井,可能由于土质不好,屡次崩塌,结果造成一种迷信,柳州不能破土挖井。柳宗元为解决柳州居民饮水困难,亲自勘查地形,选定“城北隍上”作为井址,为了不增加民众负担,动用公帑雇工凿井,“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为了开发民智,他又写了《井铭·并序》和《祭井文》以纪其事。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挖井,不仅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也带有破除迷信之意味。经过他几年的辛勤经营,柳州的经济和文化乃至街道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塍”这对一个人口仅九百户的柳州城来说,确有点“乐生兴事”的景象。柳宗元此时虽身处荒州,却未忘国家大事。在柳州期间,陆续有《平淮夷雅》、《柳州贺平破东平表》、《贺中书门下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表》等上奏朝廷的表章以及贺诗,表达自己消平藩镇、中兴王室之愿。这说明作者在顺宗永贞时代(805年)的壮志,并未因放逐而消磨殆尽,相反的却老而弥笃,久而愈坚。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的后期,名相裴度(765—839)已经执政。当年朝廷贬谪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偏远州刺史时,就是靠身为御使中丞的裴度抗颜上疏,才迫使宪宗皇帝收回成命,才将刘禹锡由播州刺使改为条件较好一些的连州刺使。这说明了裴度对长期远贬的永贞诸人是抱有同情的。此时又加上北归的吴武陵向他推荐柳宗元,所以到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接诏,准备离开柳州,并已向上司管桂观察使裴行立辞行。关于这一点,柳宗元集中虽无记录,但他的好友又是同道刘禹锡在祭文中说得很明确:“自君失意,沈伏远郡。近遇国士,方伸眉头。亦见遗草,恭辞旧府。”(《祭柳宗元文》)但他还未及成行,就赉志以殁。他在死前一年,与部将魏忠、谢宁等饮酒时,就曾有预感:“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结果不幸言中。柳宗元为官清廉,柳州又是荒凉之州,所以他死后家境很是凄凉,留下二子二女。长子周六仅六岁,次子周七是遗腹子。长女年龄大些,但也未成人。还是柳宗元的上司和好友管桂观察使裴行立为孤儿寡妇筹措了费用,由柳宗元的表弟卢遵经办丧事,并把灵柩运回长安万年县,归葬于先墓。但柳州百姓并未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又无端遭贬的天才诗人,更未忘记他在困顿之中仍为柳州人民兴利除弊、遗惠一方的德政。柳宗元逝世后,柳州人民在城东南的罗池畔修建了一座柳侯祠,并且在祠后建了衣冠冢,以享四时香烟。

  柳侯祠建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因为在罗池之畔,又叫罗池庙。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赐额“灵文庙”;但历代仍习惯称之为柳侯祠或罗池庙。柳侯祠在元代至大,明代永乐、嘉靖,清代康熙、乾隆几朝,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但皆毁于兵隳。现在的这座祠堂是清代的建筑,壁上存有乾隆时柳侯祠和书院等建筑的石刻图。光绪三十年(1906),此祠址开辟为柳侯公园。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又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改进。

  从柳侯公园南大门向北,迎面就是柳宗元的雕像,风神疏朗,矫首昂视,似无柳州贬谪的忧愤。基座一侧刻有有名的“龙城石刻”铭文。唐天宝元年(742),相传有八龙现于柳江之中,柳州改称“龙城郡”。此铭据说是柳宗元所撰书。全文是:“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予得之,不解其理,特欲隐予于斯与?”看来,他把铭文与自己的柳州之贬联系起来,作为自己命运的一个预言。这个石刻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种骆的《续前定录》。这本书作于唐敬宗去世不久。但历代凡说到“龙城石刻”者,以为是赝品者居多。从石刻的原文来看,大概是“厌胜”之类的避邪物。既然是避邪物,总要找一个大人物作载体来传播,这样既增加权威性,又能增加可信度。对柳州人来说,刚去世不久的柳宗元当然是最理想的人物。

  从柳侯塑像后面往北走,便是柳侯祠了。门额所刻“柳侯祠”三字,是郭沫若题的,两旁的对联是清人杨翰(宛平人,道光进士,工书画)书的。联云:“山水归来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系集韩愈《享神诗》词语而成。祠内天井院左右各有一井围,井旁有三方刻石。其中之一是柳宗元撰的《井铭》,另外两方是府志中关于柳宗元凿井等政绩的记载。当时柳州人迷信,不敢破土打井,饮水则取自柳江。而柳江岸高坡陡,天旱江浅,攀岩下江,登涉艰难;雨季江水泛滥,道路泥泞,汲水更加危险。柳宗元到任不及半年,为解决民众饮水之难,立即雇工打井。他以当地专家谈康和尚和井工蒋晏为顾问,在城北湟上选定了井址。为减轻民众负担,他动用了府库六千三百匹布购置器材,并调驻军三十六人来挖井;下挖至七丈四尺深时,“冽而多”的泉水喷涌了出来,“邑人争以灌”。为开发民智,他又写了这篇《井铭》。按汉人懂得用井,历史很久,早在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的汉民就已懂得用井,河北邯郸沟龙山文化遗迹就发现过水井遗迹。柳州建成在西汉元鼎六年,到柳宗元时代已九百多年。即使柳州再荒僻,也不至于到中唐时代还知道井。实际上,一九八三年在柳州市区东南九头山附近西汉古墓出土文物中,就有陶制的井栏。那么,怎样解释唐时柳州无井呢?我想可能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柳江改道,中唐时的柳州城居民区在柳江故道上,土质疏松,容易崩塌。柳宗元在凿井时还写了一篇《祭井文》,文中说到“唯昔善崩,今则坚好”,就是明证。打井易崩难城,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迷信:打井破坏风水,老天不让挖井。这也就是柳宗元在《井铭》中所说的“怨惑讹言,终不能就”。这样长期以往,曾有过的汉井也塌巳毁废了。柳宗元通过当地专家,选井址于城北湟上,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深挖七丈四尺,并用特制的大砖一千七百余块,才得以成功。这也从反面证明此柳江故道上凿井之难。二是柳江穿城而过,虽涉艰难,毕竟有水可饮,于是避难趋易,害中取小,不再打井了。

  天井院的两侧是碑廊,陈列宋元以来的碑刻四十多件,以及柳宗元制柳州其间的文物资料。天井院的正北为正厅,内有柳宗元和他三位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的画像,为元代石刻。画像的左右即是著名的罗池庙碑和荔子碑,荔子碑高2.2米,宽1.20米,为黑色大理石碑,碑文是韩愈为柳州民众祭祀柳宗元而写的祭歌《迎享送神诗》。因此诗的开头一句是“荔子丹兮黄蕉”,故得此名。此碑立于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碑文为苏轼书,镌刻刀锋圆熟,笔画丰腴流走,朱熹称之为“奇伟雄健”,明代王世贞更评为“苏轼书中第一碑”。此碑融合柳宗元之事迹,韩愈之诗文,苏轼之书法,所以一问世,即被视为珍品,称为“三绝碑”。此碑经历颇为坎坷。此碑立于宋宁宗嘉定十年,距苏轼去世已一百六十年。为什么苏轼的碑书一百多年后方刻石立庙呢?这与当时的党禁有关。宋徽宗崇宁年间,新党复起,视苏轼等旧党为仇敌。蔡京等在朝门外立党人碑,开列三百零九人的旧党名单。他们的著作一律销毁,子女永远不能在朝为官,甚至忠贞家庭的子孙也不准嫁娶“元祐党人”。作为旧党之首的苏轼著作当然首当其冲,他题写的碑碣当然也不能幸免。崇宁二年曾下诏:“应天下碑碣傍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因此,荔子碑当然亦在除毁之例。直到南宋乾道六年(1107年),孝宗朝彻底为苏轼平反,赐谥为“文忠公”,并赠以太师高位,这以后才会有嘉定年间的重新刻石。但是此碑的坎坷并未就此为止。从宋代到明代,该碑又在兵隳中迭遭厄运。据清代《马平县志》载,此碑曾因兵隳毁弃,不知下落,直到明嘉靖年间修筑柳州外城,才从地下失而复得,但碑之一角已残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柳侯祠被改为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荔子碑被砌入办公室墙壁之中,用石灰泥巴涂得与墙壁浑然一体。“文化大革命”中,为逃避“红卫兵”扫“四旧”的厄运,好心人又把此碑埋入污泥之中。直到改革开放之今日,已残断的荔子碑方被视为国宝,镶以大理石边,矗立于正厅之内,供海内外人士观赏。至于唐长庆三年(823年)立的《柳州罗池庙碑》韩愈撰文,沈传师(贞元进士,吏部侍郎,工书法)书,因是名人名文名书法,所以也同荔子碑一样,也有“三绝碑”之誉。所不同的是:自宋代以来,对此碑的真伪一直存疑。不过据我所考,此碑应是真迹。因为认为是伪作者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第一,碑刻落款年月是穆宗长庆元年,但碑记中所列的韩愈和沈传师的官衔则皆是长庆二年后所授;第二,刘禹锡为柳宗元所编的《河东先生集》“序”中,提到韩愈为柳写的两外两篇纪念性文章:《柳子厚墓志铭》和《祭柳子厚文》,唯独没有提到《罗池庙碑》;第三,柳宗元在柳州任职是刺史,到宋代才被加封为文惠侯,而《罗池庙碑》却称柳宗元为柳侯。另外还有一些个别人提出的疑点,诸如:“从书法上看,也不像沈传师字体”;柳宗元生前没有提到过罗池,刘禹锡也没有提到过罗池,“偏偏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四年,对罗池如此感兴趣,不能不使人疑是伪作”;“庙碑内容、风格与《柳子厚墓志铭》、《祭柳子厚文》完全不同”。⑴关于第一个疑点,欧阳修和朱熹都认为是“后人传模者的误刻”。其实更大的一种可能是罗池庙与罗池庙碑之间有个时间差:罗池庙建于长庆元年,《罗池庙碑》则作于长庆二年之后(欧阳修惹认为是长庆三年),但沈传师在书碑时为了与建庙时间保持一致,倒填了年月,这样造成了《罗池庙碑》落款为长庆元年,文中却出现了韩愈、沈传师长庆二年才得到的官号。在古代寺庙碑记中,建庙在前,作碑在后的事例是不少的。在退一步说,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朱熹,都只是说后人误刻,也从未怀疑此碑的真实性。至于第二点疑问则决定于刘禹锡写《柳河东集序》的时间。柳宗元死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八日,韩愈的《祭柳子厚文》作与元和十五年五月,至于《柳子厚墓志铭》的写作时间,据刘禹锡《祭柳子厚文》中提到的韩愈袁州改牧一事,应为元和十五年九月。而从第一点的考论可知,《罗池庙碑》则写于长庆二年之后,此时距柳宗元去世已经近四年。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刘禹锡的《柳河东集序》作于元和十五年九月之后,长庆三年之前,这样看到韩愈写的前两文而没有看到《罗池庙碑》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设定刘禹锡的《柳河东集序》一定写于《罗池庙碑》之后,并以刘文未提《罗池庙碑》为椐,来反断此碑是伪作。至于第三点,似更不足椐:其一,古代称州牧为侯,这是通例,《诗经》孔颖达疏就说“侯为州牧也”,李清照就称知湖州的丈夫赵明诚为“赵侯”,韩愈在《送杨少尹序》中称河中郡少尹杨巨源为“杨侯”,所以韩愈在《罗池庙碑》中称时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为“柳侯”毫不足怪。其次,古代诗文中也常将“侯”作为士大夫的尊称,如杜甫称李白为李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李侯金彦闺”⑵;韩愈称员外郎殷洧为“殷侯”,⑶皆是例证。至于说柳宗元、刘禹锡文章中没有提到罗池,应当是很正常的。因为韩愈提到罗池,是因为柳州人在罗池为柳宗元建庙,柳宗元生前不可能预知死后四年,柳州人要在罗池为他建庙,甚至不会想到他会死在柳州。在柳的眼中,罗池不过像柳州的其它许多处所一样,他不可能处处都写入诗文之中。刘禹锡未提罗池,也只能说明《柳河东集序》是写于建罗池庙之前。至于内容风格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的风格,就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我们怎么能要求墓志铭、祭文和庙碑是同一种风格呢?再说,一个大作家、大书法家都会有多种风格,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杜甫诗歌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但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却是一个“喜”字贯穿其中,完全是开朗乐观基调;李白诗歌以豪放飘逸名世,但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却是那么质朴与内敛。更何况,韩愈一生“唯陈言之务去”,以创新为己任呢!所以以风格不同来断定《罗池庙碑》为伪作,似无多少道理。

  柳侯祠正厅之后约十米,即“柳侯墓”。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柳宗元殁于柳州。一年后,由其表弟卢遵将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棲凤原(今西安市临潼境内)安葬。柳州百姓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就在其棺木厝放处建一座衣冠冢。原为毛石砌墓,后于清代重建,碑题为“唐刺使文惠侯柳宗元之墓”。联曰:“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中期这墓被“红卫兵”毁平。“文革”末期“评法批儒”时才修复,郭沫若题额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衣冠冢的西北角有柑香亭。原来柳州人为纪念柳宗元手种黄柑二百株,遗惠柳州,曾在城西北角建柑子堂,堂内有刻石,刻有柳宗元的《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一诗。据宋人陶弼诗中记载,宋时此堂和刻石仍在。其后原址塌废,文物荡然。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始在东面的罗池上另建香亭,后又移至罗池畔,并立碑记其事。后又几经反复兴废,现在的柑香亭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按照乾隆年间的样式而重建的。

  柑香亭之东即罗池。据明人李西涯《罗池书屋记》载:“罗池在柳州城东二百武,广袤可数里。”唐代更在远郊,面积更大。由于淤塞,池面逐渐缩小;到了清代,仅长十二丈,宽六丈了(清《罗池庙址界碑记》)。清代的柳州城区已扩大到罗池。它的南面即罗池街,街右为太平桥,现在已成为商业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了。

广西柳州的“柳侯祠”

柳侯祠内柳宗元衣冠冢

注释:

⑴杨群<柳州罗池庙碑质疑辨伪>,《柳学研究动态》1987年5期

⑵《与李十二白寻范十隐居》,《赠李白》

⑶《送殷员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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