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国语》中的范蠡形象比较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范蠡这一人物形象,在《国语·越语》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智慧、谋略的政治家,而且在功成名就之后懂得急流勇退。然而范蠡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更加睿智,而且看破了财产和生死,变成了看破红尘近乎神的形象。本文得出《国语》和《史记》中范蠡形象不同,是由两部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前言

  范蠡“功成身遂”的成功形象一直被后人所推崇,然而《国语》和《史记》中所塑造的范蠡形象却有着不同之处。

一、充满智慧的政治家形象

  范蠡形象在《国语·越语》中完全是一个正面的人物。他在越王勾践打了败仗之后,不仅提出了实用的劝谏,而且身先士卒,甘愿充当吴国的谋士。他的政治才能被推崇与勾践的慧眼识英才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吴越争霸时,范蠡与文种分析了天下大势,料定能够争雄的只有吴、越两国,他们最先去的是吴国。但他们在吴国呆了一段时间没有被重用,就转向了越国。后来,他们得到了越王勾践的重用,才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政治才能。

  1、天、地、人之论

  越王勾践在刚即位不久,就想建立一番功业。他想通过攻打吴国,争夺霸主的地位。范蠡认为攻打吴国需要积攒一定的基础才能开战,他提出了著名的“天、地、人”的论证。“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这是他在勾践攻打吴国前,劝谏勾践不要打仗说的话。但此时的勾践脑中充满了打仗的兴奋,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谏,结果惨败而归。

  收到了教训的勾践,知道固执的后果很严重,就认真的向范蠡请教。他向勾践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未盈而溢,未盛而骄,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与人。”勾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还没有打仗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这个时候打仗不合天时。范蠡下面就开始陈述如何才能使勾践灭吴做到天时、地利、人和。

  自越国攻打吴国惨遭失败到彻底打败吴国这段时间,是越国修养生机的一段时间。范蠡就是靠他的天、地、人的理论使越王勾践等待时机成熟,他说“时不至,不可强盛;事不究,不可强成。”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他一次次地延迟越王勾践灭吴的时机,以致发怒。范蠡却用机智的语言化解了勾践的疑虑。“天应至也,人事未尽也。”他又用“人事与天地相参”的理论,让勾践耐心的等待。

  就这样,范蠡用他的天、地、人的理论化解了自己的一次次危机,也使勾践找到了最好的时机灭吴。

  2、知人善任

  《国语》中的范蠡形象最大的优点就是知人善任。文本中最能突显范蠡知人善任的章节,就是他几次都举荐大夫文种,使得文种的才华得以彰显。

  越王勾践初次委任国事与范蠡时,他却推辞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内,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其实,按常理说在国内当官要比在其他国家舒服得多,更何况还是要去强大的吴国,这个时候被派到外国当官,无疑是件苦差事。但范蠡知道治理国内的事情,文种更是个专家,而他更适合当外交大臣。

  范蠡在吴国做了三年的外交使臣返回国内后,勾践为了使范蠡尽心效力于自己,再一次地向范蠡提出,让他来治理国家。这次,他同样把善于治理内政的文种推了出来。他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这两次的进谏,不仅使文种和他自己的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且使文种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由此可见,范蠡不仅能战胜于千里之外,而且可以知人善任、举贤任能。这不仅说明他深谙兵法,而且更会用人。

  3、把握战机

  范蠡认为打仗一定要遵循天时、地利、人和,他的这一形象也是在出谋划策中彰显的。他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导结合儒家的用兵之道的战略思想,在与勾践的交谈中尽显出来。勾践第一次向吴国宣战的时候,范蠡极力劝谏:“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老子道德经》中有:“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家认为天地是最能长久的,因为他们有谦虚的美德。儒家认为做事应该遵循天时地利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范蠡为了等待最好的战机他竟然让一代过往等了十年,这个时间对于一个亟待报仇晚会君面的越王勾践来说是多么地漫长啊。在这十年里,他不但整天为了积蓄力量忍气吞声,而且在卧室挂一枚苦胆,每日舔一下,让自己不要忘却打了败仗的耻辱。勾践在这十年中很多次向范蠡发问打仗的时机,范蠡总是说:“强索者不详”“人事未至,天未应也。”“天地未形,其事未成。”“人事未尽也”这些理由第一次说,是真真实实的理由,说上三次以上就会被误以为借口。勾践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发怒了“妄其欺不谷也?”范蠡以他坚定的理论“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止住了勾践的怒火,也使战争熬到了最佳时机。

二、看破红尘的陶朱公形象

  司马迁根据《国语》范本,重塑了范蠡的形象,给功成身遂的范蠡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看破人性

  司马迁笔下的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写了一封信告诫大夫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这一段话不仅表现出范蠡有一双慧眼,能看出越王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享乐。它更加说明范蠡是个敢进勇退的大丈夫。事实证明,范蠡功成身退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范蠡走后不久,越王就摄于文种在国人面前的威严将文种刺死了。恐怕此时,文种才想明白可以立功但不可以鞠躬的道理。

  2、看破钱财和名利

  古语说:“钱财乃身外之物。”这句话恐怕很多人都会说,但很少人能做到。范蠡就做到了这一点。

  范蠡在离开越国之后到了奇国,他改名换姓为鸱夷子皮。经过一段时间苦身戮力的耕作,就置下了千万家产。齐国人听说他是个大贤人,就想立他为宰相。他却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他就立刻辞去相位,散尽了他的钱财,移居到了定陶。如果他不认为钱财和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又怎么会走得那么洒脱呢?

  3、看破生死

  范蠡从齐国再次移居到定陶时,又一次更换了姓名,叫陶朱公。他在定陶县没有多长时间又积攒了很多财富,他在定陶经常周济贫苦百姓。范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爱财吝啬,二儿子放荡不羁经常惹祸,三儿子出手大方却很贪玩。有一次他的二儿子不小心烦了杀人罪,按当地律法要受死刑。范蠡认为:“杀人而死,职也。”一般人听说儿子犯杀人罪都会痛心疾首,想方设法营救,而他却说他的儿子该死。可见,生死问题已经不能够影响到他。

  他的二儿子犯了杀人罪,需要千金解救时,他说小儿子去救能把儿子救出来,大儿子去救一定救不出来。因为小儿子从小就出手大方,花钱没概念。而大儿子喜欢斤斤计较,比较爱财。他明知道大儿子去了,二儿子就回不来,最后还是让大儿子去了。果然,大儿子带着小儿子的棺材回来了。这个时候,家人都痛哭流涕,而只有陶朱公一个人笑,还说:“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他的亲生儿子死了,居然还能笑出来,而且是在意料之内。如果陶朱公没有看破生死,又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三、《史记》与《国语》中范蠡形象不同的原因

  同是范蠡,在《史记》和《国语》中却有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

  1、时代思潮的影响

  《国语》产生在战国后期,正是百家学术思想争鸣的时代。当时正是战乱时期,法家学术思想盛行,所以作者在塑造范蠡这一人物形象时,不仅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计策,而且将儒家、道家的思想也融入其中。这样,范蠡不仅仅是一国的谋士,更是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运用者。他的战争理论及用人观念无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战神的化身。

  《史记》产生于西汉时期,当时的社会刚刚经过秦始皇暴政的摧残,百废待兴,所以黄老思想比较盛行。范蠡之所以在《史记》中能够看破人性、看破财权、看破生死,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莫大的关系。

  2、作者的意愿

  《国语》的作者至今颇有争论,但据现有典籍记载,作者都标注为左丘明。相传,左丘明双目失明后,将以前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本文猜测关于范蠡的传闻肯定也是残缺不全的,左丘明之所以这样写也与当时社会多隐士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许多隐士不愿出来做官。出来做官的名士也都想功遂身退。范蠡这一成功范例无疑是众多名士的仰望的典范。

  司马迁笔下的范蠡可以说几乎一个神。范蠡在《史记》中已经看破了红尘,迁徙三次都成名天下,把名、利、财、生命都视之如尘土。文中记载:“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司马迁本人作为史官,不但没有立功,没有成名,还因为一句劝谏获了宫刑。这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承受啊。范蠡的神圣形象也是司马迁有心造就的。他在文中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司马迁想如果他的君王想勾践一样贤明,能虚怀纳谏,自已也一样可以扬名后世。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左丘明.国语[M].长沙:岳麓书社,1988.

[3]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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