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七）：文论、诗话、词曲话
51、《谈龙录》
清代诗话集，一卷，赵执信撰。《谈龙录》与翁方纲著的《石洲诗话》被列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为批评诗评论家王士禛而作．因士禛与门人论诗，谓当如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遂著此书以排之。而赵则主张“诗以言志”，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钱塘洪昉思升，久于新城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渔洋）宅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昼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昉思乃服。此事颇传于时，司寇以吿后生，而遗余语。闻者遂以洪语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说，以相难惜哉。今出余指，彼将知龙。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冯先生恒以规人，小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余谓斯言也，真今日之针砭也夫。风流蕴藉，而风神淡远，意思超逸，正是阮亭诗之佳处，赵氏补之以温柔敦厚之旨，则见得有所明于王氏诗之病者矣。
赵执信为王士祯甥婿，但两人学术观点各异。据赵说，两人分歧起于赵对王南海集的批评。赵佩服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余服膺以为名言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吿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卢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吴门亡友顾小谢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宋荦）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吿也。斯则致疏之始耳。
大旨谓诗中当有人在。其谓士禛《祭告南海都门留别》诗：“卢沟河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四句，为类羁臣迁客之词。
今有：《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饴山堂集》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赵执信集》越蔚芝校点，齐鲁书社1983年版。
52、《石洲诗话》
清代诗话，八卷，翁方纲撰。翁方纲（1733－1818），清诗人、书法家、金石学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升司业，曾主持江西等地乡试，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其诗多为“学问诗”，以经史、金石考据等入诗。一些游记之作，也缺乏生活气息与真情实感。精于金石谱录、书画，书法尤精。
《石洲诗话》始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以朝代为序，分人评述，一至五卷集中评论了唐、宋、金、元的诗歌。第六卷主要用来纠正王士慎对杜甫诗的评述，最后二卷附说元好问、王士禛的《论诗绝句》，其评话逐首逐句，对诗讲得很细致，既可助读者理解原诗。又协作者找出诗规律，指导创作。《石洲诗话》与另部《谈龙录》被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
1、2卷评唐诗，3、4卷评宋诗，5卷评金、元诗，6卷评王士禛、王士禄论杜之语，7、8卷分别评元好问、王士禛论诗绝句。翁方纲是“肌理说”的倡导者，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理者，治至也，字从至，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又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订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实即主张以考据学的精神，务求诗的质实，紧贴儒家义理，严守声律格法。翁氏此说对“神韵”“格调”和“性灵”诸说之失虽有救弊作用。但他以学问、义理作为诗的准绳，更有片面性，实际上会造成割裂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破坏诗的艺术特征的恶果。《石洲诗话》中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又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由这看来，翁方纲实际上又是宗主宋诗。
今有：《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石洲诗话》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版；《石洲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1983年版；《石洲诗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1998年版。
53、《说诗脺语》
清代诗话，二卷，沈德潜撰。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过了40多年教馆生涯。他热衷功名，从22岁参加乡试起，共参加科举考试17次。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辞官归里。在朝期间，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帝唱和、论诗，这使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影响很大。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脺诗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他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脺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脺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脺诗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脺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说诗语》卷上）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同前）
面对诗歌日渐衰落的状况，沈德潜创作了《说诗晬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晬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晬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近有世界书局1923年版；今有《说诗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63年版；《说诗脺语》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说诗脺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1998年版。
54、《宋诗纪事》
宋代诗歌资料汇集。清代厉鹗（1692～1752）辑。共100卷。此书仿《唐诗纪事》，收录宋人诗作，体例上也较《唐诗纪事》有了改进，更便于检索。作者因明代人推崇唐诗而忽视宋诗，故作此书，以求改变风气录宋诗作者3812家，各系以小传。以事存诗，以诗存人。有关传记性质的事，列於作者小传之後、诗之前；有关诗的本事，列於诗後。无事可采、无他书徵引而又有多首诗的作者，则选录其一首或几首，故本书兼有诗选性质，效计有功《唐诗纪事》之体而又有所发展。厉氏此书，“访求积卷”，除诗话、笔记外，有总集、别集、类书、史书、方志、金石、碑帖，网罗丰富。他所引的个别书，今天已不易见到。厉氏对於前人著述中有关宋诗作者的一些评述，做过“博稽深订”（自序）；对於作者有疑问的诗篇，於诗後间加按语说明。此书前後历20年方成。如四卷赵复《送晏集贤南归诗》，隔三卷而重出。七十二卷李珏题《湖山类稿》绝句，隔两卷而重出。九十一卷僧惠涣《送王山人归隐》诗，隔一卷而重出。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谣》，隔一页而重出。二卷杨徽之《寒食诗》二句，至隔半页而重出。他如西昆体、江西派既已别编，而月泉吟社乃分析於各卷，而不改其前题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於周暕《送僧归蜀诗》後标前题字，八十五卷之赵必范於赵必象《避地惠阳诗》後标前题字，皆不免於粗疏。又三十三卷载陈师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颍州教授陈复常，竟未一检《後山集》及《东坡集》订复字为履字之讹。四十七卷载郑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郑景望，竟未一检《止斋集》证景望即伯熊之字。五十九卷据《齐东野语》载曹豳《竿伎诗》，作刺赵南仲，九十六卷又载作无名子刺贾似道。八十四卷花蕊夫人《奉诏诗》，不以勾延庆《锦里耆旧传》互勘。八十六卷李煜《归宋渡江诗》，不以马令《南唐书》参证。八十七卷《永安驿题柱诗》，不引《後山集》本序，而称“名媛玑囊”。又《华春娘寄外诗》，不知为唐薛涛《十离》之一。陆放翁《妾诗》，不知为《剑南集》七律之半。英州《司寇女》诗，不知为录其父作。皆失於考证。然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短长也。——出《四库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陆心源《宋诗纪事小传补正》、今人钱钟书《宋诗选注》先後举出其重出互见、失考误考、开错书名、删改原诗之处多处。此类例证，现在仍时有发现。然而此书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资料汇编。
此书问世後，宋代遗文轶事又陆续出现。清末陆心源（1834～1894）继起，辑《宋诗纪事补遗》100卷，复增宋诗作者约3000家。《补遗》疏漏较多。
《宋诗纪事》有清乾隆原刊本、《万有文库》第二集本，《宋诗纪事补遗》有清末刊本。
今有：《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5、《随园诗话》
清代诗话，袁枚撰。袁枚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小仓山房集》。
作为“一代骚坛主”，袁枚总领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风靡乾嘉（1736一1820）诗坛，使沈德潜鼓吹的拟古“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歪风为之一扫，使清代诗坛别开生面。《随园诗话》正是袁枚为宣传其“性灵说”美学思想而编撰的著作。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
一、真情论。《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
二、个性论。《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诗话》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因此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既不推崇，亦不贬斥，指出“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诗话》又着重批判了从明七子到沈德潜的拟古“格调说”及宋诗派末流：“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
三、诗才论。“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诗话》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废弃学问，故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为此袁枚反对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批评“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基于主诗才与灵性，《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天籁最妙”即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为此尤其赞赏“劳人思妇，静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谣。但袁枚又不反对人功，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一、选诗标准较严。这主要表现为“诗”为“话”服务。袁枚明确指出：“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则必先有话而后有诗。”其标准是所选抒写性灵之佳作能印证其“性灵说”的理论。
二、入选诗作者面颇广。袁枚称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入选者既有诗坛高手，亦有无名小卒；既有公卿将军，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妇闺秀，亦有妓女歌姬；举凡三教九流，不问性别身份，只要诗佳皆可以诗存人。尤其应注意的是，袁枚对劳人思妇、村氓浅学、小贩工匠等下层劳动人民宛如“天籁”、极富性灵的创作尤加赞赏，甚至誉为“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从而摘录入《诗话》。
三、选录女子诗尤多。袁枚针对“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陋习，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余作《诗话》，录闺秀诗甚多。”其中既有其众多女弟子的诗，也有素昧平生的闺秀、寡妇，乃至无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诗话》曾选入时氏一家夫人、闺女、儿媳五人之诗，并誉之为“皆诗坛飞将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谓有胆有识。
四、入选诗作题材丰富。《诗话》中抒写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固然颇多，但亦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诗，诸如讽刺催租吏的《牛郎织女》，抨击封建礼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举八股文的《刺时文》等等，更应提及的是《诗话》搜集了明季爱国烈女的抗清事迹与遗诗，如记一江阴女子被清兵俘虏后，于赴江死前曾啮指血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义凛然，英气逼人。此外还选录不少情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反道学的意义。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随园诗话》中，他一再强调作诗要有独创，反对“宗盛唐”、“学七子”、“分唐宋”、“讲家数”，抨击了拟古倾向和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书中所称誉的，多是闲情逸致之作，也有一些不满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作品，这种取向体现了袁枚的思想和文学主张。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随园诗话》有：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本，稍后还有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的《批本随园诗话》，其批语多为对《诗话》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绍，间亦表示对《诗话》观点的看法等，虽文字粗疏，见解不高，但可资参考。此外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印《随园三十六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诗话》。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的由顾学颉先生校点的《随园诗话》上下两集本，此书据乾隆随园自刻本校订、标点排印，于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顾学颉先生又于文末附录了《批本随园诗话》中的批语及有关跋语、资料，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本子。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自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刊《随园三十种》本、1934年上海广益书局本等。
今有：《随园诗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自刻本为底本，参校清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刊《随园三十种》本；
56、《瓯北诗话》
清代诗话，16卷，赵翼撰。赵翼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瓯北诗集》。
《瓯北诗话》一书的写作，约于嘉庆二年（1797）开始，嘉庆六年（1801）秋天，赵翼曾将写好的唐、宋、金七家诗话给洪亮吉看，后者反对他以查慎行配作八家的写作计划；但赵翼没有接受洪亮吉的意见，反而添上了高启、吴伟业、查慎行三人，于嘉庆六年冬天完成十卷本《瓯北诗话》的写作；并于第二年夏天刊印。而全书十二卷的最后完成当在嘉庆九年（1804）。《瓯北诗话》前十卷选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10家诗，后两卷论及韦应物、杜牧等人及诗格、诗体、诗病诸问题。作者论诗主性灵反对荣古虐今，强调争新与独创，注重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评骘历代诗人诗作。书中对历史考证尤为着力，涉及对诗人及其环境、生平遭遇，书中史料的考订，对进一步研究历代诗人诗作有重要帮助。
卷一，对李白的评论：一李青莲自是仙灵降生。司马子微一见，即谓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一见，亦即呼为“谪仙人”。放还山后，陈留采访使李彦允为请于北海高天师授道箓。其神采必有迥异乎常人者。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若论其沉刻，则不如杜；雄鸷，亦不如韩。然以杜、韩与之比较，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二青莲一生本领，即在五十九首《古风》之第一首，开口便说《大雅》不作，骚人斯起，然词多哀怨，已非正声；至扬、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绮丽不足为法；迨有唐文运肇兴，而己适当其时，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于干载后上接《风》、《雅》。盖自信其才分之高，趋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三青莲集中古诗多，律诗少。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十首而已。盖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然有对偶处，仍自工丽；且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瓯北诗话》，嘉庆湛贻堂刻本。今有：《瓯北诗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瓯北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1983年初版。
57、《北江诗话》
清代诗话，洪亮吉撰。洪亮吉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洪北江诗文集》。
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洪亮吉称赞清代蜀中诗冠张问陶“之才为长安第一”、“张检讨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张问陶与洪亮吉并称“张洪”。
今有：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刘德权點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58、《养一斋诗话》
清代诗论，10卷，潘德舆。著者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一字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中举人第一名。道光十五年，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安徽候选，未赴。著有《养一斋集》，除《诗话》外，主要有《诗文集》26卷，《词》3卷，《札记》9卷。
《养一斋诗话》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共10卷，300余则，今存稿本《说诗牙慧》13卷，前有嘉庆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自序，说明《诗话》成书至少历时20余年。从辛未序看，大约最初只是作者学诗过程中读诗析艺的札记，随着作家思想的发展，才不断渗入变革诗风的意向，态度也日趋严肃。由于《诗话》形成历时较长，有各阶段痕迹，内容牵涉较广，非一端所可概括。
《养一斋诗话》明确树起“诗教”的旗帜，想以传统的儒家诗论扭转浮华诗风，使诗歌为封建政教服务。《诗话》提出“诗教”不能出“圣教”外，论诗首重诗人节操（卷一）。又提出“诗境不可出理外”（同前），对讥讽诗要求合于“诗人敦厚之教”（卷四）。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论诗的迂腐保守倾向。但《诗话》宣扬“诗教”时，提出“柔惠且直”的“性情”说，以杜甫的“临危莫爱身”为“直”，“穷年忧黎元”为“柔惠”，鼓吹“不畏强御，不侮鳏寡”（卷十）的精神；又推崇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中提出的诗歌主张（卷十），赞许他的乐府诗“讽谕痛切”（卷四），则表现了要求诗歌干政、反映现实的积极一面，是鸦片战争前后要求变革诗风适应现实需要的总趋势的反响。
《养一斋诗话》评论了从《诗经》以来至明未清初诗人约百余家，并涉及从钟嵘以来前人的重要论诗见解及论诗著作。评论的作家以唐人为最多，包括了历代的大家、名家，唯不及屈原，当是因其为骚体之故。评论内容包括品第高下，追溯源流，探究风格，赏析佳构，指摘疵病，也偶涉考订。评论所持标准与作者诗歌主张一致，无论对诗作或诗论，都取其内容关切政教、品操、艺术上宗尚自然浑成者。诗作方面，推尊《诗经》为最高典范，两汉以下最推崇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称为“诗圣”（卷三）。诗论方面，最推崇严羽《沧浪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最不满意袁枚《随园诗话》，斥为“佻纤”《养一斋诗话》“推原风雅，痛斥门户声气之习”（丁晏《潘君传》），对于宋以来诗歌宗派问题，诸如宗唐与宗宋、格调与神韵、性情与学问等，都主张折衷是非，取长补短，综其双美。
“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
第一：建立了以“诗品之人品”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更全面地阐述了人品决定诗品的道理。诗人作诗如不能做到“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而是过于计较个人得失，那么，就会出现这么一种结果：“搦管之先，只求胜人；多作之后，遂思传世。……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饾饤考古之制，穷工极巧，弥漫浩汗，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教！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渊明不知洁身植行，安命乐天，诗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於五伦，皆极肫挚动鬼神，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三家之中，人爱子建者希，盖古音之亡久矣。”
第二，其次，强调诗人本身素质、修养对诗歌品级格调的影响。《诗话》卷一说：“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学者诚知诗无可学，而日治其性情学问，则诗不学亦能之。（卷一）：“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诗人之性情矣。”
明人周致尧诗“卧听海潮吹地转，起看江月向人低”。曩极爱之，不知乃出孟襄阳“卧听海潮转，起视江月斜”，直剥全句，愈见原本之简而妙也。赵渭南以“残星几点”一联得名，愚按不知“杨柳风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飞”，清思雅音，寻讽不竭。杜荀鹤以“风暖鸟声碎”一联得名，愚按不知“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清艳入骨也。“风暖”二句，尤在“残星”二句下。诗之妙全以先天神运，不在後天迹象。如王龙标“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此诗前二句便全是笛声之神，不至“更吹羌笛”句矣。王摩诘“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咏雪之妙，全在上句“隔牖”五字，不言雪而全是雪声之神，不至“开门”句矣。太白“风吹柳花满店香”，起句便全是劝酒之神，不至“吴姬劝酒”句矣。卢纶“林暗草惊风”，起句便全是黑夜射虎之神，不至“将军夜引弓”句矣。大抵能诗者无不知此妙，低手遇题，乃写实迹，故极求清脱，而终欠浑成。
作者辑李杜诗为《作诗本经》时，曾写“总论二卷”。《诗话》刊行时附刻于后，名《李杜诗话》，分为3卷，计40则。其观点与《诗话》一致，对李白力破“诗仙”之说，着重论其大节合于圣学之处。于从□一事辨之尤详。其稿本今存，题为《作诗本经纲。
《养一斋诗话》今存稿本《说诗牙慧》13卷，前有嘉庆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自序领》。《养一斋诗话》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扫叶山房石印，刊印时间为道光丙申。今有：《养一斋诗话》中华书局2010年版；《养一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1983年版。
59、《昭昧詹言》
清代诗论，21卷，方东树撰。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慕卫武公耄而好学，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东树幼承家学，及长，学古文于姚鼐，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姚门四弟子”。二十二岁为诸生，屡试不第，遂弃举业，专意讲学著书。年四十后，不欲以诗文名世，专研义理，一宗朱子，著《汉学商兑》，以攻考据家之失。1840年前后游粤东，正值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方著《匡民正俗对》，陈禁烟之道。鸦片战争开始后又著《病榻罪言》，论御敌之策，惜皆不用。一生客游在外凡五十年，晚岁家居，终卒于祁门东山书院。著有《仪卫轩诗文集》十二卷，诗学批评《昭昧詹言》等。另有《待定录》、《未能录》、《一得拳膺录》等十余种汇成《方植之全集》。
《昭昧詹言》是清中叶少见的学者论诗专著，使其声名远播。这是方氏晚年之作，成书于道光已亥（1839）年间，共二十一卷。以卷一“通论五古”，卷一一“通论七古”，卷一四“通论七律”为总纲，其他各卷按诗体分类。所评的诗人和作品，主要依据王士祯《古诗选》和姚鼐《今体诗选》所收作品，侧重艺术技巧方面评述，将“总论”、“通论”的理论纲领具体化。
《昭昧詹言》论诗既坚持儒家传统，又加以充实发挥，如把“诗教”原则置于首位，但在强调政治教化作用外，又要求“言之有物”，以取得诗之“为用”的目的。还要求注意艺术感染力，收到“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的效果。至于如何做到“言之有物”，《昭昧詹言》提出一个“满”字，要求“意满、情满、景满”，再辅之一个“诚”字，因为“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实际上是发挥桐城派理论，以文法论诗法。在“求真”的精神、“深思”的工夫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美学主张和古文批评方法，如《总论七古》：
诗莫难于七古……杜公、太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二千年来，只此二人。其次，则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绝传，七言古诗遂无大宗。
《昭昧詹言》的另一个成就是改造了古典诗学长期以来的“诗话”批评范式，注重研究诗歌的表达技巧。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中国古典诗学批评较为重“神”轻“形”，重“意”轻“象”，重“道”轻“技”。在“虚实相生”面前，批评家们更多的是去追虚捕微，追求形而上的神韵、意境。《昭昧詹言》则更多注意一些形而下的诸种表达技巧，运用“桐城文法”去深入挖掘诗歌的结构规律，如“诗题”一类，就总结出“序题”、“点题”、“还题”、“收题”、“顾题”、“入题”、“叙题”、“倒点题柄”、“作势拍题”、“不略题字，不出题外”、“著笔题外，正得题中”等二十多种表达技巧。
诗论精到，今日文学史诸本，多从此说，如：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
建安之作，全是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犹在诸公之下。
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
《昭昧詹言》《昭昧詹言》初刻于光绪年间。为光绪十七年（1891）重《仪卫轩全集》本，刻。此后安徽官纸印刷局本，武强贺氏刊本等续有增益。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即据贺本，并将北京图书馆所藏正10卷、续10卷的抄本，或摘要附录，或作校记附注于各条之下，最为完备。
今有：《昭昧詹言》汪绍楹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以武强贺氏刊本为底本，北京图书馆所藏正10卷、续10卷的抄本参校并摘要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明诗纪事》
诗话集。清末陈田编。陈田（1849～1921），字松山，号黔灵山樵，贵阳（今属贵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举进士，授编修。光绪二十五年任御史，为谏官14年，曾劾奏过袁世凯等。清亡後以遗老身份留居北京。家贫，借住僧寺中。生平喜研究明代文史，主要著作《明诗纪事》自光绪九年（1883）开始编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稿完成。前後歷17年。录诗4000馀家，按天干数分为十籤。自甲至辛8籤，略依时代为次。甲籤30卷，录明初洪武年间诸家诗。乙籤22卷，录建文至景泰间诸家诗，以建文殉节诸人为首。丙籤12卷，丁籤17卷，录天顺至弘治、正德各朝诗。戊籤22卷，录前七子之後、後七子之前诸家诗。已籤20卷，录嘉靖间诗。庚籤30卷，录万历间诗。辛籤34卷，录天启、崇祯两朝诗，而特重抗清义烈与入清遗民。此书虽以纪事为名，实以录诗为主，无事可纪者亦广为甄录。纪事先录史传，次引诗评，常殿以陈氏评语，或竟以陈氏自己概括的史传评语代之。每籤前各有小序一篇，概述当代诗史，撮要评骘入选大家与一代诗风。贯串起来即是一部明代诗史大纲。清代雍乾间，文网严密，明本文集皆属禁毁之列，故诸家选本於天崇以後，皆付阙如。故陈田特重明末诸家，有意补《明诗综》阙漏，对明清之际忠节遗逸诸家收入较多，而且将他们冠於天启、崇祯诸家之前，表彰之意甚明。乙籤多录建文殉节诸家，尤具特色。
《明诗纪事》甲至辛8籤，於光绪二十五年至宣统元年连续由陈氏听诗斋自刊，共187卷。後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排印本。壬、癸二籤未刊。
61、《小沧浪诗话》
晚清诗话，四卷，作者张燮承，字师箔，安徽含山县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小沧浪诗话》、《写心偶存》/《杜诗百篇》等。《小沧浪诗话》是一部历代诗话集，存于《张师箔著述》中。其撰写动机，正如张氏在集中所述：咸丰元年春，他应人之聘，从南京到苏州，“权课小沧浪馆中，课余检架上书，得说诗百数十种，有先得我心者，随读随录，遂亦裒然成轶，不忍弃去，编而存之，即题曰《小沧浪诗话》。”此体例与魏庆之《诗人玉屑》前十一卷大致相似，沿袭影响，历历可见。均着眼于诗教、诗体、诗艺、诗格和诗学宗旨、诗体渊源等各种诗学原理。全书分类辑录，上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下迄洪亮吉《北江诗话》，共计50多种历代诗话之作中的有关内容，分成“诗教”、“性情”、“辨体”、“古诗”、“律诗”、“绝句”（以上卷一）、“乐府”、“咏物”、“论古”（以上卷二）、“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韵”、“用事”、“下字”、“辞意”（以上卷三）、“指疵”、“发微”（以上卷四）等十九目，不考本事，不标佳句，“溯源穷流，分门别类，严其去取，多所发明”。旨在“述而不作”、“寓作于述”，其中稍加评议，亦切中要旨，故人们曾誉称其为“《诗人玉屑》之亚”。其诗学主张，主要是王士祯“神韵”说一派。格守诗主“性情”的观点并以儒家“诗教”为核心，贯穿于整部著作之中。如开头的“诗教”中，首先选录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有关“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论点，称赞白居易“公之为诗，自有事在，非徒嘲风雪，弄花草已也”。对于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之类，又依据“诗教”，指责其“惟其近体入颓唐，不可轻学耳”。并据此指出白居易理论与创作之间的矛盾，推崇“辞淳气平”的古淡风格，提倡婉而深，反对直而浅。诗话据此批评韩愈搜求故事，排比对偶，出于勉强，直而浅；王维诗则委婉含蓄、诗意浑厚、婉而深。并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行宫》为例，指出长短皆宜，以深厚为最佳境界。追求“离形得似，象外传神”的意象构造论，张燮承正是以此为诗歌鉴赏的审美导向，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
李义山《李花》云：“自明无月夜，谈笑欲风天。”《蝉》云：“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僧齐己《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潘逍遥《落叶》云：“几番经风雨，一半是秋箱。”高季迪《归鸦》云：“荒村流水远，古戍淡烟徽。”是皆能离形得似，象外传神。赋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
62、《习近斋诗话》
晚清诗话，八卷，续编二卷，方廷楷撰。方廷楷字瘦坡，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人。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七年辛丑（1909）两入县试。曾加入南社，与柳亚子、孙斋、冯春航、胡寄尘、陈梦坡等著名文人均有交往或唱和。方氏家族在太平很有名望，叔祖方云槎“明经之焕，通经史，工诗”，“族伯蕴山，品学兼优，咸丰元年，诏征贤良方正……生平最喜吟咏，著有《黄山纪游》一卷。”方参加辛丑岁试，受知于县令张焕桢。著有《香痕奁影录》、《习静斋诗话》、《习静斋词话》、《论诗绝句百首》等。
《习静斋诗话》八卷，续编二卷，为评点式，并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清代诗坛，诗作流派纷呈，诗论也流派纷呈，如王士祯标举“神韵说”，沈德潜标榜“格调说”，袁枚倡“性灵说”，方廷楷于《习静斋诗话》，兼采各家诗说，又有自己的重心。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开篇即以“于世教有裨”作为宣言，以“人不得目诗篇为小道”作为强调。《习静斋诗话》针对晚清诗坛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颓风炽盛，提出“作诗一道，宜多读古人诗，而又不可拘泥于古人诗”，但对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等人所发动的“诗界革命”，也持有不同看法。在诗话第二首中他批评梁启超作诗，动辄引用西方地名和新词语以示其新：“故今日不作诗则己，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认为诗有无新意，在于对古人“拘泥”与“不拘泥”，而不在于“词语”的新旧。方廷楷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有寄慨”。他在《诗话》里直接提倡和间接评述“有寄慨”、“有寄托”的不下数十则。在“贵有寄慨”的论诗标准下，他非常看重那些“忧时”、“爱国”之篇。陈玉澍写了感事诗二十八章，方廷楷读后，不惜篇幅，将这洋洋二十八章悉数录入《习静斋诗话》，并满含感情地评论：
盐城陈惕庵孝廉玉澍，王可庄先生所拔士也。博学工诗，热诚爱国。怀一肚皮忠愤，往往发之于诗。尝作《甲午乙未感事》诗二十八章，可泣可歌，不愧诗史，亟录入诗话。
63、《饮冰室诗话》
近代诗话，梁启超撰。梁启超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饮冰室文集》。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初至1907年冬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于横滨，共出96期。《饮冰室诗话》即连载于该刊第4～95期，偶有间断，计204条。后编订成书，仅辑录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后两年尚有15期，连载30条，皆未辑入。《饮冰室诗话》通行本共174条，其第一条叙述写作缘起说：“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钜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所谓师友“昵者”，主要指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等人，他们都是“诗界革命”的主将。此书主要内容就是评介他们的名篇名句，总结“诗界革命”，发表著者的诗歌理论和见解。
《饮冰室诗话》论诗，首重“新意境”。著者从改良主义立场出发，非常厌恶“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最倾倒”黄遵宪“意境无一袭前贤”，热烈赞扬他“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并在书中采摘黄遵宪许多名篇名句。这种以黄遵宪诗歌为代表的“新意境”，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其“诗料”。《饮冰室诗话》中公开表明：“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已称赞黄遵宪《今别离》等诗“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说诗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认为黄遵宪《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有“石破天惊”之感，“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高度评价黄遵宪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东西半球之昼夜相反的《今别离》4章。其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标榜。《新民丛报》来稿中有“感种族之将烬，代一棒于当头”的《灭种吟》12章，以《悲恐龙》为首，“熔铸进化学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饮冰室诗话》“具录之”，称赞说：“真诗界革命之雄也。”对于黄遵宪未收入《人境庐诗草》的组诗《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梁启超更是“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不但“录全文”，而且还说：“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说：“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
《饮冰室诗话》所提出的这些诗歌主张，和黄遵宪等人的诗歌主张呼应配合，从理论上解决了古代旧体诗在封建社会解体以后，如何为新时代和新兴资产阶级服务问题。这些理论的出现，既与列强的侵略给诗坛带来新的刺激有密切关系，又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为其阶级基础的。由于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书论诗，往往把改良主义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色彩：不但对“新诗”的评介有夸张之嫌，降低了艺术标准，而且对意境的要求也很狭隘，如说《孔雀东南飞》“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
上海书局清宣统2年（1910）。石印本，广智书局重编本《饮冰室文集》（1905）。
今有：《饮冰室诗话》舒芜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1年版；《饮冰室诗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饮冰室诗话》中华书局1936年版。
64、《石遗室诗话》
近代诗论著作，32卷。陈衍编撰。陈衍（1856～1937）近代诗人。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在京城，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与沈曾植相识。二十八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清亡后，在南北各大学讲授，编修《福建通志》，最后寓居苏州，与章炳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著有《石遗室丛书》，收书18种，116卷，其中除辑录校补者8种外，自著10种，包括《石遗室文集》12卷，《石遗室诗集》6卷，《石遗室诗集补遗》1卷，《说文举列》7卷，《朱丝词》2卷等。有家刻本。《丛书》外，又有《石遗室诗话》32卷、《续编》6卷，《辽诗纪事》12卷、《金诗纪事》16卷、《元诗纪事》24卷，都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石遗室论文》5卷、《史汉文学研究法》1册，都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排印本。又选有《近代诗钞》24册，《宋诗精华录》4卷，皆为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陈衍写诗话，主要是树立同光体旗帜。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和同光体诗人沈曾植、郑孝胥同客武昌时，经常论诗，曾植要他“记所言为诗话”，但他没有动笔。1912年，客居北京，梁启超编《庸言杂志》，约他每月写诗话1卷。到1914年《庸言》停刊，诗话仅发表13卷，坊间据以石印流传。次年，李宣龚约他为《东方杂志》续写诗话，也是月写1卷，至18卷而止。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32卷本，是他删改合并旧稿且续增新稿而成。以后，他又续写，一小部分曾发表于《青鹤杂志》。1935年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为刊行《续编》6卷，流布未广。
这部诗话记载了同光体诗派的来由及武昌说诗、涛园说诗等活动；提出了陈衍诗论的观点和主张，如强调学古要“体会渊微”，“作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反对“甚嚣尘上之不可以娱独坐”，标举光绪十二年（1886）在京时，与郑孝胥标榜“同光体”。他提倡“三元”之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他认为这是古近体诗的三个演变阶段，第一个高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第二个高峰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第三个高峰在宋哲宗元□年间。而继承“三元”的就是清代同治、光绪间的“同光体”，也即他所倡导的诗风。他自己作诗，着重在学习王安石、杨万里的曲折用笔，骨力清健，与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风格都不同。他一生宣扬“同光体”成就，对近代旧诗坛，发生过广泛影响认为“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区分道光以来宋诗流派的两种风格趋向；阐述了前人的诗歌理论，如论梅尧臣、姜夔、严羽、方回、钟惺、谭元春、宋大樽等的诗论；评述了前人注诗的得失，如论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陈沆《诗比兴笺》等；也论述了他关于写诗艺术的各种见解，如论谢（灵运）、杜（甫）、柳（宗元）诗的制题，论结构，论历代写景佳句，论杜（甫）、韩（愈）七绝特色，论宋人绝句等；对古代到道光、咸丰以前诗人，有许多专评，如其中大量评论杜甫、陆游诗，又如王安石、钟惺、谭元春、王士祯、宋湘、钱载、王又曾、程恩泽、陈沆、郑珍以及闽诗的前辈作家，各占有一定的篇幅。但这部诗话的主要特点在论同时代诗人，重点在同光体诗派的各重要作家，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袁昶、林旭、陈书、陈宝琛、叶大庄、沈瑜庆、何振岱、俞明震、陈曾寿、夏敬观、李宣龚、胡朝梁等，评介很详。此外各派代表作家，如王闿运、李慈铭、张之洞、张佩纶、易顺鼎、樊增祥、李希圣、曹元忠、冒广生、宝廷、梁鼎芬、赵熙以及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评论到。书中阐说主要着重在艺术方面，但也有涉及政治内容的，如林寿图的《忆昔行》、《高将军歌》、《馈粮叹》，吴观礼的《冢妇篇》、《小姑叹》、《天孙机》、《邻家女》，沈瑜庆《怀军门朱洪章》，黄遵宪感时的律诗等，都属于诗史性质的作品。论诗以外，还有一部分论词的。《续编》补充论述了前编所未提出的古代诗论钟嵘《诗品》，近代重要作家，如金天翮、许承尧、杨圻、靳志等以及其他作家作品。
《石遗室诗话》是空前的大型诗话，在近代旧体诗的复古流派方面，起有一定作用，它代表了同光体诗人的意见，为近代诗歌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
今有：《石遗室诗话》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石遗室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5、《元诗纪事》
元代诗歌及本事汇编。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他在《元诗纪事序》中说：“纪事之体，当搜罗一代诗作散见于笔记小说各书者，不宜复收寻常无事之诗。”全帙45卷，资料丰富，所收有事可记的诗近千首《纪事》於每一诗人名下，注明生平和著作，元代一些重要诗人的事迹，大都蒐罗在这部书中。对有些诗的真伪还加以考证，如指出元文宗图帖睦尔《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被人窜改十数字，改题明太祖朱元璋诗，又指出诗中“两三条电欲为雨，四五个星犹在天”，是抄取五代卢延逊《山寺》诗。末一卷是元代歌谣，编者所能见到的尽皆收入。它是一部对研究元诗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元代自公元一二三四年灭金统一北方，至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登基的一百多年中，诗人们上继辽、金、南宋，下启明，清二代，诗风多样，蹊径各别，或模拟盛、晚唐，或步武两宋，虽时有柔弱纤细之病，亦不乏清佳瑰奇之章，出现了耶律楚材、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傅与砺、杨维桢等一大批较有影响的作家。其诗人辈出，作品繁盛的情况，在顾嗣立元诗选中已可见大概，从陈衍元诗纪事中亦可窥一斑。
元诗纪事编纂于清末。陈衍有感於唐、宋、金诗皆有纪事，而元诗独无，故有是举。他鉴于宋诗纪事旨在以人存诗，重於网罗散失；而顾嗣立元诗选家数已粲然大备，因此以从笔记小说中钩辑有本事可徵之诗为归依，使之与纪事之体相符。收书范围，他在初刻本凡例中说：“采书以明代为限，其间及本朝者，必本事考据所在，其泛泛评品，概所不登。”本书初编结集时仅二十四卷，初刊叙云：“惟见闻弇陋，挂漏定复不少，异时续有所得，当更为补遗继出焉。”故初刊问世後，陈衍仍继续广为蒐集，至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重新编定为四十五卷即现通行所见之本。新编本在收集体制上较初编有所调整，如初编所引句、联，新编本往往改录全首。新编本除歌谣外，收作家（包括无名子及仙鬼）八百馀名，较初编本增二百馀名；所征引书籍近四百种。引条除月泉吟社诗、大雅集、诗薮、西湖竹枝集等书所载为因人存诗，或纯系评论之言而外，馀多为有事之诗。这些资料不仅反映了元代诗歌繁盛情况，且广涉元代史实、典章制度、传闻异事、风俗民情等，足资参考。
版本主要有二种，即石遗室刻本及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前者为初编二十四卷本。後者为四十五卷本，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大字本，十二册，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五年曾再版；又有小字本，收入国学基本丛书及万有文库。石遗室刻本与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目多寡悬殊，石遗室本所收，商务本均全录；而商务印书馆所印各本则同出一源，
今有：《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辽诗纪事》
辽代诗歌及本事汇编。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辽诗纪事》是他继《元诗纪事》之作，体例也基本相同。《辽诗纪事》凡12卷，除收录辽代有本事的诗歌外，又附以西夏、高丽两国之作。此书对于《辽文存》、《辽文萃》等书的某些失误有所订正。
今有：《辽诗纪事》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67、《金诗纪事》
金代诗评汇编。近人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清代康熙年间编定《全金诗》时，已有《金诗纪事》一书，其后无传，陈衍乃于1936年辑成此书。
陈衍认为元好问编选《中州集》，其中写景咏物之作居多，当时在世作者又不得入选，因此金末作者遗漏尚多，因而此书不收“寻常无事之诗”（陈衍《〈元诗纪事〉叙》），并注意录入《中州集》遗漏的作家。全书16卷，涉及金代180余人的“有事之诗”，以及无名氏的作品，杂歌、谣谚、谶语等。不过，由于陈衍编纂《金诗纪事》晚于《元诗纪事》，所以金人下接元代而已入《元诗纪事》者便不再重出。但重要诗人如元好问，虽已辑入《元诗纪事》“遗老”门，仍见于《金诗纪事》。
陈衍《金诗纪事》问世以后，并未引起重视。今天看来，此书虽然采取了传统的诗纪事形式，但是由于旁征博引，汇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因而对了解和研究金代诗歌有所帮助。书中亦间有疏误之处。
近有商务印书馆1936年排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