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之间

　　自古有“名”“实”之辩。名和实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自身，犹有覃思深虑的必要。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名实，不是西方哲学史上唯名论和唯实论对立争论的内容，也不全是逻辑学上的名实。我仅仅把它放在现实生活里，作为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针对社会现象和个人修养来理解和把握。

　　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实在先，名在后，或者说实为主，名为宾，这是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我们看到太多的有名无实，或者有实无名的情况，都是名和实在关系上的错位。老子和庄子历来厌弃名，他们对儒家提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也鄙夷不已，主张要废仁弃义。庄子在《胠箧》里打了一个浅显却精当的比方：一般人为防窃贼，把箱子上锁牢固，把袋子束扎结实，这只不过防一般小偷罢了，等到真正的大盗一来，抢劫掳掠，扛麻袋背箱子的时候，唯恐箱子上的锁不牢固，袋子打的结不稳紧了。圣人治国，宗庙之器，祖宗之法，提倡仁义道德，一切的有为政治，都像前边给箱子袋子上锁上钥的人，只是便宜了这些真正的大盗。老子和庄子在政治上讲求清净无为，所以容易有这种极端的论调。但是我们若结合名实的关系来看，便很容易明白庄子的意旨所在。他不过是认为名是容易被盗用的。名的提出和宣传，更容易滋生大盗，造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

　　其实孔子在名实的关系上也早就深有认识，觉得那时候礼崩乐坏、天下混乱，究其原由，也是名和实之间的关系错位导致，因此他在政治上主张“正名”，他告诫统治者“子帅以正，其孰敢不正”。所以“八佾舞于庭”，他才那样激愤，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做司寇时第一件事，就是诛了少正卯，做的也无不是溯本清源“正名”的事业。孔子对待名实的态度，也让他养成了一种务实的作风。他反对“巧言令色”，觉得君子在个人修养和行事风格上，要有一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倾向，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另一方面，他也极清醒的意识到，名是最容易被混淆盗用的，因而他“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贬斥“乡愿”，拨乱反正，都为要杜绝这种似是而非的现象出现。

　　《论语·阳货》一章里记录弟子子贡在祭祀时要撤掉“告朔之饩羊”的时候，孔子深情慨叹地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透露出他在那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底下对无实之名的留恋。这种名存实亡的现象，不独见于古代政治。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政治上宣传的理念，到最后往往容易流于形式空洞的口号。这种口号的现实作用，像孔子的那句慨叹一样贫乏无力。古人在名实关系上的态度，对于现代的执政者来说，是很该鉴戒却不易把握的。

　　显然，这种不易把握，也同样体现在个体道德、事功、艺术和学问的追求上。在这些个体的问题上，成语“实至名归”很能够一语中的地道出这其中的关系。“名”对于“实”在时间上的不同一性或者说落后性，让人们在这一系列问题里，极容易陷入矛盾。韩愈说：“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又说“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更透露出这种名实和毁誉之间的淆乱。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现象迭起不衰，在于人自身很容易走入爱慕虚名的歧路，造成名和实的割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割裂，在自身修养的过程里，有可能不易察觉。孟子在论说如何养那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时，描述的那个揠苗助长的宋人，就是一种逾阶越等的名实割裂，结果“不独无益，而又害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实之间，盖有微者存矣。